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内容提要 衡量社会水平的根本尺度是人的自由程度，、、道德的尺度都只有从属于人的自由的尺度才有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由于晚明江南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几乎被清王朝完全剥夺；“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彭慕兰所说的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无论是彭慕兰的偶然因素决定论还是弗兰克所运用的史学方法，都只是见物不见人的所谓纯化了的经济学方法。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外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视野的基础上。
关键词 人学史观 江南 英国 大分流 自由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再次将我们的历史记忆拉回到公元16～18世纪。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方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中外历史学界的关注。
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最受人指责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突破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反事实的断言”①。一些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晚明100年中国江南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而彭慕兰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至今也未见有人予以廓清。本文试图证明，晚明中国江南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绝非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倒退所导致；而“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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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关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学术讨论，涉及到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就经济而论经济，正如就思想而论思想一样，从来也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历史。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二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我们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一
公元l6～17世纪，历史几乎同时把江南人和英国人的生命冲动引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繁荣科学和、建立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改革的路向。商业活动中的勤勉、刻苦和冒险，科学探索中的执著、理智和冷静，抗议专制暴政的豪杰之士的勇敢、理性和坚强，艺术中的美好情感的抒发，凡是进化和社会进化所赋予人性的一切优秀品格，都在近代的人文觉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作为这一不约而同的人文觉醒的结果，晚明江南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无论在经济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和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市民社会的觉醒和言论自由的程度上，似乎都不比英国逊色。它所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晚霞，而是新时代行将来临的曙光。
人学史观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晚明江南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动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由此派生出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探索自然奥秘并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潮的兴起。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①，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专业户。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②。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江南濒临东海，是自古以来最富于海洋文明因素的地方。英国的海洋文明传统固然源远流长，但明代中叶以后，辽阔的东海也重新激起了江南人的勇气，“挟着他们超越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鼓励他们到海上去追求“利可十倍”的超额利润，江南海商成为中国海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③，这一发自嘉靖年间徽州商人之口的话，正反映了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向着海外自由发展的愿望，更不用说那“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的闽广商人了。隆庆元年(1567)海禁的开放，使中国海商成为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巨大力量，传统的由官府垄断的朝贡式的对外贸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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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② 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③ 《明史》卷205《朱纨传》。
江南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求知欲望，推动了人与自然之理论关系的变革。王阳明坐在亭前格竹子七日而病，宣告了程朱“格物致知”论的破产；而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①，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的数学原理”的方向。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②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1682年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1620年金尼阁再次来华时，更带来了一个藏书7000余部的图书馆；《坤舆全图》、《职方外纪》的刊行，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辽广的真面目。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③；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
从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晚明江南人也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产生了保护自己生产和生活安全权利的要求，以及思想言论自由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参与的愿望。与同时期英国市民社会一样，江南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朝廷的让步。就其影响力来说，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比当时英国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④。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标志着在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其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其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为了抗议苏杭织造兼管税务的太监孙隆的横征暴敛，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他们“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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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贞：《本草纲目序》，载《本草纲目》卷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 朱载堉：《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下·交会》，四库全书本。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第30～31页。
