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三 史

政治史一般被理解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无疑开创了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他用关陇集团的形成和演变来说明北朝隋唐的政治纷争，认为西魏北周迄于隋唐，统治集团的核心都是宇文泰入关后形成的关陇贵族。这种用地域分野解释党派斗争的观点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六十年代曾经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开展过关于唐初政权性质的争论，其中有人用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来分析问题。文革后一般都用士庶之争来解释唐初至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但是黄永年认为，无论用地域差别，还是用士庶分野来解释唐朝的党派矛盾都是求之过深。黄永年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陈寅恪建立的唐代政治斗争系统几乎逐一做了翻案文章。黄永年讲得很直白，西魏北周时期，其统治区域的核心是关陇地区，统治集团的人当然只有关陇人，也只能执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但是北周灭齐，隋朝灭陈后，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死守关陇人的旧框框。根据他对“太原元谋功臣”和“功臣实封”名单的分析，认为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等在用人上没有关陇或山东的殄域之见。（《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

人物始终是政治史研究的热门。目前、隋高祖、炀帝、唐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都有传记出版，而且大多数人的传记还不只一种。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对于杨坚的开皇政治和统一事业作了充分肯定。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认为杨广是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试图描述一个精力充沛、改革勤政的政治家形象。牛志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充分肯定了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的功绩，纠正了史书中美化袒护李世民的偏颇。袁英光、王界云著《唐太宗传》、《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1987）；赵克尧、许道勋合著的《唐太宗传》、《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1993）都以文笔流畅、取材精审、评论允当而受好评。胡如雷著《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及有关对唐太宗的局限性与贞观之治的背景条件也注意加以分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唐帝列传”（少数二帝合传）。这些传记试图以帝王的一生来展示一个时代的重大历史活动，虽各有所长，但是总体说来，学术含量欠足。

唐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对武则天的评价最为复杂。陈寅恪《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1）提出武则天代表山东集团的观点，胡如雷《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历史研究》1955-1）不同意用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矛盾解释当时的政治斗争，认为武则天实际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集团的利益。这个看法得到吴泽等的响应。六十年代初经过郭沫若用戏剧的形式为武则天翻案，武则天的正面形象终于占了主导地位。武则天研究甚至在“文革”中成为“影射史学”的一部分。因此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就有熊德基《武则天的真面目》（《社会战线》1978创刊号）等全面否定武则天的文章出现。此后，关于武则天的论文、传记和讨论会都有很多，绝大部分论著都象胡戟的《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一样，肯定了武则天时期的成绩，也指出了她的酷吏政治的残酷性。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1）纠正了他原来认为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或庶民地主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并没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她对上层集团严刑重罚，对下层民众基本实行“无为”政治，即所谓“上法下道”。

近年出版的《薛仁贵》（黄约瑟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李光弼》（马驰著，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是两位杰出军事家的传记。《薛仁贵》澄清了关于传主的一些粉饰和迷雾，力图通过薛仁贵的事迹展现唐代前期军事外交的历史。《李光弼》通过描述一个有契丹血统的蕃将的身世与战功，再现了中唐平定内乱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并且从“光弼现象”分析了唐代蕃人汉化的基本历史特征。田居俭《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笔调叙述了南唐李煜作为绝代才子和薄命君王的一生。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从盛世走向了衰弱。关于这次事变的原因，陈寅恪曾经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大量的蕃胡内附，安禄山等人成为胡族的首领，种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战乱的发生和割据局面的形成。五十年代以来，大多数著作都从民族压迫、阶级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边疆节度使权力的过重来进行探讨。西方汉学家蒲立本早就论述了安禄山的粟特人血统，最近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通过仔细分析各种记载，确认安禄山及其亲密从属有祆教的宗教信仰，安禄山以祆教的“光明之神”自居，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唐代藩镇曾经被看作是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大部分藩镇在大部分时间对中央的态度是恭顺的，跋扈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出版社，1987）进一步把藩镇划分为不同类型，这些类型根据其功能和地域特点分别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王援朝提出藩镇的类型应该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参见刘建伟《唐代武宁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分册）；于式《唐宣武镇始末》（《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研究了唐朝末年地方动乱的新特征，即动乱的主体力量由以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在明显增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他的《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2000）研究了黄巢起义后方镇的四种形态。

