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近古时期中国“农业革命”的核心是农作物栽培方式，其中早熟稻起了主要作用。虽然在近古农业器具和治水方法有了一些改进，但它们不能看作是重大的技术进步。追溯便可说明，正是早熟稻才保证了获得两倍有时甚至是数倍的收成，中国稻作区的这种栽培制度也因此而著名。11世纪初从印度支那中部的占城国引进了一种比较耐早的水稻以后，导致了早熟品种的不断增加。从而使中国农民能够扩大其农业边域，从低地，三角洲、盆地、河谷到易于灌溉的丘陵。由于适宜种植本土迟中熟稻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面耐旱早熟品种的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并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加倍扩大中国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解释对我们的研究不可缺少的中国水稻命名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沿着早熟稻传播发展的主要路线，来论述其不同的经济意义，评价早熟稻在近古中国经济史上所发生的作用。
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广阔、地形复杂的国家里， 自从栽培稻出现以来一定培育了许多不同的品种。因缺少系统的有关水稻的古代，现代学者不可能了解更多的古代水稻品种方面的情况。但却有足够的理由对后来加藤繁教授关于‘中国的水稻最初就是早稻”(8)这一结论提出怀疑。从总的来看，既然中国水稻不论最初是否早熟还是迟熟的问题对我们的研究显得如此重要，因此，对中国古代水稻品种发展作一扼要叙述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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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发表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9(1956—57)．本文译自《中国经济发展文遣集》下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
河南低地平原和陕西中部盆地是中国文明的摇篮。在古代中国北方地区，水稻作物远不如黍的地位重要。也许谷子，还有小麦是仅有的生长在中国本土的普通谷类植物（4）。在《诗经》里一共有6次提到稻，而不粘的和粘的黍却出现了37次之多（5）。只是在著名的农事诗《七月》里才明确说到“十月获稻”(6)。虽然《七月》里的历法有两种，即夏历，也就是通常的阴历，和西周王室用的周历。周历的一岁之始比前者早两个月。可以相信，人们是按照夏历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的，而王室人员则按周历举行和宗教事务（7）。由于夏历更利于安排农事活动，所以它被中国农民普遍采用，并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遵行。因此，《七月》中所指的工。月是农历10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在折衷主义杂家著作《吕氏春秋》的前12卷是关于季节和月令气候的变化，这是为秦国的相国吕不韦(?一前235年)而编著的。这些后来都为汉代的儒家所完全采纳，并被编入重要的儒家经典《礼记》之中。书中说道：“是月(九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8）。”因此，《七月》与这两部文献所指的稻谷成熟收获时间有1月之差。然而，按一些博学的汉代古文经学者的观点则以为其差别要明显得多。例如，蔡邕(公元132—192年)对这个问题便有独特的见解，他解释说：“十月获稻，人君尝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谓之半夏稻。”（9）很显然，古代的水稻一般在10月成熟，而所谓早熟品种只不过早熟一个月而已，不论是10月或是9月成熟，古代中国的水稻大部分都是迟熟品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加藤教授与传统学者的看法一样，认为民歌《七月》是对豳，亦即古代陕西中部地区人们农业生活的描述。其中所指的水稻成熟时间并不能代表其它古代中国北方。他的观点是陕西位于内地深处，可能生长季节比东部地区要迟。根据我们的地理知识，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而且现代一位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明确断定，《七月》所描绘的不是古代陕西的农民生活，而是公元前5或4世纪某些时候在今山东西南地区的庄园生活（10）。
加藤教授认为古代中国的水稻大部分是早熟品种的根据是一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它是公元6世纪前期编纂的，书中引用了一部玥已失传的比它早的著作《广志》。其中列举了中国南方，特别是四川的几种在农历7月或6月成熟的早熟品种（11）。 我们看到，在安徽南部丘陵地区种植的桃花红稻至少自6世纪起就很出名，并经12世纪著名的自然史学家罗愿鉴定为这的确是一种早熟品种（12）。这一点可以充实加藤的证据。公元993年在今天津西南地区实行军屯时，从长江下游引进了一种早熟稻以战胜该地区出现的早寒。它在8月份成熟，比原产地一般的成熟期大约早1个月时间，从而确保了军屯计划的实现（13）。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在11世纪初占城稻传入之前就有了中国本土的早熟品种。