④ 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在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税官以后，他们立即贴出告示宣称：“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①。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由于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与江南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相结合的局面。为了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政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即使是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遭受税官的迫害，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也亲自出面为其伸冤，呼吁当局为民除害。所以，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与他们同舟共济。天启六年(1626)阉党派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苏州知识分子首先上街游行抗议，随后便发生了3月18日苏州、常州两地市民各万余人冒雨示威、怒杀缇骑的民变。这些“民变”都是在有组织的策动下进行的，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知识分子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②。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③的原则。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二
近代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究竟始于何时?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18世纪末英国与中国江南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吗?从人的自由的程度这一人的尺度看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1644年开始的历史大变局。
真正的“大分流”是从1644年开始的。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正在推进之中，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历史便大踏步地前进；而1644年中国则发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浩劫，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虐和恐怖的时代。从晚明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向着清政府禁止和限制民间外贸活动的倒退，从晚明市民社会的萌芽向着清政府全面扼杀结社自由的倒退，从崇祯皇帝确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向着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倒退，满清政府几乎把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也就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具体地说，江南之所以不是英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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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秉：《定陵志略》卷五《地方激变》，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杨彝：《复社事实》，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页。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满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对汉民族的征服，完全不是如当今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得人心”。事实恰恰相反，民族征服的实现完全靠的是血腥杀戮。对于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是要做具体分析的。有凭借疯狂杀戮而夺取政权者；有失去人心而凭借恐怖主义使皇权苟延残喘者。清朝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就是靠这两种手段。
1645年清军在征服北方中国后，开始征服江南。5月20日攻克扬州后实行屠城，80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6月8日占领南京，27日占领苏州，7月6日占领杭州。在清军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发生了“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等地的屠城惨剧。至于在江南各地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和被清军捕杀的志士仁人更不知有多少。在这场野蛮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江南市场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
康熙皇帝镇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目击者张远写道：“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变，生灵涂炭……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累累若若，若牛豕然，不可数计。”①康熙的这一次血腥征服，南方各省的汉族男子被大批屠杀，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各省妇女当做“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刚开始恢复的江南经济再次受到了严重摧残。江南民穷财尽，花凋月残。所谓“康熙盛世”时，江南市民阶层却过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的痛苦生活②。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军入关后40年，一直坚持“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顺治十八年(1661)下迁界令，用焚烧房屋和屠杀的手段，强迫沿海六省的居民内迁30～90里；又用把沿海岛屿的居民强行赶下海的手段迫其内迁，以至溺死者无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在荷兰殖民者协助下攻克台湾后，方才允许浙、闽、粤三省百姓进行海上贸易。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了政治需要既可以致力于发展经济，也随时可以牺牲经济。在1650年英国议会颁布体现自由贸易精神的《航海法案》后六十七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也颁布了一个所谓“商船出洋贸易法”，规定除日本外，禁止通南洋，禁止多携米粮，禁止卖船外国，禁止居留国外，禁止逾日不归(须由亲属邻里担保)，并收缩沿海通商口岸。在这种极为严苛的法令下，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了。
当17～18世纪英国人致力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以海军保护本国商船的贸易活动和海外侨胞利益的时候，康熙、乾隆却在为海外华侨被西方殖民者屠杀而幸灾乐祸。1686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华侨时，康熙皇帝漠然置之。他后来说：“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③即借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这些华侨杀掉，是为清朝政府清除了心腹之患。当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之后，清廷却兴奋地表态说：“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④。康熙、乾隆之流为其“族天下”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思想文化上的封锁比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更为重要。当1672年英国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廷却先后于1669、1707、1717、1723年下达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令；1724年更明确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中外学者多将此归结为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然。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义不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认为人人都有“原罪”，一切有限的物质的存在都是不完满的；他们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一夫一妻制，认为纳妾者、占有大量妇女的帝王和官僚死后都得下地狱。在基督教义面前，皇帝的特权、官僚的特权、男人的特权，统统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康熙、雍正之流感到自己“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将被动摇，正统儒家也感到自已的特权受到威胁，而传教士们又不肯像儒、佛、道三教一样跪倒在皇权脚下寻求“宗教宽容”，这就是基督教被禁的根本原因。清廷驱逐西士和禁教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这也是“大分流”之所以造成、中国从此被抛在英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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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远：《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清康熙刻本。