牛李党争与宦官专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等论著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党（以李德裕为首）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的看法，实际上是对陈寅恪观点的进一步引申。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6）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牛李两党阵营，认为在公卿显官集团、豪强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中，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此文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力图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党争的研究思路。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仔细考辨牛李党争中的人和事，认为李德裕父子并未结党，并且把牛李之争定性为“朋党乱政和李德裕反朋党的斗争”，可以说是岑仲勉观点的引申与完善。傅璇宗《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也是研究牛李之争的重要著作。最近丁鼎发表《牛僧孺年谱》（辽海出版社，1997）及有关论文，主张为牛僧孺辩误，认为李德裕也结党。与周建国扬李抑牛的观点不同（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唐研究》4，1998；及对《牛僧孺年谱》的书评，《唐研究》6，2000）。

关于宦官。王寿南（台）《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概述了宦官内侍省的组织以及宦官权势的演变，分析了宦官获得和维持权势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81-2）考察了唐代宦官监军的组织与职能及其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影响。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勾勒了唐代中叶以后15个主要由宦官担任的内廷使职的职掌。牛志平《唐代宦官年表》（《唐史论丛》2，1987）表列神策中尉和枢密使与地方监军人选，资料尚可增补。葛承雍《重评高力士》（《人文杂志》1984-1）试图客观地评价高在玄宗朝政局中的积极作用。杜文玉《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4，1998）以1983年出土碑文为线索，对高力士的家世作了考索。唐代中后期政治史研究中还有“永贞革新”问题，“甘露之变”问题，大多与宦官擅权问题有关。

农民战争。李斌城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人民出版社，1981）概述了这个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的情况。该书与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张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都可以看做是50、60年代以来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性成果。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注意分析战争前的阶级状况和战争后的社会变动，力求避免就事论事的描述。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则致力于考证起义过程的一些细节。诸葛计试图从军事学上探讨唐末农民战争的战略问题。

五代的政治史近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发表。郑学檬《关于石敬塘评价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1）认为割让燕云十六州是国内民族间的疆界问题，不能视为卖国。谭其骧、孙祚民等对此提出了反驳。这种争论的关键不是史实问题，而是基本的历史理论问题。对于论者一向垢病的冯道历仕唐、晋、汉、周四朝的“气节”问题，也有论文指出他有为官清廉的一面，他成为不倒翁与割据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特点有关。任爽《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及有关论文分析了南唐党争的地域特征，认为不同地域集团（包括土著和侨寓的分野）围绕各种利益在政治和方针上都表现出了对立与斗争。关于周世宗，学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他改革的成绩和为统一所做的贡献。
四 制度史

关于政治制度史的研究，30、40年代的主要成绩是资料疏释和整理，代表性作品有吴廷燮《唐代藩镇年表》以及岑仲勉对郎官石柱题名、御史台精舍碑、翰林壁记等的考证文字。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主要从文化史的意义讨论隋唐礼乐刑政主要源于南朝的梁陈和北朝的魏齐（其中包括中原文化在永嘉之乱后移存凉州者），而不是一般所想象的西魏北周。70年代以前出版的力作则有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56）、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出版社，1957）、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严耕望对唐代尚书省及其职权的研究、陈仲安《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武汉大学学报》，1963第1期年）都有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大陆没有通论性的政治制度史著作，地区出版的若干部政制史，总体水平都不高。
70年代末叶以来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职官、军事、等方面都有一些高水平的论著发表。就总体情况而言，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制度史的历史学研究，也就是说，主要把政治制度史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学而不是政治学的课题来进行描述和考释。这在职官制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对唐代官制的一些基本内容做了简明的概述，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分中央官制、地方官制、选举制度、俸禄制度四章，主要是梳理了迄今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使职差遣、九品中正制度等问题也做了较深入的探究。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指出唐代中央有皇帝御前决策、政事堂宰相会议决策等不同层次的决策形式和运行机制。王素《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论述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在魏晋南北朝的酝酿、隋代建立、唐初成熟和唐五代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3，1997）对三省体制作出了新的探讨。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研究了从三省制到翰林学士、枢密使和中书门下组成的新的中枢决策体制的变化。雷家骥《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试图从行政学的角度，探讨隋朝及唐初人事结构、权力运作及其与政治演进的关系。赵永乐的两本集对唐五代宋初变革时期的内廷机构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1994）

