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代东北与中亚关系的几个问题

中亚一词作为地理范畴，内涵多变，本文的中亚，指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大部、阿尔泰山以南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辽代疆域“西至金山”，即阿尔泰山，与中亚地区交界，并保持密切往来，史学界已多有论述。而金代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前人却语焉未详，故不惮敝陋，就想到的几个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  金与西辽势力的分界线

 

《金史·地理志》载金代疆域西界自“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公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如此，金代西部疆域，北段不包括漠北草原，南部又为西夏所隔，都未能与中亚地区相接。但《金史》所载疆域仅指金的州县区，不包括金朝采用羁縻方法加以统治的各部族的居住地在内。生活在漠北草原的蒙古族先世曾长期隶属于金朝，却未包括在上述地理范畴以内。可见，金代西部疆域实际上要远远大于《金史·地理志》所载。

金初攻辽，金军自上京、中京直奔西京，金之疆域一直向西南方拓展，灭辽后不久又南下攻宋，未及经略蒙古草原。1131年以前，以可敦城为中心的漠北草原基本都控制在耶律大石的手中。《辽史》卷30《天祚纪》载，耶律大石驻可敦城之后，所辖有“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和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斯、奚的、纠而毕十八部”，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认为，此七州都是耶律大石赴漠北以后所建的头下军州，[１]具体所在地都已不可考，但十八部的居住地却多数可以考定，总体说来，十八部分布区遍及大兴安岭至阿尔泰山之间的草原地带。[２]在1131年以前，金北与耶律大石接界，西为西夏，是不与中亚交境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载绍兴元年(1131)春“金左副元帅宗维使右都监耶律伊都将燕云、女真二万骑，攻故辽林牙达锡于和勒端城。调山西、河北夫馈（食+軍），自云中至和勒端城，经沙漠三千余里，民无得还”。《大金国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纪年》，天会九年（1131），“粘罕自云中以燕云汉军、女真军一万人付右都监耶律余睹，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顶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睹妻子于女真城。”《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系此事于天会八年（1130）显然有误。始于天会七年的追击宋高宗的战役，至八年三月，“宗弼及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始告一段落。接下来，战事主要在陕西进行，至九年正月“泾原、熙河两路皆平”。在平定陕西之前，金朝不可能自云中大举发燕云之兵进攻漠北的辽残余势力。

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右都监耶律伊都至和勒端城，达锡林牙率余众北遁，伊都以食尽，不克穷追而还”。[３]但指挥这场战役的耶律余睹后来上报：“闻大石在和州（今新疆吐鲁番附件）之域，恐与夏人合，当遣使索之”，但是，夏国报称：“小国与和州境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４]这显然是搪塞之词。因这年的九月，“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５]证明金人得到的消息是准确的，西迁的耶律大石在1131年确实在和州。因耶律大石西迁，金朝的北疆已拓展至漠北可敦城一带。可敦城的具体位置虽然有不同说法，但不外是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上游一带。金中期的西部疆域在此以西不远处。《大金国志》卷14《海陵炀王纪年》载，正隆元年(1156)，“二月，令婆隆敦为左都监，帅（令）[兵]经略[屯]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乌律游骑数百人出入军前”，据《辽史·天祚纪》，此时西辽当政者为耶律大石之子夷列，乌律当是夷列的不同音译。可证金朝西部疆域在曷董城（可敦城）[６]以西不远，所以，西辽的游骑才能出现在曷董城（可敦城）一带。

《金史》卷89《移剌子敬传》的记载也可以证明，金中期以后势力已进入蒙古草原。“世宗将如凉陉，子敬与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奏曰：‘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上曰：‘善。’诏尚书省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曷里浒东川指流经今河北省沽源县与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的闪电河，燕子城在今河北省张北县。金世宗常至曷里浒东川春水，这一带已成为“行宫之内地”，所以将西北招讨司招讨移置“界上”，显然金之北疆在曷里浒东川与燕子城以北很远的地方，即已进入蒙古草原。

