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

上山遗址坐落在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浦江县位于浦阳江——钱塘江支流——上游，县域的河谷地带是浙中盆地的组成部分，海拔约50米，地势相对平缓。上山是盆地中的一座小山丘，同样的小山丘在附近还有多处，现多平整为耕地，相对高度一般在3～5米间。2000年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县博物馆在浦阳江上游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遗址被发现。 
2001年2～5月，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实际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地层厚度70～80厘米，分七层，第3至7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厚度约40～50厘米， 
文化面貌以圆石球、不规则扁方长体的“磨棒”、型制较大的“石磨盘”及红衣夹炭陶器为基本特征。 
石球采自河滩鹅卵石，直径约5～10厘米，棱角部位多琢打成钝圆形状，部分石球保持原来的圆卵状，使用痕迹不易观察。发掘面积内共出土100余个具有形态相似的球状石器，其功能也应该具有共同性。“石磨棒”也利用自然卵石，一面或多面有明显的磨擦痕迹，磨擦面呈弧隆状；“石磨盘”均有一个浅弧状磨面，其它面保持自然形状，磨面广度可达30～50厘米。另外，石器中还见有少量的通体或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用琢穿法成孔的“加重器”、石片石器及砺石等。穿孔器直径约10厘米，孔径约2.5厘米。 
陶器基本为夹炭质，由于火候不均，过烧者胎体呈淡黄色，也有极少量夹砂陶；多厚胎，超过2厘米者不鲜见；表层多似有红衣，低温烧制，陶胎破裂面常见片状层理现象，胎体可辨见明显的稻谷壳粒。初步统计，85%为平底器，可辨器形中又大多呈大敞口小平底的盆形器，口径约30～50厘米，高约9.5～12.5厘米，底径10.5～24厘米；中腹或近沿处见有粗圆的桥形环钮。盆形器除小平地、大敞口的形态外，另一种口微敞、腹壁较直，口沿外侧附有窄瓣状把手。另外，还见有少量的侈口釜、直口罐类器。平底器占大部分，同时见有少量圜底和极为低矮的圈足或假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多素面，偶见绳纹、戳印纹、散滑的线划纹。绳纹多见于环钮、把手跟部的凹面位置，似为抹去后的残留。戳印纹见于盆的口沿。刻划纹较为散乱。 
遗迹方面，发现有较规整的圆型和近方形灰坑、干栏式房基以及沟槽形式的房基遗迹。干栏建筑遗存以木柱腐朽后遗留的柱洞遗迹作为判断的依据。第3层下发现的F1具有明确的结构单元，总长14米，总宽约6米，布列呈西北——东南向。柱洞分三列，南列共十个柱洞,间距约160厘米，部分洞边还嵌有小石块，中列11洞，与南列间距3米；北列11洞，与中列间距约3米。洞形均为直壁锅底，洞径27—50厘米，深30—50厘米，个别柱洞底有小石块。三列柱洞基本平行分布，每列间的柱洞基本呈一一对应。这种类型的建筑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建筑有相似之处。编号F2的遗迹发现在第7层下，初步确定为基槽式的房址，房址朝向为座北朝南略偏东，保存较好的是西侧基槽，槽壁斜直，底近平，长8.5米，深10～26厘米宽约1米。在西侧基槽的北端与中段，分别有两基槽与西侧基槽垂直相交，长各为3.8米、4.7米，东端残，东侧基槽位置被灰坑等遗迹现象打破，如果假象复原，遗迹的基础平面大抵呈后室封闭、前堂敞开的的结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南三基槽的填土颜色各有不同。另外，还发现同一时期的灰坑20余个。 
上山遗址以石球、石磨棒、石磨盘及厚胎夹炭红陶盆为组合特征的遗存内涵迥异于浙江及附近地区已往发现的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但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当时的发掘重点在南侧约300米处的另一个低丘型遗址——?塘山背遗址（良渚文化时期），上山遗址没有单独命名，仅作为?塘山背遗址的北区，尽管已经意识到两者具有明显的不同。发掘一结束，考古队匆匆转移到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在认识上耽搁了一年之久。2002年春夏之交，我们对发掘资料进行初步的整理，开始从年代、而不是从地理位置上对遗址的特殊内涵进行反思，上山遗址的文化内涵存在某种原始的特性，如石球、石磨棒、石磨盘可能为稻谷、坚果类食物的脱壳、碾磨、敲砸工具，与原始的采集、农业模式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于是决定选送四个标本到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碳进行十四加速器质谱（AMS）年代测试，结果令人振奋，四个测定数据依次为9610±160年（H31）、8740±110年（F2）、8620±160年（6层）、8050±110年（3层），树轮校正值约在距今11400～8600间。 