然而根据11世纪初期以前关于早熟品种的这些记载并不意味着早熟品种对中国古代和中古时期的稻作生产起了主导的作用。相反，为数不多的关于早熟品种和一些特殊品种的记载，与历史文献中不提中迟熟品种这一事实相对照，说明它们只是一些例外，并非普遍。因为，首先，一般的农书不象以后的地方志，它们没有详细列出地方的或区域性的产品，除非它们的种类非常特殊，值得引起注意。第二，水稻的品种数量‘可能超过所有其它已被发现的谷类的品种总数”（14），这是普通的知识。仅凭数则特殊品种的孤例便作出一般性结论的做法必定会走向歧途。第三，推翻加藤结论的有力证据还是来自《齐民要术》本身。关于水稻作物生长季节期限，《齐民要术》没有提到特殊情况，它引用早些时候的著作讲了一般：“稻……八十日秀，秀后七十日成”。（16）虽然我们充分相信，古代中国的水稻．正如今天大部分地区还是这样，于农历s月中旬和4月上中旬之间播种（10）。我们无法弄清《齐民要术》讲的150天究竟是从播种还是把秧苗移植到水田开始算起，我们只知道近古及近代通常是以插秧开始汁算水稻生长所需天数的（17）。假如后者保持了前者的传统方法，那么古代大部分水稻品种也许是在9月成熟。若在150天之外不再加上插秧前一般4或5周的时间，成熟期就会在8月。按近古时期的标准，这个时间一般都认为是迟了。但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田园诗人浔用柴桑(今江西九江)的陶潜(公元3657—427年)，认为在9月中旬收割的稻子是早熟品种。（18）一位9世纪后期的作家证实了甚至象云南那样的西南部地区，水稻通常一年只收一季，一般在8月收割。在近代，那里的早熟稻比迟熟稻重要得多（19）。
指出早熟稻种在古代及中古时期中国水稻栽培中不占主要地位的最有力的证据不是农学而是词源学。突出的事实是，虽然“籼(秈)”这个字现在的意思是早熟稻。它首先出现在《方言》里，这是一部大约在公元前不久成书的地区方言和俚语词典。但直到]2世纪“籼’才有它现在早熱稻的意思。《方言》简要地说：“江南呼粳(又作秔， 普通无粘的稻)为籼”（20）。 更有意思的是，在公元100年编成的著名字典《说文》里，也没有“籼”这个字，但却有“搛(槺)”字。这个字的读音与籼略有不同，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说文》中“搛”简略地解释为“稻不粘者”（21）。实际上后来的优秀字典，如5世纪编成的中国北方的《广雅》，公元543年南朝一位学者编的《玉篇》，以及另外两本7、8世纪编的音韵字典，都把“籼”看成是与“粳”相同的东西（22）。因此，从古代起直到唐末，籼都没有早熟的意思。
在占城稻从福建传入长江下游及淮河下游的前5年，即1007年编成的字典《广韵》，虽然在字面上未作出特别的解释，但却第一次将籼与粳两者区别开来（23）。 在占城稻已开始传播到中国主要稻作区162年后，即1174年，罗愿《尔雅翼》的出版，表现出他对自然史的重大贡献。在《尔雅翼》中，“籼”字才开始具有它现在的涵义。罗愿说：（24）
又有一种曰籼，比于粳小而尤不粘。其种甚早。今人号籼为早稻，粳为晚稻。苏氏(苏敬，公元7世纪著名的草本药物学家，著有《唐本爭》)云：粳，一曰籼。亦禾尽矣。又今江、浙间有稻，粒稍细，耐水早而成实早，作饭差硬。土人谓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国有此种。
在他的另一部名著，关于其家乡皖南徽州地方志一一《新安志》“土产”中说：“土人谓籼为小米，粳为大米”(25)。直到今天，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仍然这样区分籼稻和粳稻。罗愿对籼的探讨是很有价值的，它不仅首次系统地解释了籼和粳的区别，而且还证实在占城稻传入中国前后所种植的本土早熟品种。
这样又把我们引向了另一个问题。在罗愿的著作中以及一些东南地区的方志中，对12世纪的占城稻与当地的籼稻一般均做了区别。后来本土的与引进的早熟品种变得越来越分不清。例如，李时珍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此书完成于1578年)即说：“籼，亦粳属之先熟面鲜明之者，故谓之籼。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26)。为什么“籼”这个字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获得其独有的早熟意义呢?而且，为什么它在占城稻传入中国的几个世纪内又与粳误为同一种稻?对籼字的异乎寻常的词源演变怎样才能作出正确解释呢?
从土地利用史的观点看，直到工工世纪籼字尚无早熟之意，而且又很少提及早熟稻，这并不奇怪。因为，首先，从近几个世纪的文献记载分析，迟中熟粳稻每英亩的产量比早熟品种高得多。第二，至少按照现代标准看，当中国的总人口相对不多的时代，长江地区已经得到系统开发，农民耕种的自然是低地平原，三角洲、盆地及河谷的肥沃土地。直到今天那里的大部分地方还保持种植高产的中迟熱水稻的传统（27）。回顾历史，从4世纪起，中国北方便遭到野蛮民族的入侵，中原人民大量逃往长江流域地区，使这个广大的稻产区不断发展，并逐渐导致了中国经济区域的变化。到了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便毫无疑问地取代了西北地区而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和粮仓。仍是中国政治中心的西北地区，对东南余粮的依赖变得日益明显。将东南与西北连接起来的大运河成为唐帝国 (618—906年) 唯一的经济命脉（28）。然而，和以前的人口数最高纪录公元2年59，594，978相比，754年统计的唐代全国最高人口数只有52，919，309人．即使754年的数字也象杰出的百科全书编纂者杜佑(735—812年) 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疏漏和逃户的存在而使统计数大大低于实际人口数（29），也可能只是指长江流域如江苏、浙江北部和四川中部等农业较充分发展的某些地区。广大的开发较迟酌长江地区宜于稻作的土地已经得到耕种还只是个别现象。这一事实从加藤教授的结论中也获得证实，即唐代在稻作生产上的主要贡献是培育了大量通常适宜肥沃土地种植的迟中热品种。
当中国北方再次爆发战争并随着906年唐帝国的灭亡而出现经济衰退时，长江地区却几乎安然无事，出现了持续的和平和繁荣。它作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区而稳步地加速发展。北中国更加依赖长江下游的经济实力，宋帝国选择河南东部的开封为国都便是最有力的证明。在此以前的首都，不是在陕西中部的长安就是在河南西部的洛阳。这样宋朝政府就能保证比较容易地得到南方稻米的充足供应，并可减少通过险恶的西部运河转运大批漕粮所需的劳役（30）。由于缺乏10世纪的大量可靠资料，从8世纪中叶以后长江地区人口的增长情况不得而知。11世纪的人口数据也毫无疑问大大低于实际人口。但即使根据宋代不完整的资料也可以认为自从960年北宋建立以来总人口和特别是长江地区的人口都在稳步上升，在754年至工2世纪初之间，南方各省的户数增加了近两倍（31）。到11、12世纪，长江地区大部分难以耕作的平地都已得到更充分的开发，这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