前已提及的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从官制方面看主要研究了尚书都省和财务系统对文书的勾稽检核工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胡沧泽《唐代御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全面论述了御史台及其属官的监察职能，并且列表揭出了大夫、中丞和三院御史的任职人员与年代。李锦绣《唐代直官制》、《唐代的视品官制》、《唐代的勒留官》、《唐代“散试官”考》所探讨的都是过去治官制者比较忽略的一些问题，反映了作者的敏锐和读书的细致（《唐代制度史略论稿》，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唐研究》5，1999)梳理了都事、录事、主书、令史、书令史、府、史等胥吏的结构体系，颇有新意。

科举与选官制度。科举制度起于隋，还是始于唐？一般的论著都说起于隋。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历史研究》1983-2）提出进士科创始于唐，引起一些商榷（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均见《历史研究》1984-6）。但是最近仍然有人认为，从科举制度的特征看，应该起源于唐代（王丽君《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及其起源标志探究》，《河南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8年第6期）。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在考证制度基本内容的同时，对科举制度的运作作了精湛的论述。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在详细介绍隋代及唐代贡举及武举制度的同时，还用专章讨论唐贡举制度对儒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对韩国和日本的影响。翁俊雄《唐代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1）试图揭示唐代科举科目、内容、生源、风气与授官情况在前后期的演变。大多数论著都肯定科举制度在选拔优秀人才、冲破门阀制度上具有积极作用，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1989-4）则分析了盛唐知识阶层因为科举而与统治集团同流合污，丧失了独立的批判能力，为专制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任士英《唐代流外官研究》（上下篇分别刊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对流外官的设置与铨选初步作出了系统的钩稽。对散官问题人们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宁欣的《唐代选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刘后滨书评《唐研究》第3卷， 1997）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少数有价值的专著之一。 军事制度与军事史。唐长孺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地区的军事问题。（《唐代差兵文书跋》，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唐先天二年军事文书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并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参见张国刚的书评（《唐研究》第一卷，1995）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于唐代前期战争动员状态下的军队及其集兵、作战制度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最近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所出躺带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虽然主要是对文书的考释，但是涉及关于府兵、兵募、健儿等兵制的一些细节，颇见功力。王永兴的论文集《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主要研究了河西、北庭、安西、朔方等节度使的军镇设置，对出土文书中涉及军制的内容也进行了疏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对唐代军事警报系统——烽堠的研究系统而详尽。张国刚《唐代政治制度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府兵、兵募、健儿、防丁等兵员的研究以及对北衙六军、神策军、藩镇军队体制及其出征制度的探讨。王援朝对于唐代兵器和兵法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多卷本《中国军事通史》的隋、唐、五代部分占有四卷，不仅比八十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史》篇幅要大，而且其按照断代分卷的方法与后者按专题内容（如兵器卷、兵制卷）分卷的方法也不同。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视野比较开阔，不仅讨论了马政，还广泛地论述了马政与边防、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卢向前、王冀青则利用出土文书研究了通讯用马的问题《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法律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对隋律制订的背景、内容和阶级本质、历史地位进行了专门探讨。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唐律的制作年代、社会基础和阶级本质以及唐律的渊源与内容等。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也部分地论及隋唐的法律问题。它们与程树德早年的《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一样，都是典型的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上篇主要研究唐律的立法原则，下篇探讨《唐律疏议》中规定的犯罪种类和诉讼程序，是典型的法律学研究方式。台湾的戴炎辉六十年代在《法学丛刊》、《法律评论》等各种杂志上发表20来篇论述唐代各种法律和刑罚的文章，并出版了《唐律通论》（台北，正中书局，1964）、《唐律各论》（台北，三民书店，1965）。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王立民、钱李群等在《法学研究》、《法学》、《比较法研究》等专业法学刊物和学报上也发表许多从法学角度研究唐代法律的论文，出版了《唐律新探》（王立民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李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唐代行政法律研究》（钱李群、艾永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与历史学家主要擅长和史实的考订与说明不同，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力图运用法学概念和范畴去梳理古代法制史内容。关于治安、贪污、自首、狱政以及审判监督机制、刑讯责任制度、刑事起诉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立法、商事立法、市场立法等专门的法律问题，近年也都有论文发表。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是其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性成果。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五 社会史