② 唐甄：《潜书·存言篇》，载《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0。
④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清军在镇压了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以后，为了彻底根绝抗清的社会基础，于是便把镇压的重点放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的江南市民社会上。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头脑，把知识分子镇压下去了，或者奴化了，也就等于砍掉了民众的脑袋。
顺治九年(1652)，清廷正式颁布禁止知识分子结社的敕令；但次年春天，数千名江南知识分子在苏州虎丘集会，“纠集盟誓者所在多省，江南之苏杭，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顺治大为震怒，重申1652年的禁令，并下令州县官将党社人士逮捕法办。顺治十八年(1661)吴县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18人因不满知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而聚于孔庙痛哭，被清廷当做“纠党肆横”的重大群体抗议事件而加以镇压。此案与同时发生的类似案件合称“江南十案”，“共得数百人，同于辛丑七月，决于江宁市，血流成河，无不酸鼻”①。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次查革社学。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颁布聚众结社罪例。
自从江南知识分子的党社运动被镇压，有清一代，再也看不到像晚明东林党人那样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砥砺气节，讲究品行”的局面，再也看不到像晚明复社知识分子动辄举行数千人集会的盛况，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来反对专制权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晚明江南所形成的市民社会萌芽被彻底扼杀了。“梅花也学娇桃李，不敢冲寒便出头”(钱大昕诗句)，纵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血肉横飞的凌迟碎剐之刑，也再没有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声音的勇气。清王朝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摧毁了江南社会的道德基础。没出息的“江浙小男人”的精明委琐取代了晚明血性男儿的奇情豪气，“美女作家”②的小资情调取代了“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而清代江南官场的黑暗更令人想起明朝人张居正所痛骂的“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的名言。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再有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国度中，谁还能指望它能继续与英国并驾齐驱呢?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纵然只是为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有人的思想言论自由，而建立在扼杀思想言论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有无思想言论自由乃是一个是否把人当人看的问题了。然而，在明朝的统治下，是言论自由的多少问题；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则是言论自由的有无问题。不是明朝的皇帝不想当精神领袖，而是当不了精神领袖，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愚昧到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的缘故，社会舆论对于遭受“文字狱”迫害的人们依然持同情态度。而清朝与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道统”与“治统”的合一，也就是康熙所说的“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只有皇帝才是最大的理论家或思想家，全国人的思想只能统一到皇帝的上谕上。而清朝的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愚昧到认同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又是被康熙、雍正、乾隆使用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文字狱)治成的。
对于康熙年间的文字狱，人们通常只提到庄廷钱《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其实又何止这两起。康熙八年(1669)4月1日，所谓“十四人逆诗案”的案犯黄培等10余人在济南被斩首，是一例；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方旦因宣扬大脑为思维器官被杀，又是一例……但仅庄廷鑨《明史》案的杀戮之惨酷，就已经让读书人噤若寒蝉了。江南历史学家潘柽章、吴炎等18位著名学者同日被凌迟处死于杭州弼教坊，一千余人同时被斩首；连刻书匠、书商和购买此书的人均被杀害，被流放到宁古塔为奴的多达700余家，潘柽章和吴炎尚未写成的《明史记》一书和所有的史料也被当局付之一炬。康熙五十年(1711)著名历史学家戴名世也因文字犯忌被康熙皇帝下令斩首于市，大量受牵连的人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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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佚名：《研堂见闻杂录》，载《烈皇小识(外一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②据胡文楷先生《中国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的统计，清代江南女诗人数以千计，姑且以当今流行语“美女作家”称之。
雍正乾隆年间，更把强化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与大兴文字狱结合在一起。在雍正当政的13年中，重大的文字狱案就有7起。而乾隆比雍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上台，立即就将被他父亲免死的曾静砍了头。在乾隆年间不可胜计的文字狱中，比较著名的就有30多起。被乾隆下令凌迟处死的学者有遭曲阜孔府举报的丁文彬、撰写《天台游记》的浙江学者齐周华等多人。此外，有因“意含讥谤”被腰斩于市者，有因“侮慢圣言”被“即行正法”者，有因私藏明末野史被杀者，有因指出《康熙字典》有误被斩首者，有只因说了一句“请镇吓贪官”而被下旨处死者，有因“摘抄小说不根之语”而被下旨“杖毙”者，有因与程朱理学立异而被流放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以“稽古右文”的美名，审查删改天下图书。修《四库全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大兴文字狱、查处违碍书籍并严惩私藏禁书之臣民的过程。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为了使人“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①。
综观历史，当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在英国议会发表《论出版自由》演说的时候，中国正笼罩在清军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之中；当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建立起民主政体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实行着中国历史上最暴虐的专制统治；当1672年英国议会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多次下令禁止基督教，并最终做出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决定；当1690年洛克发表《政府论》确立“天赋人权”原则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却处于文字狱的专制暴政之下；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自由贸易成为英国发展近代市场经济的口号和原则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当1795年英国使团访华，给中国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并要求与中国建交的时候，却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蛮横拒绝……如此，怎么会不出现“大分流”?如此，又怎么能说18世纪末英国与江南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如此，江南人纵然再有秉受天地钟灵毓秀之气的聪明才智，又何以能够使江南成为英国?