但是，金朝势力进入漠北以后，草原西部的部族纷纷表示效忠。前引史料说明，和州回鹘甚至不惜将耶律大石的部下送给金人，以向金人示好。从此，金朝与中亚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部族同时也臣属于西辽，耶律大石在康国元年（1134）三月发动7万大军东征，显然就是为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这些两属的部族在金与西辽之间构成一个缓冲区，金朝与中亚的联系正是通过这些部族的两属来实现的。《金史》卷132《仆散师恭传》与卷133《移剌窝斡传》都称撒八兵败后，“沿龙驹河西出”，欲归西辽。大定十七年（1177），“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剌四人，挼剌、招得、雅鲁、斡列阿，自边亡归大石”。这两条资料可以证明，至金世宗大定中期，西辽与金相距也并不遥远，金的实际控制区当仍在可敦城一带。

《金史》卷7《世宗本纪》载，大定十五年（1175），“七月丙午，粘拔恩与所部康里孛古等内附”，卷121《粘割韩奴传》载，“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粘拔恩部即乃蛮部，居住在阿尔泰山一带，据伊本·阿尔·阿苏尔《全史》可知，对西辽“归附之诸酋长之衣带上，系一银牌以示臣顺”，[７]撒里雅要交给金朝的“大石所降牌印”，就是其向西辽“以示臣顺”的“银牌”，这一举动标志着粘拔恩部决心与西辽断绝关系，专属于金。粘拔恩部的归向，在原来两属的部族中引起连锁反应，各部都倾向于与金朝建立进一步的臣属关系，至明昌元年（1190），还有“大石部长乞修岁贡者”，[８]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金朝后期最终确立了对阿尔泰山一带的统治，隔阿尔泰山与西辽为界。

 

（二）  金代与中亚建立直接联系的时间

 

金代与中亚地区回鹘政权的往来可列表如下：

时间	事件	史料出处
天会五年（1127）正月	回鹘喝里可汗遣使入贡	《金史·太宗本纪》
天会五年（1127）十月	沙州回鹘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贡	《金史·太宗本纪》
天会九年（1131）八月	回鹘隈欲遣使来贡	《金史·太宗本纪》
天会九年（1131）九月	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来献	《金史·太宗本纪》
天眷元年（1138）八月	回鹘遣使朝贡	《金史·熙宗本纪》
皇统二年（1142）七月	回鹘遣使来贡	《金史·熙宗本纪》
皇统四年（1144）二月	回纥遣使来贡	《金史·熙宗本纪》
贞元元年（1153）正月	回纥贡献	《金史·海陵本纪》
贞元元年（1153）三月	回纥遣使来贡	《金史·海陵本纪》
正隆元年（1156）闰十月	回鹘使使来贡	《金史·海陵本纪》
大定十二年（1172）三月	回纥遣使来贡	《金史·世宗本纪》
大定十二年（1172）四月	回纥使使来贡	《金史·世宗本纪》
大定十五年（1175）	回纥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	《金史·粘割韩奴传》

据此，金与中亚的直接联系似应开始于天会五年（1127），《三朝北盟会编》卷99引范仲熊《北记》：“丙午岁（1126年）十一月，粘罕陷怀州，杀霍安国，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鞑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得见数目”，提到粘罕的部队中此时已包括鞑靼、小葫芦、党项、黠戛斯、回鹘等部族的战士，似乎女真人的势力在此前确已达到漠北草原甚至中亚地区，实际上这些部族的士兵并不是来自漠北或中亚。

此鞑靼指阴山鞑靼。《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亡辽录》载，天祚帝遁入夹山以后，于“保大四年（1124），得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于是发起反攻，却被金兵打得大败。《东都事略》卷124《附录二》载此事时作“鞑靼毛褐室韦”，《金史》卷3《太宗纪》作“谋葛失”，显然是对同一人名的不同音译。《金史》将俘虏天祚帝系于天会三年（1125）二月，而于当年三月下载“谋葛失来附”，可证，阴山鞑靼在天祚帝战败被俘后也即投降，并于次年（1126）随粘罕军南下。