宋代初年，正当人口继续增长的时候，封建皇帝反复告诫国民改进粮食作物并试种新的作物品种，这不是偶然的。虽然所有的宋代资料都一致说占城稻是1012年从福建传到江淮地区的，但无一提到从印度支那中部传到福建的具体时间。见闻广博的佛教和尚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作于1068年前至1077年间的一系列笔记)中有以下记载：（32）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早；西土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稻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子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不知今之绿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
10ll至1012年间，江淮地区由于干旱，部分农作物失收，真宗皇帝遂下令从福建调来3万斛占城稻种分发给各路灾区农民，并附有官府编印颁行的正确的播种方法。从1012年起，占城稻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很明显，从占城稻首先传入福建到1012年广泛传播，其中必定经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无法确认最初的占城稻究竟是早稻还是水稻。B．E．里德对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研究，认为是“安南早稻”（38）。在《本草纲目》中将籼和占城稻视为同一种稻。另一方面，加藤教授在详细阅读宋代官方记载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占城稻是另外一种生长于水田的稻子(34)。问题比相信其中任何一种观点还更复杂得多．要想得到明确的答案看来似乎不可能。11世纪初官方颁行的占城稻的种植方法是，首先将种子放入竹篮内，在水中浸泡3日，再将种子从水中捞起置于隐蔽处直至发芽．然后把谷种撒播在水深约2英吋的秧田里，田中的水在3日内将干涸。5天之后，当幼苗长至2英吋左右时，秧田还需要再放水浸润一天。最后幼苗就准备拿去插秧了(35)。这种方法看来从11世纪初就被长江下游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36)。根据这一点以及以后其它许多资料，可以认为占城稻，至少在一般条件下是作为水稻栽种的。
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占城稻也作为早稻种植。王祯于1313年发表的一部重要农书，是在早稻或陆稻条下讨论占城稻的，相对于普通的水稻，或者说种植在水田中的水稻。他说：(37)
今闽申有得占城稻种，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其柬粒欠而且甘，为旱稻种甚佳。
从上述品质判断，它与罗愿记述的12世纪普通的占城稻大大不同，这种早占也许是后来的变种。虽然没有关于栽培方法的详细描述，但这一变种是作为早稻而种植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一些现存的最早的福建地方志，一般都将适于水田栽培的普通占稻和旱占加以认真的区别(38)。同样地，1540年编印的《太平县志》(即今温岭县，浙江中部沿海的一个县)，将所有的早熟占城稻品种再分成旱地占稻和水田占稻(38)。明末浙江一位学者详细地记述了河南中西部陆地种植占城稻的情况：(40)
往时，宋真宗因两浙早荒，命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斜散之。……即今之旱稻也。初止散于两浙，今北方高仰处类有之者。因宋时有江翱者，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为汝州鲁山今。邑多苦旱，乃自建安取旱稻种。耐旱而繁实，且可久蓄。高原种之，岁岁足食。种法大率如种麦。治地毕，豫浸一宿，然后打撢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浇之，每锄草一次，浇粪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
既然有些植物的适应性很强，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形复杂不一的国家， 占城稻通常种植于低地，在某些特殊地区又可种于高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尽管在稻作区内的一些地方， 占城稻既可作为水稻又可作为陆稻种植，但当地人还是尽量将占城稻与本地陆稻区别开来。本地陆稻是浙江、福建高山地区土著的畲民及两广山区的瑶民种植的一种特殊作物(41)。
宋代官方的记载没有清楚讲明占城稻生长所需时间。关于它最初的成熟期，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宋元地方志说法不一。例如1202年修的《会稽志》(即今浙江绍兴)证实道：“凡占城，土人皆谓之金成，不知何义也，一名六十日”（42）。但是，这条资料以及一些其它类似的资料必须谨慎引用。因为，第一，它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当地的占城稻种植历史缺乏准确的了解．第二，仅从这简短的记述，无法知道自从占城稻传入当地之初或从工2世纪后期以来，占城稻是否就已被称为“六十日”。第三，这与其他一些长江下游的地方志中更明确的记载正好相反。例如，1223年修的浙江沿海中部的台州地方志，提到当时最早熟的品种‘六十日’时，谨慎地说：“占城(稻)……至今土俗谓之百日黄”（43）。明清时期的台州地方志都始终坚持上述占城稻成熟期的最初说法。1540年编修的《太平县志》讲得特别清楚，原来的占城稻约100天成熟：“宋大中祥符五年，以两浙微旱，使于福建取种三万斛，分给种之。今土俗谓之百日黄”。“早禾，……随犁归，一名六十日。占城种，来自占城”（44）。1332年修的江苏《镇江志》则列出了6种插秧后60天至100天以上成熟的籼稻，但非常慎重地指出：“百日本自占城来”（45）。