彭慕兰认为，只是到了18、19世纪交替的时候，由于英国煤矿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偶然因素，才使英国发生了革命。因此，“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最终只能从偶然因素去加以解释。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像英国工业革命这样的世界性的事件，绝不是偶然因素所能解释的，而是人权、、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文德尔班说：“近代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②这句话真是探本穷源之论，但是还应该再补充一句：近代中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人文主义的女儿。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姊妹③，二者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也就是科学的精神，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的自由本质，同时也体现着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之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她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女儿；但她却诞生在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之后，是英国革命后自由民主的社会氛围的产儿。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18世纪英国农牧业、手工业和国内外市场的大，进一步产生了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要。所以，工业革命可以说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孙女儿。
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走向化的序幕，人文主义的春风很快吹到了英格兰的原野上。与的汤显祖同时，16世纪的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发出了对“人”的讴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④人文主义者拨开了中世纪宗教异化的迷雾，重新发现了人性、人的能力、人的自由本质和人的价值，而一切中世纪的伪善说教都在人文主义者的言论面前黯然失色。培根说得好：“世间有些人，他们的生活好象永远是在舞台上度过似的。这种生活对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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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载鲁迅《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9页。
② 文德尔班：《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3页。
③ 参见拙作《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兼论“五四”精神何以走向反面》，《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是掩饰起来的，惟有自己可以明了……而一个只顾荣华、不顾天性的人可算是一个十足的奴才。”①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李贽《童心说》的一个绝妙的注释。人的重新发现，唤起了英国学者的“普罗米修斯一浮士德”式的精神，把他们全部的激情、兴趣投入到重新认识自然、探索自然奥秘，重新认识社会、探索新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原创性科学研究之中，投入到对于真理、对于新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之中。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新观念则使英国人确信，即使是在商品贸易中赚钱，也是为了向上帝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信念促使他们去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而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更产生出对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无穷需求。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思想言论自由，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在17～18世纪比较自由的社会氛围内进行的。弥尔顿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前一个世纪就明确提出了“自由”的口号。他说：“上帝并不曾叫人主宰人，主宰人的权利他保留给自己，在人与人之间，人却都是自由的。”他谴责专制君主“这个僭夺者竟敢骄横地侵犯到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就在于“允许邪恶的力量在自己内部统治着自由的理性，上帝判断公平，就叫他从外部受制于残暴的君主，被他们无理地剥夺去外在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暴政的存在是必然的，尽管那暴君并不因此有被宽宥的理由”②。1644年他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说中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知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③他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神圣不可剥夺，限制言论既蔑视理性，又践踏人权。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的公开的自由竞争而获得的，有谁见过真理会在自由而公正的讨论中一败涂地呢?而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许可制”等等，其实不过是谬误用来防卫自己和对付真理的花招而已。1644年弥尔顿能在英国议会中发表这样的演讲，意味着他的观点已经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和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在17世纪，尽管科学的发展仍受到教会的阻挠，伽利略也曾在1633年被迫“放弃”对哥白尼学说的认同，但在1644年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科学的自由探索已非教会所能遏制。1672年的《信仰自由宣言》、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的颁布，人民的自由权利受到的保护，更为科学的自由探索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无限的前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熏陶下，17世纪在英国人民中发生了一次空前伟大的观念变革：与帝王、征服者、政治领袖们相比，执著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才是真正伟大的人。18世纪初流亡英国的伏尔泰目睹并记载了英国人民的这一伟大的观念变革，他写道：“不久以前，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有人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烦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儿、克伦威尔等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有人回答说，一定是牛顿。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哪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④这里把历史上的政治家们都说成是“大名鼎鼎的坏蛋”，未免片面；但这段话却反映了近代英国人民的崭新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只有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家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家给予人类的福祉远远超过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这样一种人民普遍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政治领袖的健康的社会氛围内，有谁见过英国人拿科研成果来换官做呢?在这种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导向之下，还有什么科学发现不能产生、什么技术发明不能被创造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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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绪论，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页。
