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多元基进的辩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哈布斯邦（ E. J. Hobsbawm ）：《极端的年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道德经》
从 1997 年回溯，史学专业化的至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对于西方而言，近两百年来，史学本身的发展高低起伏，时盛时衰。不但史学内部对自身学科的反省不断，外面各种学科也对史学形成挑战。然而在诸多牵动史学本身变化（研究取向和主题的转变、对史学原理提出修正或质疑的看法等等）的因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外在社会的变动。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马克思主义从 1840 年代马克思着文立说开始算起，和史学专业化发展的时间相差不多，也有一百五、六十年。它是一种学术思想，同时也是一股政治社会变革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不但是在史学研究的内部，同时也在人们所处的社会本身。哈布斯邦在 1968 年写了一篇名为〈马克思对史学的贡献〉的文章1 ，可以做为我们讨论的基础。
哈布斯邦评价自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以来的专业化史学发展，可说是褒贬参半。一方面他赞许专业化史学带动了的研究方法，让史学研究的水准提升；另一方面他认为这一波史学研究的潮流有三个缺点：一、这些学者认为自己的立场是客观中立的；二、研究主题局限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其它的主题几乎不闻不问，甚至认为那些不是历史（历史是用来研究「重大事件」的 -- 兰克语）；三、这些学者一头栽进档案史料里，再也不具备博学者的气质2 。由于这些问题，引起了另一波高举反兰克大旗的史学浪潮，而这一波的浪潮在各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大。影响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式的政治社会活动及其所带动的思想浪潮，即哈布斯邦所说的 "庸俗式的马克思主义"
（ vulgar-Marxism ）3 。他认为庸俗式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反兰克运动上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但是由于「一切为政治目的服务」，不但僵化了马克思的思想，把历史唯物主义（ historical materialism ）4 简化成某种机械论（ mechanism ），而且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只局限在若干主题之上，比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和农民被压迫的历史之类的主题。尤有甚者，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往往是粗糙僵化的（三十年战争之所以打了三十年而不是更快或更慢，是由因素决定的）5 。有鉴于此，他认为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中，对于今日史学研究有助益的地方说清楚。
首先，哈布斯邦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些年的发展，尽管有上述的问题存在，却促进了历史这门学科的科学化。所谓科学化，并非像实证主义（ positivism ）那样，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可以等同于科学，而是求真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常常被一些实证主义式的思考弄得不三不四，这种思考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看成是稳定的、恒常不变的社会型态。他认为像阿图塞（ Louis Althusser ）、李维史托（ Claude Levi-Strauss ）之类的结构主义者的理论就具有这样的危险性6 。另外，由于庸俗式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且它本身也沾染上实证主义的色彩，使得马克思主义被世人误解成「经济决定论」。事实上要分辩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差别很简单。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确实存在着一种社会阶级；二、社会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contradiction ），阶级矛盾是很重要的矛盾，但只是其中之一；这两点都是实证主义所忽略的。
其次，马克思强调历史性的分析。所谓历史性的分析，套个现在流行的术语，是贯时性（ diachronic ）和共时性（ synchronic ）并行的分析方式，这是透过各种矛盾的发展和克服连结而成的。而实证主义很明显只有共时性的思维7 。
哈布斯邦的文章在批判实证主义（包含广泛意义上的结构功能论）和机械论之后，以期许马克思主义史家再接再励做为结束。这是 1968 年的作品。而 1968 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个又爱又恨的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 1956 年终于克服了史大林（ Joseph Stalin ）的阴影，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Nikita Khrushchev ）于苏共二十大清算了史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对红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整肃进行平反。但是就在同年，苏联的坦克车也压碎了匈牙利的自发性革命。这两件事都对战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8 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清算史大林的直接影响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道倾向的复兴，而镇压匈牙利革命却使得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几乎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后者整体的负面结果，这里用一句话来代表，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公信力受损。最明显的反弹则来自于西欧的左翼知识分子。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哈布斯邦和汤普森（ E. P. Thompson ）恰是两种代表性的做法。前者对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批评，但仍留在英国共产党内；而后者甚至宣布脱离共产党，但还是坚持身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9 。大体上，西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心的确产生危机，但是却都还不到脱党的地步，更不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可是危机感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缓解，反而渐渐蔓延。到了 1968 年，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学生运动的火苗继 1848 年之后再次以全欧的范围在各地延烧，而巴黎也「按照惯例」首当其冲领衔演出。可是，就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的表现着实令学生错愕，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指责像龚．本第（ Cohn-Bendit ）之流的学生为无政府主义者10 。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学生失望的是法国共产党后来竟然和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妥协，同意解散国会，重新改选，而不是成立左翼联盟建立新政权（后一路线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等左派政党先前的联合规划，也是学生希望达成的）。一波波革命的希望一再被政治的现实当头浇冷水，共产党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中日益成为堕落的代名词，消极的人走向了无政府主义，积极的人重组「非共左派」做为前进的基地。