最初的占城稻生长所需的时间问题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学术意义。因为自从占城稻传入中国以后，早熟稻品种的发展是一些不知其名但却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代作物繁殖者们几个世纪以来努力的结果，这是一项值得高度赞扬的科技成就（46）。而且，正是那些非常早熟品种的发展，才使得大批劣等的和次边缘的稻作地也逐渐变成了肥沃的水田。从上述引用的材料以及另外许多将会在下面反复出现的材料，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原先插秧后约需100天成熟的占城稻，满足了人口较稠密的长江下游地区人民的最迫切的需要，并促使南方农民进一步注意发展早熟耐旱品种的重要性。通过自然变种（47）和对新品种进行人工筛选，在11世纪和12世纪间、中国南方农民已经培育了只有60天就成熟的品种和极有利于扩大稻作区的品种。
占城稻的引进及早熟品种进一步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些早熟品种极有助于保证双季稻作制的成功。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稻产区的农业也因此而闻名世界。由于长江地区的水稻差不多都是夏季收获，缩短了生长期后就可能于收完稻谷后在同一块土地上再种小麦、油菜及其它冬季作物。古代及中古时期的中国，一般的粳稻至少要150天才成熟，这样在许多地方即使有可能进行作物轮作也是很不稳定的。一部近代杭州湾地方志解释说：“吾土所种利于早熟，无种晚稻者，因水田大多有春花(指小麦和油菜)”（48）。第二，许多世纪以来，农民都为冬作物收获后，至稻谷收割前这一段时间的粮食供应不稳定状况而担忧。早熟稻这时却成了宝贵的补充粮食，其品质和消费价值都比其它杂粮强得多（49）。第三，早熟稻比迟熟粳稻需水量少得多，这样就可能种植在利用泉水或雨水浇灌的高地或坡地上。13世纪的宁波志说：“田之近山者多旱干，近海者多斥卤， 粳与糯咸不宜焉”（50）。由于这个缘故，宁波地区的水稻大部分是早、中熟品种（51）。同样，在浙江内地西北丘陵地区，“山田易旱，惟种金城”。（52）
早熟稻的传播，如其它粮食作物的传播一样，必然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至今能确定的，直到南宋(1127—1270年)末期，早熟品种似乎只在浙江、江苏南部、福建和江西传播得广些。几乎所有现存的12、13世纪编修的地方志里面都有一些提到早熟稻的材料，但大部分都是浙江和江苏的。在福建，规整的梯田及巧妙的山地治水技术，这些都是引入占城稻以后的结果。一些宋代以后的评述者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3）。在明代(1368—1644年)，实际上福建全部8个府中都发现有占城稻和其它早熟品种，尽管各地种植的范围和程度不一(54)。在江西也广泛种植占城稻。正如13世纪初的一位官员所记载。“豫章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55)
不过，在其它地区，直到蒙古人征服以前，早熟稻看来发展得还比较慢。虽然在安徽南部的丘陵地区，中、早熟稻向来都比迟熟的梗稻更重要(56)。芜湖周围地区当时农业尚不发达(57)。近代芜湖已成为重要的米市之一和阜熱稻生产中心。淮河平原作为南方水稻生产和北方小麦生产的分界地区，1012年经皇帝命令引进了占城稻，在1126年北宋灭亡后经受了长久的经济衰退。此后那里成为宋、金对峙的主要战场，金人征服了北中国，整个12、13世纪这一地区成了一片辽阔的荒地。(58)这个地区在11世纪取得的所有农业成就都因战争及汉人大规模南迁而废弃。湖北，这个近代重要的稻米出产省，也曾遭受到类似的破坏。著名的直观主义学派宋儒家陆九渊(工139—1193年)，对当时湖北农业的衰落状况作过恰当的描述：(59)
江东、西田土较之此间(湖北)相去甚远，江东、西无旷土，此间旷土甚多。江东、西田分平、晚。早田者种占早禾，晚田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田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桑，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此间陆田，若在江东、西，十八九为早田矣。
因此，南宋湖北的耕作方式以没有早熟稻和双作制为特征。虽然缺乏宋代其它省份有关水稻品种的明确记载，不可能做出全面的概括。但是除了象在《齐民要术》中提到的那些本土的早熟品种被保存以外，占城稻种已经传播到中国的其它稻作区，这点似乎是合符逻辑的推理。
尽管宋代占城稻的传播主要只限于3、4个省，但在占城稻传入的一个世纪内，它对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却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因在1102年和1110年官方登记的全国产数已超过2千万户。一些卓越的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宋代户数统计，与众所周知的漏报的总人口有着很大的出入，这一观点比较符合历史事实。(60)看来可以相信，到12世纪初中国的实际人口有史以来首次突破l亿。
占城稻的传播后来无疑仍在继续进行。从可利用的明代记载及地方志材料看，宋代只限于长江下游地区种植的“六十日稻”已经传播到广东。(61)而且在整个稻产区种植十分普遍。“白占”、“红占”，以及其它早熟品种在1531年编修通志之前就已经在广西扎根。(62)1574年编的《云南通志》将早熟的籼稻列为蒙化府最重要的农作物。(63)1621年编的四川盆地中部的《成都府志》，虽然没有详细列出水稻品种，但却特别指出了“白占”在战胜干旱中起了作用。(64)甚至在河南，16世纪早熟籼稻也很普遍。（65）