过去的几十年中，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一直以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为工作重点，河姆渡、罗家角、跨湖桥等距今七、八千年遗址，陶器制作及文化形态上都已经呈现出比较丰富与成熟的特征，东南沿海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探索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上山遗址的发现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大突破，它揭示了东南沿海地区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如不同于华北、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夹炭陶技术，干栏建筑也与河姆渡文化串联起来。同时也存在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共性现象，如陶片断面上发现层理结构，应当反映一种十分原始又具有普遍性的“贴筑法”制陶技术，穿孔式加重器也属于华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特征性器物。但上山遗址陶器以平底器为大宗，特别是大敞口小平底盆形器的流行，具有极强的个性，与浙江地区的晚期遗址尚无法实现直接的联系，这可能是年代上的差距决定的，但也不排除地域上的因素，因为上山遗址在地理环境上已经不属于河姆渡、罗家角、跨湖桥遗址所在的浙北平原区。但值得注意的是，跨湖桥遗址在年代上基本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前后衔接，文化面貌尤其在陶器作风上却大异其趣，这是对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简单化、一元化学术思路的一种警示。 
上山遗址夹炭陶片的表面有大量的谷壳印痕，胎土中夹杂大量的谷壳。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许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酸体。对陶片中谷壳形状的初步观察结果是，粒的长度比野生为短，粒的宽度比野生稻大，与野生稻有所不同，可能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在研究亚洲稻作的起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流域是亚洲栽培稻和稻作的起源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和发掘了河姆渡、罗家角、草鞋山、崧泽等与稻作有密切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距今7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是稻作起源地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推动了国内稻作起源研究的深入。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我国稻作起源、传播和稻种分化的问题，提出了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地，在向北和向南传播的过程中，适应各地条件，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稻作文化。90年代以后，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年代比河姆渡遗址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湖南的彭头山、八十垱、河南的贾湖等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500年以上，早的年代数据距今近9千年。在这些地区最近还发现了和稻作有关的1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一致。由于这些年代古老的稻作遗址发现，对我国稻作起源、传播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学者开始修正原有的观点或提出新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把栽培起源地范围从长江下游扩大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二是把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稻作遗址地区出现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一带是我国稻作起源地，其他地方是稻作的传播区。 
2001年、2002年，我们在距今8000年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中通过浮选法在文化层中采集了千余粒稻壳与稻米颗粒，经鉴定，各个土层之间的稻硅酸体在形状方面是比较一致的。与栽培稻籼稻和粳稻的运动细胞硅酸体比较结果显示，跨湖桥遗址的硅酸体形状特征接近于现代栽培粳稻的硅酸体。结合粒型的长宽比角度，可以确定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是一些经过人类驯化的古栽培稻。跨湖桥遗址的发现把该地区的稻作又向前上溯近千年。 
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又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这表明长江下游在开始栽培水稻的历史方面毫不逊色于长江中游地区，是我国稻作和栽培稻的起源地。上山遗址稻作遗址的发现意味着我国的稻作起源可以用中心和非中心的学说来概括，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稻作的起源地，在这个广阔的地域内，存在着多个驯化中心，这些地区可能都有自身从驯化本地普通野生稻为栽培稻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