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历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陈鹏等就发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论著。5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论著是凤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东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会史》（山西出版社，1997）是此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社会结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第一章“阶级”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国磐的长篇《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贱民等级的情况做了一般论述。张泽咸的专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参见刘健明书评，刊《唐研究》第4卷，1998）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他对衣冠户、寄庄户、客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用以分析乡村社会构成具有新意。

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以对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症结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说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遗存，那么他们势力在总体上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过科举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得官途径已不同于前。如果把唐太宗修《氏族志》和唐高宗、武后修《姓氏录》中的人物都算做唐代的士族，那么对于唐代士族的内涵、特征及其政治势力当然会有另外的估计。目前还没有详尽全面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但毛汉光的系列论文及《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不仅从总体上讨论中国家族和士族的演变，而且对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大族著房问题和瑯琊王氏、兰陵萧氏、吴郡陆氏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宋德熹对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家族、卢建荣对彭城刘氏家族进行了探讨。最近大陆学者也陆续发表了对赵郡李氏、河东裴氏和北方张氏（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城南杜氏（濮阳房）等著名家族的研究论文（王力平《中古濮阳杜氏家族的变迁》，《中国社会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这些个案研究无疑将深化人们对隋唐时代士族的认识。王晓丽《唐五代拟制血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第一次对唐五代时期拟制的血亲关系做了系统的讨论。

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也受到关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列举了二百余士人在山林寺院读书的事例（主要是中唐以后）。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2）、任爽《唐代隐士流变略论》（《学习与探索》1991-6）、齐涛《唐代隐士略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1）论述了唐代隐士行为模式的多元发展。王永平、郑学檬、魏良弢分别研究了隋、唐和五代时期江南的士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沉浮》，《历史研究》1995-1；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魏良弢《南唐士人》，《江苏社会》1995-5）

关于劳动者。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关于乡村次户、下户、自耕农、佃农和客户的论述仍然是我国学者最系统讨论农民的成果。张泽咸理解客户除了客籍户外，还有地主官僚的寄庄户，认为五代时期正式出现了主客对称的局面。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则基本将客户限定在客籍户的范围，认为两税法前，客户是浮寄户，两税法后，客户无论附籍与否，基本上都是无资即无地户，他们与其他贫人一起成为地主田庄上的合法的直接劳动者。但是一旦造籍入户，客户就成了土户。因此土客之分也就是土著与外来之分而非有产与无产之分。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3）则认为，唐代后期已经发生了土客对称的变化，客户指无地户，主户为有地户。

关于唐代商人阶层。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唐代后期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指出其社会地位提高的有限性。姜伯勤《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0-3）从市籍制松弛的角度探讨了商人地位的变化问题。傅筑夫、姜伯勤讨论了唐代行会和行人问题，张弓研究了唐五代的商业活动中的中介者牙人。杨德泉《唐后期发展的特点和市民等级的成长》（《扬州师院学报》1959-3）试图从上中下三个经济层次来把握唐代城市市民阶层的构成及其特点。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主要从职业特点上来说明唐代城市居民的构成。

关于唐代工商业劳动者。唐长孺认为唐初沿袭过去的制度，手工工匠有番役制、世袭制和征发制。唐代后期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减轻，纳资、和雇等新制度逐渐普遍化（《魏晋至隋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晋南北朝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分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4）侧重对官府工匠的身份、待遇及其变化的探讨。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分“研究篇”和“史料篇”，他辑录了25类工匠的史料及其不同的技术级别“都料”、“博士”、“师”、“匠”、“工”，对其身份和生活状况也做了论述。朱雷、程喜霖对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农奴型“作人”和商业雇佣关系中的“作人”做了精审的研究（朱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程喜霖《唐代过所文书中所见的作人与雇主》，《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1990）