大多数早熟品种的通俗名称过份奇异，不适合我们真正利用。早熟品种的继续传播可从那些显示出地理来源的品种名称中得到恰当的证实。例如，在安徽南部的丘陵地区，宋代这里的农业还不发达，到15世纪不仅有“白六十日”和“红六十日”这样的品种，而且还有带地方色彩的品种，如“江西早”、“湖广籼”和“广东籼”等。（66）此后芜湖周围的低地地区成了主要的早熟稻生产中心之。（67）到17世纪初，也许还更早，在南方沿海福建泉州这样的东南沿海地方，也有叫做“苏州红”和“河南早”的早熟品种。（68）到十八世纪增加了另一种名叫“山东种”的珍贵北方品种。（69）湖北和湖南，这两个在明代发展成为稻米主要出口基地的省份。（70）经过一定的时间。肯定引进和发展了许多水稻新品种。遗憾的是这两个省现存的一些明代地方志和1684年编的《湖广通志》均未获得有关我们论题的任何系统的资料。（71）但是，当湖南在1820年首次编纂独立的通志时，不仅有一些叫做“四十日占”和“五十日占”的特别早熟的品种，而且还有十几种以上，根据稻名判断系来自苏州、南京、凉山(四川)、贵阳和思南，江西、广东、云南和印度支那的品种．(72)实际上，如果地方志一般都记载了当地水稻品种的原产地的话，我们将会发现许多情况，如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中部的吴江县，早在16世纪中期以前就从云南那样远的地方传入了一种早熟品种。(73)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它事实，表明了早熟品种传播的范围。
自从占城稻引进的几个世纪以来，成熟最快的品种需要60天。大量120天至60天成熟的早稻品种的选用，毫无疑问地有助于解决稻作区的作物轮作问题。然而，最快成熟的品种并不是处处都受欢迎。在最富裕的稻产区象长江下游三角洲，那里无数的河流、运河及渠道，构成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那里的迟熟粳稻却因产量很高而继续保持优势。甚至在一些多山地区，农民有时宁愿种植中熟籼稻，也是由于其产量比早熟稻高的缘故。”“但在一些边缘稻作区则需要甚至早于60天成熟的品种或能应付自然灾害威胁的特殊品种。江苏省的江北低洼沼泽地就是这样一个易受灾害的地区，这里每年盛夏时节洪水泛滥，致使一年大半时间农田都被洪水淹没。由于这个原因，高邮和泰州(均在江苏平原中部)实际上成了极早熟品种的试验场地。为了战胜每年仲夏的洪水，高邮农民在工6世纪培育了50天成熟的品种。(76)浙江西南一些内陆地区和江西滨湖地区也可能各自发展了这种“五十日稻”。(76)正是这种“五十日稻”使高邮农民在1720—21年的特大洪水中免遭全年颗粒无收的厄运。(77)18世纪湖南南部的衡州和高邮各自发展了“四十日”品种。(78)当江苏遭受1834—35年洪水的惨重破坏后，“三十日稻”种迅速传入并分发给该省低洼地区的农民。据说这是湖北发展的品种。(79)由边缘稻作区农民发展传播的这些极早熟品种，表明中国本部的水稻栽培即将达到其“饱和点”。“三十日”品种也许是世界史上见诸记载的成熟最快的水稻。
除了这些能部分解决低洼沼泽地区农民困难的极早熟品种外，在稻作区某些地方还需要有迟种快熟的水稻品种。这是因为好的土地有限和当地存在异常紧凑的轮作制度，到了明代，最后又发展了一些耐寒性很好的占城稻种，种植于春作物或早稻全部收获后的仲夏。因为它们收于秋季或初冬。所以叫做“寒占’或“冬占”，在近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的许多地方志里均有记载。(80)除了对作物复种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外，它们还给江西滨湖地区的农民提供了战胜每年洪水的有力武器。江西人宋应星，是关于中国传统工艺最有权威的论著《天工开物》(初版于1637年)的作者。《天工开物》中证实了在江西滨湖地区盛行的通常在洪水消退后的6月份种植的那样一个品种，(81)那是一种很出名的特红稻。1608年浙江北部一个县在遭受特大水灾就要失去全部水稻作物之际，地方官从江西湖区引去了这种红稻，于退洪水后播种。尽管迟种，但成熟很快，从而保证了农民获得尚好的收成。在江苏低平地区的泰州，这种红稻同样出名。(82)此后，关于江西北部主要港口九江和泰州红稻的记载见诸于不同的地方志上。(83)到18世纪初，这种在洪水退后迟种快熟的水稻品种，在江苏和江西平原地区日益推广种植。(84)
总之，汉字“籼”的不寻常的词源在某种意义上说最符合中国水稻栽培和土地利用的历史概括。因为从中国有史以来到人口还相对少的10世纪，尚无多大必要去开发次等土地。在土地利用史上，适宜栽种优质作物的上等土地通常先开发，这是一个规律。在中国农业史籍和字典上长期保留早熟“籼”字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加藤教授关于古代中国的水稻大部分是早熟品种的推论不仅不同于我们的观点，也同李嘉图地租论的某些原理相反。到10世纪末11世纪初，长江地区一些地方的人口有了增长，适合种植高产籼稻的上等土地大体上已得到垦辟。因此，需要渐进地开发次等土地。直到这时，尸籼’才获得它近代早熟稻的意义。由于占城稻的传播，本土籼稻种与引进的早熟品种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以致到了明代籼和占城稻竟成为同一概念。从加藤教授对中世纪和近代粳稻品种名称的细心比较中，可以认为自唐末以来虽然发展了粳稻种，但近现代水稻栽培的主要进步则在早熟稻方面。
历史上农业是发展缓慢的产业，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更是如此。很少事件可以真正称得上革命，这是事实。然而，占城稻的传入以及后来所有早熟品种(包括本地的和引进的)的传播，最终都取得了成就．这是北宋皇帝所梦寐以求而未能如愿的。占城稻传入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稻作区东半部的地貌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到13世纪，长江下游和福建敗许多丘陵山地，因水源、气候和土壤环境不太利于种植粳稻而改成梯田。早熟稱不仅保证了双季稻制的成功，而且延长了长江地区的经济统治地位。表明这种统治地位的明显迹象之一，是在宋、元、明三代稻产区的人口比北方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85）在元、明两代，早熟稻的种植在西南各省和已成为近代中国主要粮仓的湖南、湖北两省日益普遍。到19世纪30年代，据江苏巡抚、熟悉早熟稻生产情况的林则徐估计，全国早稻产量大致等于迟熟粳稻的产量。（86）可以相信，随着灌区的扩大和改进灌溉工具及其它农业生产工具，从11世纪以来的近几个世纪，全国粳稻生产有所发展。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000年到1850年，中国的水稻总产量至少翻了一番。由于每英亩早熟稻的产量比粳稻少得多，可以肯定早熟稻的种植面积超过了粳稻的总面积。，换句话说，即在后来的8个半世纪里，中国的稻田面积也增加了1倍多。有大量的资料表明，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在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日益集约化。因为明代和清初人口几乎一直上升，在大部分地方，早熟稻通过采用更好的轮作方式间接地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早熟稻对近古中国粮食总供给的作用甚至比林则徐所指出的还要大。