小葫芦，《松漠纪闻》作“小勃律”，《新唐书》卷238《西域传》为小勃律立传，称“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赢，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赞普牙”，但金初的小勃律指的不是这个位于中亚的小勃律。前引小葫芦，《三朝北盟会编》卷21引《亡辽录》作“小胡虏”，同卷引《北征纪实》作“小斛禄”，《释氏稽古略》卷4称“小胡鲁”，[1][９]而《松漠纪闻》作“小勃律”，都是同音异译。据《北征纪实》：“小斛禄帐者，天德、云中间之一族帐，旧臣属辽人，及天祚至，小斛禄避正寝，事之惟谨，不以其失国亏其臣节。始，粘罕常以兵伐小斛禄矣，然或胜或负。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讨之，一举杀小斛禄，尽收破其族帐，荡然无遗种”。[2][１０]显然，小葫芦也是漠南部族，在天祚兵败后降金，并于次年随粘罕南下。

《旧唐书》卷206《回纥传》：“黠戛斯相阿播领诸蕃兵称七万，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则天德一带早在辽建国前就有黠戛斯人的活动。《辽史》卷37《地理志》载上京临潢府“南门之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留居上京者，置营居之”。《金史》卷2《太祖纪》天辅六年四月“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人的部队中有西夏人，也许是出自耶律坦的招徕。

总之，粘罕部队中的各族士兵，除来自东北地区者外，多来自天德、云中一带，并不能证明此时金人已控制漠北，更不能证明此时金人已与中亚存在联系。如前所述，天会九年（1131）耶律大石西迁以前，金与中亚壤地不接，不可能存在直接的联系。所以，《金史》卷3《太宗纪》：“天会九年（1131）八月辛巳，回鹘隈欲遣使来贡。九月己酉，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标志着金与中亚地区直接联系的开始。

 

（三）  金代与中亚间的线

 

    辽代与中亚的交通，主要分南北两条路线，项春松《辽代与考古》对此有较详细说明：

南线：西起喀什，经叶尔羌(今莎车)、于阗(今和田)、古楼兰(今米兰一带)，抵敦煌，东北行穿过阴山山脉，杭爱山支脉，进入东蒙草原，到达上京临潢府。北线：由上京西北上边防河董城(一名回鹘可敦城，今乌兰巴托南)、西南至皮被河城(今蒙古境内)、西行至塔懒主城(额尔古纳河侧)、西行至镇州，途经防州、维州，均在今乌兰巴托西北，经招州(鄂尔浑河西岸，原有古回鹘城)，西北行经乃蛮部、辖嘎斯国，再转西南经金山、精河、八喇沙衮，回入阿萨兰回鹘。西辽西迁及西征路线大体与北线相近。[１１]

这段文字中，对河董城的定位是错误的。据《辽史》卷37《地理志》可知，辽的河董城（回鹘可敦城）“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在克鲁伦河中游。在今乌兰巴托南的应是被《辽史》称为“古可敦城”的镇州建安军。河董城必在其下文所说的皮被河城、塔懒主城以东，原文所说的从河董城向西至镇州的路线才能成立。[１２]

金代与中亚的交通多是经由南线。《金史》中可以约略考知交通路线的资料仅见于卷121《粘割韩奴传》。其一，称粘割韩奴“自和州往使大石”，其出发点是金上京，应是从阿尔泰山东南至和州，也就是走的金上京-临潢府-东蒙草原-杭爱山支脉-和州一线。其二，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与回纥移习览三人都是来到西南招讨司。自大定八年以后，金之西南招讨司已在今山西应县，其所取路线自然不会是北线。

