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中世都市史研究的进程

   本着对战前以皇国史观及史为中心的官方派学术研究进行批评的态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战后日本中世史研究，从民众史研究以及社会构造史研究这一领域开展起来。然而，当初，其研究对象仅仅被限制在史的研究上。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下述两个理由：(1)当时的日本，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2)导致以平安京为象征，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国家走向崩溃，集聚在镰仓幕府周围的武士们多半出生于农村社会。
在战后复兴的过程中，在日本的化迅速、城市人口的集中不断加速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中世都市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通过丰田武、原田伴彦等学者所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得到证实，以14—15世纪为中心，在日本全国已经有众多的城市存在了(丰田，1983；原田，1984)。
    
自由都市论的兴衰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世都市研究开始被认为和自由都市论是相同的学说。自由都市论中一共有三个观点：(1)承认日本中世时期存在自由都市的肯定论；(2)虽然承认日本中世时期存在自由都市，却认为其中有着相当局限的限定论；(3)认为日本中世时期不曾存在自由都市的否定论(作为研究史进行整理所得出的结论，参见佐佐木，1994；胁田，1981)。
    战后，由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一直处在一个摸索过程中，因而，在本国以往的上，是否曾经存在过可以成为今后的样板的民主性的场?——从事都市史研究的学者们抱着这样一种迫切的问题意识开始了对自由都市的寻找。因此，他们努力探究在中世的自由都市里是否能发现西欧市民自治的源泉，同样的状况在日本的中世是否存在过——这样，便陷入了一种“寻找相似物”的局面。然而，如此把评价标准进行固定化、封闭化，必然导致自由都市史的研究走向停滞。    
    笔者在思考自由都市论的第一个问题点时，就把其对象限定于京都、界、博多等中世后期(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14世纪中叶——16世纪末)的大城市。其原因在于有关这些城市的史料多半都被保存下来了，可结果却终究未能因此描绘出中世都市的整体面貌。因为舍弃了镰仓等市场町、城下町等其他类型的都市，只把自由都市作为中世都市的代表，所以无法对自由都市进行相对化评价，也就无法鲜明地勾勒出其特色了。
    自由都市论的第二个问题点，在于都市自治的标准的固定性与统一性这一点上。持肯定论立场的人，主要是对西欧的中世自由都市进行观念性的理解，因而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因权力而进行的统治与都市市民在政治上的成长是相互对立的。而另一方面，持限定论或否定论立场的人，又只注重町民同权力相结合这一面，强调自治的局限性。但实际上，对于权力与领主、城市居民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具有更为复杂的性质的考察对象来进行分析。
    在自由都市论中，笔者认为，城市居民或是因为夺取了权力和领主的统治权，或是由于当权者让出了统治权才获得了自治权的。然而，都市居民的这种地缘性共同体的自律性并没有使其立刻走向自治。共同体的自律性，其本质在于成员们彼此相互进行保护与管制。可以想见，在特定的局面下，这种自律性与权利的统治很有可能曾发生过矛盾。但是，在日本中世，都市共同体无论怎样扩大其规模，都不曾达到掀起排斥领主权利的运动，从而取得整个都市领域自治权的程度。
    另外，认为由于统一政权(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所统制的全国性政权)的出现(16世纪末)，权力与都市共同体才开始相关联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统一政权依靠武力来压制城市居民，认为都市共同体堕落到一个仅仅是上情下达的机关这一观点也似乎很难成立．把战国时代的都市共同体的机能作为考察的前提，探讨在此基础上统一政权如何将其笼络进来——对于这个过程，有必要进行一下正确的分析。
    自由都市论开始走向衰退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叶以后，关于中世都市的研究，理论性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提高。除了个别对城市进行的实证性的研究以外，引起世间瞩目的，仅仅是松山宏对守护大名城下町所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分析(松山，1982)，以及胁田晴子的都市论(胁田，1981)和佐佐木银弥的乐市论(佐佐木，1994)。
城市的人口集中，引起了公害等深刻的城市问题，肩负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厚望，在日本全国的主要城市里，产生了以左翼政党为中心的革新自治体。然而，在这个时期，这样一种政治性动向与中世都市史的研究却并没有必然地结合在一起。