至于各种粮食作物在近古时期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大致所占的比例，宋应星，这位最出色的专家之一，认为水稻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占总产量的70％，小麦的比例小得多，位居第2。（87）一些现代学者也许会这样想，宋应星出生于盛产稻米的江西，他恐怕是过份强调了水稻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估计与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一致这个事实。虽然他的估计只是一个明智的推测，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出自这样一位卓越的专家的重要见解。当代学者考察中国、特别是近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例如，8世纪末期以后中国西北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国北方频繁的战争和动乱，与南方的持久和平和商业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文化的变化和人口中心不断转向南方；适合于北方不宜小麦的旱地作物的相对缺乏；（88）北方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南方精耕细作的水稻生产的差别；（89）自11世纪初开始，中国南方水利工程的不断兴修和水稻种植区域的扩大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认为宋应星的粗略估计并非言过其实。
回顾一下，宋应星是在中国耕作制度和土地利用的另一个长期的革命性变化刚刚开始进行时发表上述见解的。虽然中国本部的水稻生产自宋应星以后经过两个多世纪才接近“饱和”，在16世纪各种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甘薯、花生已经传入中国。（90）1700年以前马铃薯首次进入福建北部山区。（91）从那时起直至今天，这些新粮食作物使中国大部分平原和盆地的人们能笋有条不紊地治理干早的丘陵、高山和沙质地。幸好有较近代的资料和丰富的有利用价值的方志记载，使我们能够详细地追溯千百万亩高地的开垦过程，（92）实际上有助于恢复因早熟稻的传播而破坏了的旧的农业平衡。而且，南方人口几个世纪以来更加稠密，而北方各省在早期满族统治者温柔的专制制度下，也出现人口的迅速增长。这样看来，1393年相当于现在中国北方6省的总人口合计大略仅为15，500，000；而6个南方省的总人口却是35，000、000，到了1787年，同是上述地区的人口分别为103，000，000和136，000，000。（93）这种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宋朝灭亡后，当然对各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关系极大。更多样化的国民经济的兴起，部分是自16世纪初欧洲和日本银圆的流人造成的，（94）对工业和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靛青、甘蔗、水果和烟草产生了新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这些经济作物都排挤了水稻才发展的。但是因为南方经济上和商业上比较发达，稻田面积由于专门化农业的兴起而大大减少，(95)尤其是水稻生产会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考虑到所有这些历史因素和迟至1931—37年水稻在中国本部谷物总产量中仍占47％这个简单的事实，（96）宋应星的估计的确可以认为是可靠的。尽管在宋应星以后水稻在中国谷物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减少了，但他的论述特别称赞水稻、尤其是早熟稻在近古中国经济史上起了非凡的作用。注 释：
(1)R．H．Tawney，“The Abolition of Economic Controls，1918—1921”，Economic History Review，XIII(1943) 。
(2)关于更详细的论述上各种人口资料的性质，各个时期大概的人口总数，以及有关人口变化的因素，请参阅本文作者著《中国人口研究：1368—1850年》，195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加藤繁，《中国稻作的一一特别是品种的发展》、《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见《支那史考证》(东京：东洋文库，1953年)．译者注：上述两文已出版中译本，见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第167—196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4) N．I．VaviIov，Selected Writings of N．I．Vavilov。
(5)齐思和：《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第36期，1949年6月。
(6)《诗经·豳风·七月》。
(7)有关中国古代历法的权威性论著，参阅郑玄(公元127—200年)：《札记郑注》(四部备要本)卷5，页1，孔颖达(574—648年)，《札记正义》(四部备耍本)卷14，页3和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1，页1。
(8)《礼记·月令》。