关于唐代下层劳动者以对贱民的研究最有特色。部曲、客女、工户、乐户、官户、杂户、奴婢和寺观人户都有文章论列。部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理解，如《唐律疏议》中的关于部曲的条文是前朝的遗制，还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早期的说法一般认为部曲是人身关系很强的农奴，安史之乱后的私人武装也称部曲。后来的论文基本上认为唐代前后期部曲的身份和含义有所变化，即唐前期部曲也许有从事生产者，但身份不是农奴，唐代后期部曲大多指作战将帅的扈从。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从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部曲得出结论说，在内地部曲逐渐绝迹时，西州却由于作人的转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当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条文的现实意义》（《中国前近代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根据对吐鲁番文书的仔细探究，认为唐代部曲客女根据实际需要也会用于农业劳动；逐渐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条文中，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贱口，仍需要继续按照前朝法律来比附处理。

研究者大都认为唐代“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纳资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渐趋于减轻或消失。关于奴婢问题，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隶制的残余，还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实际上不涉及对资料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对“理论”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来说明唐代奴婢的性质，认为唐代奴婢有向佣仆过渡的趋向，达官贵人的佣仆有的实际上是党羽和鹰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视之。李天石发现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认为这是商品经济活跃和雇佣关系发展的结果（《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观依附人户，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就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性质。这一基本看法迄今没有根本变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了。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依附阶层的没落时，大批良口却依附于寺院，他们即所谓“枝附”，认为枝附是晚唐社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寺观依附人户。“博士”在敦煌中特指有技艺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独立手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谢重光《净人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1-2）讨论了这一用以指称寺院依附人户的外来名词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逐渐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不仅论述了敦煌地区从俗人到僧人的过程和程序，而且详尽讨论了该地区僧尼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问题。但很少有论著专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关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论著大多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立论。例如陈鹏（鲲化）是学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继承法研究》（《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共有及继承问题的法律意义。近年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5）、《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3）考察了家庭财产继承的具体手续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简单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专门概述家庭问题。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细致地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为4-5口，沙洲大约为5口左右，与内地差别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统计了敦煌文书中资料比较完整的126户家庭情况，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结论。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婚姻关系的研究比较热门。陈鹏从30年代就开始撰著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婚龄、离婚、收继婚等。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第3辑，1963，收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写本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迄今仍然是研究唐代婚姻礼俗的重要论文。向淑云《唐代的婚姻制度与婚姻实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牛志平《唐代婚丧》（三秦出版社，1996）都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比较全面地介绍唐代婚姻关系中的各方面问题。牛志平的著作及有关论文还力图通过探讨唐人婚姻观念、心理和风气来挖掘唐代婚姻文化中深层社会因素。谭婵雪《敦煌婚姻文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在汇录了敦煌婚姻关系文献与壁画的基础上，讨论了敦煌地区唐代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

与婚姻相关的是唐代妇女的研究。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日文版，岩波书店，1999）是目前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妇女的专著。作者鸠集零散资料，对唐代各阶层妇女的基本面貌、生活状况和各方面的业绩，做了系统论述，揭示了唐代妇女的特殊风韵。赵超《从墓志看唐代的婚姻状况》（《中华文史论丛》，1987-1）利用墓志材料考述了唐代妇女的婚姻与社会生活。陈弱水《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史语所集刊》68/1，1997）利用墓志材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到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关系。张国刚《墓志所见唐代妇女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分析了有关唐代妇女婚龄、育龄、生育密度等方面的一些资料。