② 弥尔顿：《失乐园》，转引自《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北京大学西语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0～81页；亦可参见朱维之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455页。
③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大椿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
④ 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在16～18世纪的英国，先后产生了培根、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培根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和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真理。他在1621年发表的《新工具》一书，提出“破除四种幻象说”，成为破除中世纪蒙昧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希图发现热的本质，提出了热是由物体的各个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规则运动构成的理论假说。牛顿全面了16世纪以来数学、天文学和物的成就，于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论证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特别是万有引力定律，并创立了微积分和流体力学。他的科学成就，使培根所说的借助科学发现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预言行将成为现实。在新的科学理论的推动下，一系列技术发明接踵而来：伽利略的学生托里采利和盖里克先后发明了气压计和抽气机，1763年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机，1767年瓦特改进纽卡门蒸汽机，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82年瓦特发明联动式蒸汽机，1802年丹达斯号汽船试航成功，1804年特里维西克在威尔士制造铁路蒸汽机车……17～18世纪英国最主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工业革命，以致于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总结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①。
人学史观并不否认偶然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偶然因素在近代史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活跃，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也更为突出。然而，是什么唤起了这些偶然因素呢?是自由。自由唤起了每一个偶然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创造力，无数的偶然因素的自由活动汇合成一种巨大的历史合力，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一人学史观的基本原理看问题，我们还能像彭慕兰先生那样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仅仅是由煤矿的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大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吗?可以说，没有近代的人文觉醒，就没有英国近代商品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破和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没有政治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使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求，也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自由，只有自由——这一被马克思称为“人的本质”的伟大的女神——才是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与法国相比，英国人的人文觉醒更为彻底，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坚持的严格的、审慎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政治科学中。洛克等人基于对现实的人性的清醒的经验认知，同时也基于科学精神中所包含的深沉的理性幽暗意识，而确立起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得英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誓死捍卫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绝不肯把这一“天赋人权”交给一个抽象的“主权者”去支配，从而使英国避免了像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多少罪恶借自由之名以行之”的历史悲剧。
人们赞美彭慕兰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彭慕兰也自认为他把“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惯常提问方式换作“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提问方式是一种新的创意。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100年前严复所总结的：“自由与不自由异耳”②。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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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5～126页。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更令人遗憾的是，近代英国人民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权势者的观念变革，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在晚明中国，并不是没有人向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提出过抗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语带讥讽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也不是没有人对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提出过批评，有学者指出“艺精则行实，行实则道至”，甚至还有人提出过“精通一艺即可达于不朽”的观点。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正是当时科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反映，似乎表明中国也在孕育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可是，当英国人把天文学和数学直接运用于航海实践的时候，康熙皇帝却把数理研究作为皇家的摆设，乾隆时期最吸引江南读书人的乃是“赐同进士出身”的所谓旷世恩典和“为如夫人洗脚”的流行趣味，而哥白尼学说则遭到“有道醇儒”的辟斥，更谈不上有人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王徵翻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做过一次意味深长的比较：在河南南阳郊外，诸葛武侯祠最为壮观，因为他是“功盖三分国”的蜀汉丞相；而医圣张仲景的祠堂就比武侯祠低了一个档次，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长沙太守”；张衡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可是他的坟墓却被淹没在南阳郊外一片农田的角落里，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前也在朝廷里做过官，他的这一埋骨的土丘也不会延捱到今天；又有谁见过大科学家祖冲之、宋应星的墓塚呢?这段话说得极为沉痛，至今让人回想起来仍然感叹不已。
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这不禁令人想起亲身感受到江南之衰落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主张，即：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要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一主张恐怕也寓有不要让落后地区拖住发达地区之后腿的深意吧。从如何让中国的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快些的视角来思考“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问题，让江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先行一步，也许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