(9)蔡邕对《月令》的注释引见1708年完成的植物百科全书《广群芳谱》。必须指出，在现存的蔡邕著作的通常版本都没有这段记载。宋代百科全书《太平御览》(1812年版，卷839，页9)里面简单地说：“十月获稻，九月热者谓之半夏稻。”
（10)徐中舒：《幽风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5年)。
(11) 《齐民要术》(四部备要本)卷2。关于本书的全部资料，请参阅万国鼎：《论“齐民要术”一一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历史研究》1956年第1期。
(12)罗愿：《新安志》(1175年纂，1888年重刻本)卷2，页1—2及页28。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
(14)Cecil Yampolsky，“Rice II．Rice Grain and Its Products”，walletstein Laboratories Communic- tions，VII，no．2 (1944)。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Rice I．The Plant and its Cultivation”，no．18，1943．is，also useful。
(15)《齐民要术》卷2，页9。若按近古和近代标准，《齐民要术》中论述的一般水稻均系迟熟和大粒稻。参看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明末版)卷15，页45。古代和中世纪初中国的迟熟稻优点大部分在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里清楚地指出．该书序言的日期为1834年。见1880年版．页34—45。
(16)公元前1世纪著名的农书《氾胜之书》说冬至后110天可种稻。此书残本收集在《玉函山房辑快书》卷69。两个世纪后崔寔《四民月令》(收集在《前后汉文》卷47)也说水稻必须在3月播种。《齐民要术》则更进一步指明了水稻播神的适宜期限：3月种者为“上”时。4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到了16世纪，种植时间有些变化。参见冯应京：《月令广记》(1602年版)卷7，页24。
(17)水稻生长所需时间的标准方法在权威性技术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929年据1637年版影印本)第1册，页2。
(18)陶潜：《靖节先生集》(四部备要本)卷3，页14。
(19)樊绰：《蛮书》(图书集成本)卷7，页31。
(20)必须指出，在大学者戴震(1724—77年)对《方言》研究的杰出著作《方言疏证》内没有“籼”字。《方言》中“粙”的字义引自两部11世纪的字典，即《集韵》(田部备要本)卷2，页4，与《类篇》1076年姚氏丛刻版，卷7，页4。
(21)关于一般的水稻名称。参看程瑶田（725—1814年)名著《九谷考》，收集在他的《遣艺录》 (1803年版)，页30—34。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1736—1815年)的《说文解字注》(四部备要本)卷7。必须指出，段误认为6世纪的南方字典《玉篇》中没有“籼”字。另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王念孙(1744—1832年)在他的《广雅疏证》(四部备要本)卷10．页32—33，特别清楚地强调说。在词源上“籼”没有早熟的意思，只是无粘性稻。如只是对水稻名称进行非技术性讨论的话，水稻品种权威性的简要描述，可参阅黄省曾(1490—1540年)的《理生玉镜稻品》(图书集成本)。
(22)王念孙：《广雅疏证》卷10，页32—33，《玉篇》(四部备要本)2，页34．两部唐代音韵字典是7世纪初陆法官等编的《切韵》(见影印本《十韵汇编》1936年)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1947年据8世纪版本影印再版)。译者注：《广稚》系三国时魏张揖著。隋代避炀帝杨广讳，改名《博雅》，后复用原名．因此本书非成于5世纪。《切韵》系隋仁寿元年(公元661年)编成，非唐代。
(23)《广韵》(四部备要本)卷2．页4及27。其中只简单地说．“籼，籼稻”、“粳，粳稻”。
(24)《尔雅翼》(图书集成本)卷1，页3。
(25)《新安志》(1175年纂，1888年重刻本)卷2，页1。
(26)按照李时珍的观点。籼的水稻命名系根据籼的特点，其读膏完全相同．是早的意思．当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明智的推测而已。见《本草纲目》(1603年版)卷22。
(27)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从古至今苏州地区一直种植高产中熟的“红莲稻”。参看龚明之(1082年生)的《中吴纪闻》(1909年重印本)卷1．页8;《玉峰志》(1251年修，1909年重捌事)卷2，页3;《姑苏志》(1506年版)卷14，页3;《苏州府志》(1748年版)卷12及《苏州府志》(1861年版)卷20，页1．译者注：《苏州府志》无1861年版本，只有1824及1874年版。
(28)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这部关于唐宋时期大运河作用的专著．对了解中古及近古时期中国经济史极有帮助。
(29)杜佑《通典》(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卷7。
(30)全汉升，前揭书，第7章。
(31)日本有些学者对宋代人口曾作过较好的研究，加藤繁的3篇文章提出了比较可信的观点。参见《宋代的户口》、《宋代的主客户统计》和《宋代的人口统计》。收集在《支那经济史考证》Ⅱ。(译者注；上述3篇文章见中译本《中国经济史考证》卷2，页257—322，商务印书馆1963年6月版)。他的主要结论是总人口数字大大低于实际数字。户数统计则较为可靠，而且特别重要。
(32)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
(33)B．E．里德：《“本草纲目”中的中国药用植物》(北平，1936年)。
(34)加藤繁文，同(3)，页638—674．中译本页167—196。
(35)官府颁布的关于占城稻种植方法的印榜原文，见于《宋会要辑稿》食货1，页17—18。