关于社会生活。早期关于社会生活史的论述主要有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和傅乐成的论文《唐人生活》（《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近年出版的臧嵘、王宏凯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综合前人成果对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做了概括的介绍。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合著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近50万言，是迄今最系统翔实的关于这一时期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著作，许多章节是作者专门研究成果。刘毅《唐三彩所展示的唐人社会生活探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以唐代两京等地历年出土的三彩瓷器为基本资料，结合唐宋文献，勾勒了唐代服饰、宅园与家具、娱乐活动与丧葬制度等社会生活史内容。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及所发表的系列论文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唐人日常物质生活的几个主要方面，内容大体与他执笔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有关部分相同。前举陈明伟、黎虎关于饮食文化史的著作外，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运用农学及营养学的相关知识，也讨论了魏晋隋唐间烹饪技术与饮食文化问题。近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希义《唐人饮食与饮食文化》（《周秦汉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研究》第4卷，1998）等，后文通过韩愈展现了贞元长庆时期一个官僚士大夫生活水平和生活习俗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功的个案研究。关于饮茶风气或者茶文化，韩金科等结合陶瓷茶具和法门寺文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周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把服饰风格分为隋—盛唐、中唐—五代两个不同的时期，介绍男女服饰的流行情况，并配有大量图录和文献资料。段文杰等根据敦煌壁画主要讨论了当时妇女的衣装和化妆的演变。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分上下两篇，上篇的诸篇论文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讨论唐代的车马革带、幞头和妇女服饰等，下篇为《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全文校释。

居室与家用器具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研究有一定的难度，有关论文大多依据于考古资料和壁画材料。李知宴关于唐三彩生活用具的研究（《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6）、韩伟关于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都作出了重要成绩，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讨论了唐代金银器及其与西域地区的文化关系。

关于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研究涉及到庄园、社邑、寺院、行会、城市、市镇、乡村等问题。但是总体上 说，从经济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者居多，而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史课题研究的很少。

宁可《述“社邑”》（《北京师院学报》1985-1）在国内比较早地讨论到这一课题，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他的学生郝春文研究了这两类社邑与寺院的密切关系；研究了社邑活动中受到儒佛两种文化影响的情况；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而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说的社人参加寺院的俗讲活动。他们合作的论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丧葬费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宁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收录社邑文书345件，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念海《隋唐时期的和都会》（《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统地考察了隋唐时期政治都会（京都和陪都）、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历史地家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不同，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则试图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从外来文化（“胡风”）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况。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分为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叙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区的论文，他试图从出土墓志及有关诗文中说明长安市郊的田园别墅的风貌和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以小说笔记等为资料讨论了长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观。

寺院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受到学者的重视。30年代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就论证了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问题，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1）论述了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包括寺院财产（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僧尼的膳食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谢重光有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讨论了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张弓的近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共有九篇。 “寻蓝篇”根据高僧传、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举了汉唐寺院分布情况，介绍佛寺型制的演变。“造设篇”论述寺院的营造者（檀主）、营寺动机、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和寺院营造体现的人天和合的景观。“基壤篇”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寺院经济。“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科门篇”论述佛经翻译、义林宗派、禅宗佛寺、佛门律学和声呗之学。“妙相篇（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绘画造像区群及其成就。“文苑篇”写僧人撰写或与寺院有关的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艺技篇”写佛教乐舞、戏弄以及与僧人和寺院文化有关的书法、茶道、医药与历算。“辅世篇”论述寺院与世俗社会的有关问题，如岁时节令、寺学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纳客、悲田济贫、护生营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与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口寿命等问题。30年代《食货》曾发表易曼晖《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黄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转》（第2卷第7期，1935）的论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讨论唐代户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迁问题；后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和“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当时人口流动情况。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口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旧史记载人口资料的考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主要对《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则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立意颇新；关于《通典·州郡门》的户口系年，认为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与通常认为的天宝元年的看法相左。冻国栋的专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开篇也对人口记载进行了考订。该书重点研究的问题还包括隋代户口数字的增长、唐代人口的升降、唐代人口的分布、唐代人口的迁徙和唐代人口的结构等，是迄今最深入地研究唐代人口问题的力作。近年来区域人口问题的研究引起学者的重视。陈勇发表了《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4）等论文。杜文玉等撰写的《五代人口数量与分布》（《延安大学学报》1989-2）可以说填补了该时期人口研究的空白。古人的年寿由于资料的匮乏很少有人研究，李燕杰《唐人年寿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首先从碑传资料中辑录出唐人年寿资料，制为总表，然后在几乎没有前人成果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运用统计学和抽样分析的方法对唐朝人的平均寿命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享年及其原因进行了考察。总之，人口研究虽然改变了过去从属于户口制度、赋役制度或者土地制度等相关课题的状况，在80、90年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理论的不足，真正从人口学上探讨隋唐五代人口问题的论著还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