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观论纲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史学目的论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是每个学习历史的人必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的回答，是在1956年8月24日同工作者谈话时说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更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毛泽东对史学目的的这一高度概括，表达了史学的价值取向。价值的实质是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的吻合，吻合的程度愈大，其价值愈大。毛泽东认为，主体（今天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对历史这一客体的需要，是改革现实和创造更美好的将来。换句话说，改革现实，需要了解国情，符合国情，而国情正是历史的积淀；改革现实，还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增长智慧，接受优秀传统，发扬历史积累下来的高尚精神。概括地说，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历史经验变为现实财富，史学的最大社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因而，毛泽东又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选》第533页）
从史学的这一目的出发，毛泽东提出历史学习和研究都应贴近现实。毛泽东本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从来就是把这些历史知识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工具，作为改革现实的借鉴。1912年春，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写的第一篇历史《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是“利国福民”之“大政策”，然而犹欲徙木立信，令人“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这时他才十九岁，还没有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因而他的分析未必准确，但同时又说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把对历史的分析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联系起来的思路。踏上革命征途以后，他这种思路更为明晰，更为强烈。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评价便是这种思路的反映。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在1944年3月的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只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就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还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历史具有的启示意义和借鉴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毛泽东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毛选》第534页）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毛泽东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联系的把握上，一再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不可能了解现实社会的来龙去脉；而只要学习历史，就可以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可以对现实社会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行为更符合实际，更有成效。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选》第801页）。第二，历史是一座智慧宝库，它蕴藏着人类几千年的生产实践、管理实践以及政治、军事实践积累下来的极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选》第534页）毛泽东本人堪称继承历史遗产的典范。在战争年代，他经常引用古代的战例来说明军事问题，如以“围魏救赵”的故事说明在抗日游击战中在根据地外围钳制敌人的必要性，以鲁齐长勺之战说明敌疲我打的方针，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后发制人的意义。第三，历史是励己育人的教材。196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向人推荐《战国策》中《触龙说赵太后》这篇文章，并说：“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从历史故事中引发出来的惊心动魄的告诫！至于历史上众多精英所焕发出来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的精神、自我牺牲和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清正廉洁和勤政敬业的精神等等，更是世世代代和鞭策着后来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正是为了熟悉这些历史教材，更好地运用这些历史教材，以史育人。
毛泽东的史学目的论，深刻地体现了对史学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估量，又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批判地继承的史学观。但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歪曲史实，随意比附，搞什么儒法斗争的讨论，并大搞影射史学，葬送史学的性和客观性，把史学推向实用主义和庸俗化。这是对毛泽东史学目的论的严重歪曲和肆意践踏。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古为今用”的原则，则是错误的。再说，史学既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即它的真实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毛泽东说：要“给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毛选》第208页）即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选》第801页）。史学的学术价值，是史学获得社会价值的前提。轻率的历史比附和有意制造的影射史学之类，是伪史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价值。
历史矛盾论和历史不断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矛盾运动史，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他说：“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毛选》第302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因决定论，从而彻底否定了“民族优劣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欧洲中心论”以及艾奇逊所说的“人口过剩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外因决定论。毛泽东举例说：“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他说：“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的思想，都是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庸俗进化论和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的反映（《毛选》第301－302页）。
毛泽东的历史矛盾论和内因决定论，为史学家提供了一把分析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的钥匙，而毛泽东本人又是运用这把钥匙的大手笔。他说：“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基础和政治及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毛选》第317页）这里，毛泽东最清晰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最基本矛盾。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调整好了，生产力水平就会发展提高，否则就会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集中最突显的表现是阶级关系，因而“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选》第625页）。
最值得纪念、使后代得益无穷的，是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所作的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经历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破坏了手，一方面又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使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选》第626－631页）正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状作出上述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正确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回顾党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192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党经历了多少艰难和曲折，才取得这样的共识啊！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分析历史和现状，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的一个光辉范例。1949年8月，当毛泽东再度谈论阶级斗争问题时写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选》第1487页）阶级斗争史，无疑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这话说得太绝对了。人类文明史，就大体言之，至少还包括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科学技术史，和人类的头脑的活动史，即思想史、文艺史等等。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史学界曾出现以政治史、农民战争史代替整个历史研究的倾向，从而把人类文明史简单化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三大改造”以后，毛泽东由于忽视国内阶级情况的实际变化，在政治生活中把阶级斗争的弦越拉越紧，以至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最后导致了“文革”的灾难。这是由于他对国内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也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学说作了错误推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