网野都市论的冲击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相继发表的网野善彦的都市论，从根本上推翻了迄今为止的中世都市史的定论，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理论。
    网野试图以“无缘”、“公界”和“乐”这三个词作为关键词来阐明中世都市的本质。网野着眼于作为与天皇有着密切关系的非农民居住者的活动场所而存在的城市，同时着重强调城市在身份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境界领域”的性质。网野并没有和西欧自由都市进行比较，而是致力于阐明中世都市的日本特色，并高度评价了中世都市不同于的非合理性和神秘性特点(网野，1987；网野，1996)。
    网野都市论乘着同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热潮，迅速地席卷了整个都市史研究领域。因而，也为都市镰仓的空间论(石井进，1989)以及从考古学、民俗学等角度来推进中世都市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使是那些未必有丰富的文献史料留存下来的城市，只要能够确认“无缘”、“公界”等几项指标，那么，即可将其作为“具有都市性质的场所”而进行积极的认证。正因此，在日本全国，数字庞大的中世都市被不断地“发现”出来了。
    关于网野都市论的社会背景，或许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随着日本高度增长的实现，欧美渐渐地不再是一个理想的基准了；(2)地方城市已然发达起来；(3)对“一边倒”式地什么都向东京集中的局面进行反省的倾向已开始萌芽。
    根据笔者的理解，对于网野的都市研究，其实证性仍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同时，由于对都市的共同体进行了无限度的正面评价，因而带来了无视共同体所具有的封闭性等负面性质的结果。
    网野将“无缘·公界·乐”的原理，置于原始以来的自由系谱之上。据记载，到了其生命力衰微、由于权力的力量自由开始被承认的中世后期，这一原理才第一次被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确，在战国时代(15世纪70年代至16世纪80年代)的许多城市都具备可称作“无缘·公界·乐”的特权，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像网野那样，把这个现象用“原始以来”一词来进行说明的话，那么，对战国时代所特有的城市居民的权利或者城市居民的运动及形成就无法作出评价了。
再者，作为网野论争议的继续，在向失去了“无缘·公界·乐”这一原理的近世社会(江户时代，17世纪初叶至19世纪后半期)所进行的过渡即被称为是民众丧失自由的过程，这属于“败北史观”。实际上，即使失去了中世式的自由，近世的民众重新获得的成果也绝对不小。
 都市研究的第三次浪潮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世都市研究进入了战后的第三个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由于考古学和建筑史学界发掘出了新的事实，一次一次地掀起了颇具魅力的辩论。
    在中世都市史研究领域里，越前—乘谷遗迹(福井县)(小野·水藤，1990)和草户千轩遗迹(广岛县)(松下，1994)的发掘调查，为使考古学获得“市民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上述遗迹中所发现的遗留建筑以及遗物，使迄今为止根据史料记载而构筑起来的中世都市的印象被接二连三地修改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泡沫的乐观景气，给以往开发之风未能充分波及的地方城市也带来了都市再开发的热潮．通过开发预定地的事前调查，发现了许多和中世都市相关的遗留建筑。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上之国遗迹(北海道)，十三凑遗迹(青森县)，平泉遗迹(岩手县)，直江津。春日山遗迹(新泻县)，上行寺东遗迹(神奈川县)，见附一之谷坟墓群遗迹(静冈县)，根来寺遗迹(和歌山县)，月山富田城下町遗迹(岛根县)，名护屋城遗迹(佐贺县)，勿体松遗迹(鹿儿岛县)等。
    此外，在根据史料被考证清楚的镰仓(神奈川县)  (石井·大三轮·1989)、京都、大阪(大阪府)  (佐久间，1989)、界(大阪府)、博多(福冈县)(川添，1988)等地，也受新发现的残留建筑以及遗物的影响，迄今为止勾勒出的城市形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局面至此，已经到了若无视考古学的成果则无法谈中世都市史的研究阶段。
    中世考古学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前川要，批评考古学者们把研究用资料限定在出土遗迹遗物这一作法，提出了包括民俗学和文献史学等学科在内的广义的考古学方法论。同时，前川指出，对于那些“不能进行发掘调查的部分，不要拘泥于‘因为没有发掘出来，所以不明白’这一客观要素，而是要立足于‘对于没有发掘出来的部分该怎么思考’这一视点来进行探究才是最重要的”(前川，1991)。站在这一立场的前川与研究文献史学的小岛道裕和研究城郭史的千田嘉博共同合作，发表了关于城下町从战国时代起到织田·丰臣时代的研究成果，极引人关注(前川·千田·小岛，1991)。
    在地方分权作为一个政策课题被强调的，作为地域自身主体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或者作为一种新型观光资源，强调上在本地曾经存在过的中世都市的地方自治体开始出现并增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在中世都市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刺激性成果的、与考古学可以相提并论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要数建筑史学(都市史学)。
    在建筑史学的角度上形成的都市史研究中，许久以来，伊藤郑尔和西川幸治的研究成果是最著名的(伊藤郑，1958；西川，1994)。
    高桥康夫充分运用文献史料以及《洛中洛外图屏风》等绘画资料，详细地复原了中世京都的城市空间面貌．并且，通过对都市共同体和特定地区的复原研究，明确揭示了战国时代的都市社会及都市生活的具体情境和状态．同时，他还把诸如上京·下京分别是被市壁城郭所围绕的城市等事实确凿地考证了出来(高桥，1983；高桥，1988)，极引人关注。
    另外，为了对位置处于古代的都城和近世的城下町之间的时代的中世所特有的都市类型进行说明，作为具体的概念，伊藤毅还提示了“境内”和“町”的理论。伊藤毅认为，所有的中世都市都是由数个“境内”和“町”的变种而形成的，这一理论，使学术界面对迄今为止以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理由而未进行统一说明的中世都市的空间构造时，发现了一种井然有序且理论化的视点，这一功绩非常之大(伊藤毅，2003)。
    除此之外，玉井哲雄与宫本雅明也就中世都市及其近世化展开过重要的辩论(玉井，1992；宫本，1989)。
    松本丰寿和小林健太郎等学者虽然在历史地领域取得了宝贵的研究成果(松本，1967；小林，1985)，在自由都市论等文献史学方面，两位对于都市空间所可能有的状态却未曾给予充分的注意。同样也可以说，在网野都市论里，虽然认识到了“场”的性质的重要性，却也仍然停留于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提出这一程度。关于这一点，在考古学和建筑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世都市研究，从空间一“场”本身的分析出发，同时也论及了都市社会的性质和其面貌的变化(对于其研究史，可参见山村，2002)。
    如上所述，由文献史学。考古学．建筑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共同合作而进行的跨学科式的中世都市研究，以专题讨论会或研究会等形式在日本全国各地开展了起来——这便是“第三次浪潮”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中世都市研究会，1994)。
    不过，在这个时期，空间研究中也往往存在着对中世都市的形成以及面貌变化的主体分析不够这一不足。或者存在着作为空间的形成主体，仅仅只重视领主的权力这一倾向。这些不足或缺憾，是由于没能充分理解空间构造与社会构造之间的相互的密切
关系而导致的，是属于方法论上的缺陷。至于空间=“场”这一说法是如何产生的?由领主的权力而体现的改变的“正当性”又是怎样获得的?对此进行探讨研究十分必要。
    再要补充一点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跨学科研究的弊害也开始明确地显现出来了。无论对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的哪个城市，都以同样的手法从同样的人口处着手进行分析，从而最终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一现象开始引人注目。尽管中世都市的普遍的性质已经被清楚地揭示出来，每一个城市的独特性却不易考察清楚，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其差异的意义没有被有关研究人员当作一个问题而进行深入探究。
为了改善这个现状，文献史学．考古学。建筑史学等学科在不断推敲各自所特有的方法论的同时，还应该一边留意相互提醒与批评，一边推进共同研究——这才是目下的首要课题。