这样的情况不只在法国（最主要仍是法国），而是全欧性、全球性的。当马克思主义的理念随着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失望而丧失魅力之后，思想上的真空则被一股「后」（ post- ）的风潮所填补：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 ）、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后主义（ Post-modernism ）……等等。唯一在这股「倒马风潮」中挺立的剩下阿图塞主义（ Althusserianism ）、美国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极少数大家如哈布斯邦、哈伯玛斯（ Jürgen Habermas ）、科莱蒂（ Lucien Colletti ）等人，以及托派的曼德尔（ Ernest Mandel ）、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等。
马克思主义内部面对后现代的冲击虽然也有正反两方的意见，可是大体上都不会自诩为后现代主义者。不要说像哈伯玛斯和哈布斯邦之类持批判态度者，就连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和穆芙（ Chantal Mouffe ）等一般被归类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人，不但在他们的著作当中绝口不提「后现代」一词，即使在使用所谓后现代概念的词语时，几乎都是以补充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为依归，或是强调后现代的一些主要概念系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詹明信为例，他对于 60 年代以后这股「后」的风潮抱有如下的看法：
「太凯尔」（ Tel Quel ）小组的成员，例如巴特（ Roland Barthes ）、德希达（ Jacques Derrida ）、布什亚（ Jean Baudrillard ）、里欧塔（ Jean Francois Lyotard ）等人在假定这个问题（指「表述」或「再现」 Representation ）存在的同时，又把他们自己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诠译学中增加了若干疑难问题；……但是上述所有人所写的著作，都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主导文本，即阿图塞《解读〈资本论〉》（ Lire ’le Capital’ ）的假定之上。11
在这篇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文章里，詹明信把诸多著名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家用「后结构主义者」的名号混用，把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统称为「尼釆式反历史主义的立场」12 。所谓「尼釆式反历史主义」，詹明信所指的是尼釆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反动，一个是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一个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否定。在这里，阿图塞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这些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一种新的诠释），另一个则是他们对待人文理论的态度：理论生产既不是真实客体的表述，也不是关于真实客体的研究 -- 科学以批判在其之前的意识型态理论实践中的意识型态「真实」来证明自己的科学真实13 。这种看法虽然某种程度上使得阿图塞跟上述其它人的文本主义（ textualism ）特征挂在一起，可是这其中也凸显詹明信的观点，即阿图塞与后现代主义者似乎过从「甚密」。
另外，拉克劳和穆芙在其著作中，虽然明指她们的分析主线是从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有关文化霸权（ hegemony ）的概念做变革为起点，但是她们之所以要马在革命理论上有所变革，乃因在现实上和理论上受到多元因素的刺激14 。现实上的刺激指的是以族群、生态和性别为主的新兴社会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全球为范围大量出现，而理论上则是阿图塞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有关「矛盾」的观点做进一步研究所发展出的「多元决定」
（ overdetermination ）论点。简单来说，阿图塞认为，马克思原有的二元辩证架构不足以解释社会各部门、各种力量较劲竞逐的多元实况，于是提出所谓的多元决定论，其实这和哈布斯邦强调的阶级矛盾不是唯一的矛盾若合符节。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后现代的探索，阿图塞几乎是必经的路径。所以，阿图塞对历史的看法对本文的主题 -- 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和史学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阿图塞的理论中，除了上述两个部份对马克思主义探索后现代有重大影响之外，主要还有两个部份对史学有直接影响。首先就是前面提到哈布斯邦担心的部份，即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会造成把社会视做稳定不变的社会结构，以及太过重视共时性分析。阿图塞的理论的确有这样的危险性在，虽然哈布斯邦对阿图塞结构主义的印象显然主要来自于派森思（ Talcott Parsons ）和李维史托而不是阿图塞本人。阿图塞在 1970 年代时曾坦率承认他在 1960 年代的若干主要著作中的确犯了一些错误，即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常常「不小心」玩弄起结构主义的用语15 ，但是他的理论重心绝对不是结构主义，不但在他自己的声明中，或是若干深刻研究阿图塞的理论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点16 。相反的，阿图塞重视这两个部份的结果是他对意识型国家机器（ Ideological state-apparatus ）精辟的分析，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
其次，阿图塞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 1956 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看来虽然孤独，却是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解释历史，一方面是改变历史。解释历史必须有科学求真的态度方能有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像知识的虚无主义（ nihilism ）一般任意编造故事；而改变历史更须要在历史研究中指出由若干现象中展现的趋势或，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遍性才能说服大众，科学则是获得人们信任的有效保证。这也是哈布斯邦在面对机械论时不得不承认的部份17 。但是阿图塞提出「历史是没有主体的过程」（ history as a process without subjects ）这一看法，着实让人们惊讶，而且似乎与之前的说法有直接的矛盾，其实不然，这必须回到阿图塞对人道主义和观念论历史哲学的批判上才说得清楚，这不是本文重点。
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的双重性，仍将是绵延不绝的思考方式，科学性是它对历史这门学科在研究态度上的基本原则，虽然历经后现代这波猛浪冲击，却没有被打败，不过也做了若干反思和修正 -- 毕竟后现代的社会分析仍是跳不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永远要注意的可能不是外力冲击来自何方，而是何以祸起萧墙。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二日，承蒙辅大历史研究所学生主办的「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系列研讨会之邀，笔者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多元基进的辩证」提出本文以供师生共同讨论。由于在研讨会中不少同学的指正和问题，意见极为宝贵。因此，笔者谨以后记聊志谢意，并做为讨论之后的增补。
