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的归附与隋前期的边政

突厥是上北部边疆继柔然之后兴起的又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初兴起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因金山形似兜鍪，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突厥初附于柔然，5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强大，6世纪中叶降铁勒五万余落，势力更强。首领土门向柔然主求婚以图改变臣属地位，遭拒绝，遂脱离柔然宗主国，于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国。其主力逐渐向漠北草原。木杆可汗时（558年），灭柔然，西破恹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成为北方草原上的霸主。
突厥的发展壮大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5世纪以来雄居北方草原的柔然由于内争外战已经衰落；其他游牧部落由于分散弱小无法与突厥抗衡；南面中原的西魏、北齐正处于互相对峙的分裂状态，争相讨好突厥。内部原因是：突厥原为柔然专门打制铁器的“锻奴”，坚兵利器的掌握，使得突厥骑兵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内外原因促使突厥发展壮大起来。
隋朝于公元581年建国，立国晚于突厥汗国30年。隋朝建立时，中原已结束分裂的局面（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但周边环境仍十分险恶，四周环绕均是强敌：南面有陈朝隔江对峙；北面、西面有突厥虎视眈眈；西南面有吐谷浑时时侵扰；东面有高句丽图谋不轨。而强敌之中，突厥是隋朝最大的威胁。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历来易与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中原王朝发生冲突和争雄斗争。北方游牧民族由于草原的单一性，对中原农副产品（衣食）有很大的依赖性。而中原民族对草原经济虽有一定的需求，但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使这种需求远远小于游牧民族。南北双方这种生产结构的不同，导致彼此经济需求的不同，而经济需求的不同，则往往演变成军事上的冲突。突厥与隋朝的关系同样如此。
突厥在隋朝建国之初就大肆南下入侵。突厥入侵的借口是：隋文帝靠篡夺北周政权而建国，沙钵略可汗娶北周宗室千金公主为妻，千金公主日夜言于突厥，请灭隋朝为周室复仇。沙钵略声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1]但实际上，突厥入侵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的。《隋书·突厥传》载：“（漠北）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灾荒使得突厥部民无以为生，而新生的隋朝又一反北周、北齐争相讨好突厥、提供衣食的做法，“待之甚薄”，因此，突厥大怨，进而南下进行抢掠。
经济原因之外，突厥入侵隋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突厥可汗急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突厥自汗国建立以来，内部一直比较安定，但铊钵可汗581年死，引发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前三任可汗之子摄图、大逻便、菴罗觊觎汗位，互相敌视，最后摄图虽凭借实力登上了大汗宝座，但汗国内部已经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摆脱困境，增强内部凝聚力，大可汗摄图（号沙钵略）急于发动一场战争。
    隋初突厥与隋朝的战事进行了两年多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皇二年，隋朝被动挨打，胜少败多；第二阶段为开皇三年，隋朝主动反攻，大获全胜。略述如下。
开皇二年（582）四月，突厥骑兵小规模侵入隋鸡头山、河北山一带，分别被隋军击退。五月，沙钵略可汗发动大规模入侵，“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并联合北齐余孽营州刺史高宝宁向平州进攻。这一阶段战争隋军虽有局部胜利，但整个战线多处被突破：乙弗泊（鄯州之西）、临洮、幽州，周槃，皆被突厥击破，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被抢掠一空。不过，隋军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与沙钵略可汗等战于周槃，隋军二千人，突厥却有十万余众，达奚长儒等且战且行，“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2]长儒本人身受五伤，穿洞二处，战士死伤十有八、九，突厥的伤亡则以万计。
突厥虽然获胜，但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锐气尽失。沙钵略可汗本想再南下寇掠，西面可汗达头却无意再战，引兵回西域。隋将长孙晟趁机诈告突厥：臣属于突厥的铁勒部落反叛，欲袭突厥可汗的牙帐。沙钵略害怕老巢被抄，于是率兵回漠北。第一阶段的战事暂告结束。
第二阶段，突厥小规模的入侵仍然不断，隋文帝决定主动出击。开皇三年(583)四月，文帝命卫王爽等为行軍元帅，分八道出塞伐突厥。杨爽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