都市共同体论的苏生
 
    20世纪80年代，在近世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崭新的都市论。
    以往的自由都市论，是把作为整个都市问题的自治作为首要问题而提出的。与此相对应，朝尾直弘所瞩目的却是近世京都的个别町(由道路两侧成排的町屋组成的共同体，两侧即叫做“町”)的自律性特点。彼时，由同属于“町人”这一相同身份、从事商业或手等共同的职业的居民构成了“町”。并且，把谁接纳为“町人”要由那个町来决定；关于谋生之业的对外保障，也由那个町施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町”可以说是一个地缘性的、职业性的共同体．这种町的理想状态，是积极继承中世都市的成就的客观成果，统一政权通过培育这样的“町”的特质来圆满地实施了对都市的支配(朝尾，1995)。
    近世初期的町共同体的这种特质，之后由安国良和吉田伸之二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明确证实(安国良一，1989；吉田伸之，1985)。并且，对于这样的町共同体在近世中期以后是怎样变质的这一问题，吉田和塚本明等学者进行了分析(塚本，1987)。可以说，通过上述研究，近世的町的特质已经被明确考证出来了。    
只是，也是由于上述原因，都市的整体面貌却反而模糊起来了。既然都市依然分成了无数个部分，那么都市为什么没有分解呢?把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使其形成一个都市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也许可以说，在与作为都市总体全局的行动力学相关的要素中，通过研究明确探讨出町的动向已是大势所趋吧。   的中世都市史研究所面临的课题与方向
 
    在城市化高度进展的现代日本，和渔村比例日趋降低，因此，中世村落研究也相应地走向低谷。而都市所背负的问题却非常严峻。极端地向东京一处集中的倾向愈发深刻，都市里犯罪率增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淡薄等问题非常显著。至于这种社会动向给中世都市史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恐怕目前还很难迅速解明。
根据笔者的思考，认为现代的中世都市史研究所面临的课题与方向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第一，切勿受迄今为止的关于都市的概念(也包括网野都市论在内)的限制，而宜揭示出日本中世所特有的都市形象。同时，还应该提高都市研究的着眼点。第二，为了把目前可以称之为一种“热”的空间论作为一个客观研究对象而深入展开，应该引进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方法。比如，注意空间认识与实际状态的差异，并阐明其意义的方法。第三，应该改变只重视地缘性共同体的研究方法，从居民的居住及信仰等应有的状态方面来探讨都市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理论等，其实就是其代表(仁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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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武  1983  丰田武著作集4《封建城市》  吉川弘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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