同学们的意见主要在于两个部份，一是阿图塞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地位，是否如笔者所言这般重要；另外，则是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时如何自处，这个部份又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以及如何处理后现代主义。以下，笔者谨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本人之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笔者目前的理解来看，阿图塞的位置的确非常重要。首先，结构主义在 1960 年的大鸣大放，是法国本身理性论哲学与结构主义之间具有共容的基础，这其中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斯宾诺莎。他调节了笛卡尔心物二元论的不归路，从一元论的角度出发，透过上帝为媒介，把形上思考的结构和事物的秩序之间联结起来。而 1960 年代首先把斯宾诺莎拉回到现代的人，就是阿图塞。而后现代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重要特征，便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换。
第二个问题，我在本文文末便已稍微提及，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型态。詹明信称其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特性，是取自托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德尔的说法。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某些部份的确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概念，如事物的整体性的问题。一方面，反对现代性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库色等人早已提出，只是当时他们把这些问题归诸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致，近似于韦伯「工具理性」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系谱，至今难以详载，把排在最左边的人名和最右边的人名放在一起，可能会有人不相信他们同是马家帮的人马。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今日的确很难做到。 1970 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知识分子融合了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论述，和战后的民族解放的政治现实，分别提出了异曲同工的「依赖理论」和「不均衡发展」，企图把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型态的社会发展，融合成一个有机分层的体系，但是未竟全功（在，拜学术宗主国美国之赐，「依赖理论」还有幸得闻，在解严之后的若干年少量进口来台；「不均衡发展」对大多数人而言，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因为非洲是欧洲的，拉丁美洲才是美国的？）。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运作一日不坠，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整体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这应该是很明显的。书目
· Hobsbawm, E. J.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 37-56.
·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 Frederick G. Lawra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1.
·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 国立中兴大学编，《国立中兴大学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集》，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出版社， 1992 。
· 高宣扬，《沙特传》，台北：蒲公英， 1989 。
· 张京媛编，《新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 Laclau, Ernesto & Mouffe, Chantal ，《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陈墇津译，台北：远流， 1994 。
· Althusser, Louis ，《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沉起予译，台北：远流， 1990 。
· Collinicos, Alex ，《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杜章智译，台北：远流， 1990 。
· 彭赟，《阿图塞思想新探》，台北：唐山， 1993 。
· Best, Steven & Douglas Kellner ，《后理论 -- 批判的质疑》，朱元鸿译，台北：巨流， 1994 。
1. E. J. Hobsbawm, ’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0): 37-56. (Back)
2. Ibid., pp. 37-39. (Back)
3. Ibid., p. 42. (Back)
4. 这个名词首先由恩格斯提出，用来统称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详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的〉，收录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页 740 。 (Back)
5. Ibid., p. 44. (Back)
6. Ibid., pp. 50-51. (Back)
7. Ibid., p. 46. (Back)
8. 所谓 "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 实质上所含盖的范围，主要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东欧集团及共产，同时也包括了世界各地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或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政策指导的各种名称的政党和团体。（有些是合法政党，有些则否，甚至还有一些是游击队）。 (Back)
9. 有关 1956 年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影响，详见周梁楷，〈 1956 年对英国马克思史家的冲击〉，《国立中兴大学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出版社， 1992) ，页 235-261 。 (Back)
10. 高宣扬，《沙特传》 ( 台北：蒲公英， 1987) ，页 231 。 (Back)
11.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张京媛译，收录于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页 17-51 ，节录的文句出自第 17 页。这篇文章是詹明信对「意识型态诸理论研究」的其中一部份。 (Back)
12. 前揭书，页 41 。 (Back)
13. 前揭书，页 43 。 (Back)
14.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陈墇津译 ( 台北：远流， 1994) ，页 5-7 。 (Back)
15. Louis Althusser ，《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沉起予译 ( 台北：远流， 1990) ，页 144 。 (Back)
16. Alex Collinicos ，《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杜章智译 ( 台北：远流， 1990) ，页 7-8 。而中文学界中有一本可以说是最杰出的研究也是同样看法，详见彭赟，《阿图塞思想新探》 ( 台北：唐山， 1993) ，页 218 。 (Back)
17. Op cit, p. 42.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