(36)《苏州府志》(1379年版)卷42。并见李彦章《江南催耕谍稻编》(1834年)页32—33。
(37)王祯《农书》卷7，页6—7。
(38)《福州府志》(1613年版)卷37，页1，《闽书》(1629年刻本)卷130，页1。
(39)《太平县志》 (1540年刻本)卷3，页4。
(40)徐献忠，《吴兴掌故集》 (1615年初版。1914年重刻本)卷13，页3。
(41)《兴化府志》 (1503年版)抄本，卷13载：“占城稻，……今择名田之高仰者种之，此谷乃旱。今按畲谷，亦耐旱．然须伐山作畲。其地肥乃长．不二三年地力衰歇．则又他徙．此非平土农民所能也。”同样，《Yung—Chun(?)县志》 (1526年版。译者注，据查目前尚未发现有1526年版的广西任何县志．Yung—chun是否永淳?)抄本。卷]． 简要地描述了广西瑶族刀耕火种生产。参见《广西通志》(1800年版)卷91，页10。广东本地山稻与占城稻更详细的区分，参看屈大均《广东新语》(1700年版)卷14．页3，及《广东通志》(1822年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页1825，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习惯于水田耕作的稻产区农民一般对高地种稻持怀疑态度。
(42)因为汉语将占城读作“Chan—Cheng”，“金城”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读音转化。《会稽志》(1202年修，1926年影印本)卷17，页1。
(43)《赤城志》(1223年修，1818年重刻本)卷36，页3。
(44)《太平县志》(1540年刻本)卷3，页4。
(45)《镇江志》(1332年修，1923年重刻本)卷4，页1。
(46)中国历史上的作物繁殖者，一般都是不知其名的农民。不过，至少知道有那么一位作物繁殖者，他就是康熙皇帝，就位于1622—1722年。他在一个御园内种的水稻通常在9月成熟。6月初的一天．他在御园散步时。发现一株特别高大粗壮的水稻已经成热．他将这株稻穗与其它稻种分开．看看它们在来年是否同样早熟．他惊喜地发现它们又在6月成熟并且收成可观。第一次收获后立即再种，这种新品种在霜寒来临之前可以收获第二次．这种稻后来成功地种植于他在承德的避署山庄。以后曾把谷种分发蛤江苏和浙江两省。通常称为“御稻米”。康熙的文学作品弓I文见农业百科全书《授时通考》(1742年编，1826年版)眷20，页2。
(47)扬波斯基对水稻作过很好的论述．参见扬波斯基文．同(14)。任何特定品种的演变，都由多种因素所决定。一般说来作物是比较容易进行杂交的。因为通过风、昆虫或其它不能充分控制的媒介传授花粉，使杂交不断地进行，水稻也不例外。稳定或不稳定的结合体使品种的形态变得复杂。变种无疑增加了品种的数量。通过人工的和的选择排除了．潜在的差别．它们在新的环境和偶然的或控制的条件下，得到生长的机会。这些由遗传积聚而发生的胚种差别，也可能通过某个特种环境表现出其它的差别．这些新差别在胚种内不一定是固有的．但会对特定的环境作出反应。而且只要这种环境保持不变，这些新差别就可能继续存在。低地栽培，高地栽培和生长周期只是引起明确的形态和生理表现的3种限制因素。
(48)《澉志补录》(1935年版)页2—3。虽然这是一部20世纪的地方志，但决定那种独特的轮作方式的基本因素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都相同。关于“春花”的解释，可参阅记载异常详细的《湖州府志》(1874年版)卷32。
(49)《金华府志》(1578年刻本)。转引自《浙江通志》(1735年修，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清光绪本)页1881，及《西江志》(1720年版)卷27，页25。
(50)译者注：这条材料系出自《大德昌国州图志》卷4，页12，元大德二年(1298年)纂，清咸丰四年(1854年)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1)《四明志》(1228年修，1854年重刻本)卷4，页16。
(52)《吴兴志》(1201年纂，1914年重刻本)卷20。页3。
(53)记述梯田的最早之一是宋代方勺的《泊宅编》(稗海本) 2，页4—5。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耕种梯田的方法。记载福建梯田最好的明代著作．耍数谢肇淛的《五杂俎》(1795年日本刊本)。卷4。
(54)《八闽通志》(1490年刻本)卷25，页1。
(55)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
(56)罗愿：《新安志》卷2，页1。
(57)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页432,
(58)同上，页411—413．
(59)陆九渊，《象山全集》(四部备耍本)卷5，页2。
(60)同(31)。
(61)《韶州府志》(1542年版)卷2．页30．
(62)《广西通志》(1531年版)卷2．页1．
（63)《云南通志》(1572年修，1934年铅印本)卷3。页27,
(64)《成都府志》(1621年版)卷5，页5。
(65)《河南通志》(1555年版)卷11，页l。
(66)《池州府志》(1518年版)卷3。页15。
(67)《太平府志》(1673年版)卷13。页1。
(68）《闽书》(1629年版)卷130．页1。
(69)《泉州府志》(1763年版)卷19。
(70）在唐宋时代，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这表明苏南的稻米生产和输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明代，这一说法逐渐改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71)《湖广通志》(1684年版)卷14。在当地土产表中只列出了特产品．而没有记载普通谷物。
(72）《湖南通志》(1820年版)卷175。页1—3。译者注．第一部《湖南通志》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陈宏谋修，范咸，欧阳正焕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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