回纥移习览三人来自西辽都城虎思斡鲁朵，其自和州至虎思斡鲁朵的路线却未必是上面引文所说的古楼兰-于阗-叶尔羌-喀什一线。[１３]《长春真人西游记》载丘处机于1221-1223年的西行路线是自“昌八剌”（在今新疆昌吉县境内），经“阿里马”（在今新疆霍城县境内），至“大石林牙城”，即西辽都城虎思斡鲁朵。1219年起赴西域的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的记载顺序是“不剌城”、“阿里马”、“虎司窝鲁朵，即西辽之都”，并提到有“河曰亦列”，即今伊犁河。二者都是取道昌吉，沿伊犁河谷西行，再南下赴虎思斡鲁朵。这当是金代自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赴中亚两河流域的主要路线。

 

（四）  伊斯兰教传入东北

 

关于西辽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有人说西辽统治者信仰摩尼教，有人说他们信奉佛疆（原文如此。疑是教字之误），还有人怀疑他们仍然保留着萨满教”。[１４]虽然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但以辽代佛教之盛，西辽早期统治者信仰佛教的可能性较大。

但西辽定都的虎思斡鲁朵一带，在十一世纪就已经完成了伊斯兰化。作为统治者，契丹人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大体可以迪尔干河战役为分界线，“在这以前，契丹统治阶层对伊斯兰教持极为苛刻的态度。在此以后，契丹统治阶层对伊斯兰教则完全持宽容、甚至放纵的态度。”[１５]从现有的史料推测，西辽后期，可能已有部分王室成员接受了伊斯兰教。

《辽史》卷30《天祚本纪》载，西辽的末代皇帝名直鲁古，而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尔·阿苏尔的《全史》称西辽的末代皇帝为Mohammed，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译为“摩哈美德”，[１６]这显然是对穆罕默德这个阿拉伯语名字的不同音译。则西辽末帝契丹语名字为直鲁古，另有阿拉伯语名字叫穆罕默德，这种命名习惯在皈信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民族中是十分常见的。《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载，大定中，有来自西辽都城的回鹘商人提到：“近岁契丹使其女婿阿本斯领兵五万，北攻叶不辇等部族”，此阿本斯，显然是对阿拉伯语名字阿拔斯的不同音译，而下文称：“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粘拔恩部请求内附事《金史》卷7《世宗本纪》系于大定十五年（1175）七月，则回鹘商人所说是1175年前几年的事。据《辽史·天祚本纪》可知，此时西辽在位者是承天后，驸马名萧朵鲁不，则承天后之夫也有两个名字，契丹语名字为萧朵鲁不，阿拉伯语名字为阿拔斯。从以上两例人名推测，西辽王室部分成员，在1175年前后已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另外，直鲁古在位时，有所谓“大丞相马合木·太”，[１７]马合木（Mahmad）是典型的穆斯林名字。太“可能为tai‘舅父’”。[１８]若此说成立，则直鲁古的母亲很可能就是穆斯林，证明王室已与穆斯林通婚。总之，西辽后期，伊斯兰教在西辽境内至少仍保有以前的强大势力，西辽已任命穆斯林为执政官员。正因为如此，在西辽统治期间，伊斯兰教仍由中亚地区向东向北传播。前苏联学者说：“十二世纪可以同时看到有穆斯林在南俄的波罗维茨汗和北部的满洲统治者(指金朝)那里任职”，[１９]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证实，金朝官员中确实存在穆斯林，[２０]但可以肯定的是，金代伊斯兰教已传入东北地区。

大定十五年，有“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从他们自称来自“骨思讹鲁朵”，[２１]即西辽都城来看，《中国回族史》认为“移习览”是“中国史料中第一次提到伊斯兰”，[２２]当是正确的。金世宗的诏书称：“此人非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２３]这三位穆斯林在咸平府住了下来，这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伊斯兰教首次进入东北。

金中都与临潢府都有回鹘人聚居区。中都的回鹘人本来居住在秦川，“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２４]金临潢府即辽上京，辽代时在南门之东就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２５]关于咸平府回鹘人的来历却无从考知。由西南招讨司赴咸平府途经中都与临潢府，金世宗不是将这三位穆斯林就近安置在中都或临潢府，“毋令失所”，偏要越过这两处，要他们远赴咸平府，颇疑这是因为咸平府的回鹘人已经皈信伊斯兰教，而中都、临潢府的回鹘人仍是佛教徒的缘故。[２６]

 

（五）  余论

 

金于天会九年（1131）已与中亚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大定十五年（1175）至明昌元年（1190），阿尔泰山一带各部族归属金朝以后，金与中亚的联系更加密切，《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称：“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曾有大量粘拔恩人与回纥人迁居金朝统治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是，《金史》于太宗、熙宗、海陵、世宗各朝都有回鹘来贡的记载，偏偏于大定十五年以后，再也没有金与中亚往来的记录。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在《金史》的记载中，与金代对蒙古草原的统治相关的记载也付诸阙如，可以肯定，这是元朝人修《金史》时，为避讳蒙古人的先世曾受金朝统治这一史实，而有意漏载了许多史事。

 
1《辽史》卷37《地理志》。布莱资须纳德著、梁园东译注《西辽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5-27页，译注14。
2布莱资须纳德著、梁园东译注《西辽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35页，译注15。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4页。
[４]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
[５] 《金史》卷3《太宗纪》。
[６] 按《辽史》卷37《地理志》所载，辽上京道有两“可敦城”，一是《辽史》称为“古可敦城”的镇州建安军，“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一是《辽史》称为“回鹘可敦城”的河董城，“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前引《大金国志·海陵炀王纪年》婆隆敦屯田之“曷董城”，《大金国志》下文有“曷董城去上京三千余里”，显然是指辽镇州建安军，亦即耶律大石所据之“可敦城”。
[７] 张星烺《中西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页。
[８] 《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
[９]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887页。
[１０] 《释氏稽古略》卷4：“金人粘罕回军云中，天祚复奔山金司与小胡鲁。谋南归宋，又谋奔西夏，国计未决。小胡鲁密遣人迎报粘罕，金使娄宿驰骑犯天祚、小胡鲁，遂俘天祚以还。”认为是小胡鲁出卖了天祚，与《北征纪实》所载不同。
[１１] 项春松《辽代与考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１２] 参见《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分册），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１３] 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一文的第三部分“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通”所论路线与前引项春松书大体相同，并有附图。图中所示南线西段也是于阗-叶尔羌-喀什一线。见《考古》，1994年第8期。
[１４] 吉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１５] 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１６] 伊本·阿尔·阿苏尔，张星烺译为依宾爱尔阿梯儿（Ibn el Athir），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14页。
[１７]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9页。
[１８]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页注15所列两种说法之一。另一种说法为“小马”。但作为大丞相的复合名字的一部分，似乎不可能是“小马”，而应是带有尊称性质的“舅父”。作为大丞相，此名字经常出现在皇帝面前，若不是直鲁古尊称其为舅父，即不应将此尊称作为其名字的一部分，而使皇帝无法称呼。当然，上述内容皆属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１９] 巴托尔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２０] 前引论断未详何据。金代仕宦中未见有穆斯林，仅《金史》卷121《马庆祥传》中称其为“本名习礼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但这也仅能证明马庆祥不是汉族而已，至于其是否信仰伊斯兰教，实无从断定。
[２１]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
[２２]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２３]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
[２４] 《松漠纪闻》。
[２５] 《辽史》卷37《地理志》。
[２６] 《辽史·地理志》虽不载上京回鹘人的信仰，但其来居上京时，中亚尚未伊斯兰化，他们以依旧信仰佛教的可能性为大。《松漠纪闻》载中都回鹘“奉释氏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