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维吾尔族的书写文化*

内容提要：文章根据作者多年从事古代维吾尔古研究的经验，概述了古代维吾尔族古代文献的形式、种类、使用的文字、插图、记年，以及书写材料、使用的工具等。

关键词：古代维吾尔，书写文化，古代文献。
 
在世界二十多个说突厥语的民族中，只有维吾尔民族拥有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代文献（除蒙古草原发现的古代突厥文碑铭外）。这些用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等文字写成的古代维吾尔语文献是维吾尔民族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一个多世纪新疆考古发掘和世界各国维吾尔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下面我们就这一重要主题做一概括的介绍。
 
保存地点
大部分古代维吾尔语写本和印刷品现存德国柏林院吐鲁番学研究中心和柏林国家图书馆，一小部分存于梅茵斯（Mainz）。绝大部分为格隆威德勒（A. Grunwedel）和勒寇克（Le Coq）所领导的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在当地进行考古发掘所得，只有少数购自吐鲁番绿洲。此外，在俄国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现为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堡支所）保存有拉德罗夫（Radloff）、马洛夫（Malov）、狄亚阔夫（Diyakov）、克列门次（Klementz）、克罗特阔夫（Krotkov）等人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甘肃所得的收集品。斯坦因（A. Stein）所得（多出自敦煌，少数出自米兰）现存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存有伯希和（P. Pelliot）在敦煌所得以及哈甘（J. Hackin）似在吐鲁番买到的两部写本（指回鹘文《玄奘传》等）。瑞典人在甘肃额齐纳（Etsen-gool）所获的一小部分写本现存斯得哥尔摩市民族学博物馆斯文·赫定(Sven Hedin)收集品中。此外，黄文弼也在吐鲁番获得一些回鹘文写本，现存北京。日本大谷考查队的发现品现存京都等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民族学博物馆也存有一些回鹘文残卷。
 
发现地
主要是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南部的米兰也有一些）、甘肃的敦煌和肃州（今酒泉）以及其北面的额齐纳等处发现。虽然吐鲁番北面的别失巴里（Bish-baliq ）曾是回鹘王国（约850-1250）的首府，但并无回鹘文写本发现（可能因气候的原因）。库车和哈密因一度也属于回鹘王国的管辖范围，所以也有少量的写本发现。甘肃的敦煌和肃州一带因上也有回鹘和其它突厥人居住，或因和高昌（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密切关系，所以也发现了不少回鹘文文献。
 
书写材料
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主要写在纸上。现存文献的纸质都已变黄，只有印刷品尚白。写本上面一般都涂有一层胶质的东西或用白粉打光。另一些写本则不做这种处理。也有一些写本使用粗劣的纸。纸为的发明。公元751年塔拉斯战役中中国和回鹘联军为阿拉伯和西藏联军所败。俘虏中也有一些造纸工匠。由此造纸术传入西方。古代维吾尔写本使用按东、西方方法造成的纸。摩尼教文献使用的小型、上面打光的纸，应来自伊斯兰世界。汉文写本一般不用这种纸。回鹘语“纸”一词为“kagda”，它来自波斯语kaghad。可能与和汉语中的“榖”（ku<kuk<k’ak）字有关。
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文字写在多面的木撅上（其作用尚不清楚）或木片上。一些中国式的铜币上铸有回鹘文。佛教壁画上常写有长短不等的题词。此外一些重要文字刻在石碑上（如高昌王世勋碑、土吐木萨里造寺碑、文殊寺碑等）。
 
墨
讲究的写本使用煤烟作成的黑墨，回鹘文叫 mak(a) ，应来自汉语的“墨”（mo<mak ）。用毛笔写成的字常呈灰色，这可能由于墨质不好所致。一些精致的佛教写本常用红墨书写章节名或佛、菩萨名。摩尼教文献最有特色，常用多种鲜艳的颜色装饰标题，在讲究的写本中有时三、四行都用鲜艳的颜色写成。
 
书写工具
所有文字形式的正式写本都是用劈开的苇笔或木笔写成，一些非正式的写本和壁画上的题词则用汉族的毛笔书写，前者叫qalam< 波斯语qalam<梵文kalama<希腊语kalamos。毛笔则称pir，应来自汉语“笔”pi<piet 的方言发音。古代维语动词biti-“写”似来自同一个字的另一方言（或时代）的发音 *pit, *bit。用苇笔或木笔书写的传统来自西方，毛笔则为汉族的传统书写工具。
 
书籍的形式
除契约文书形式不定外，一般可见下列书型：
1．西式书       通过折缝装订，文字横写，竖对装订线，第一叶在右边。文字形式为如尼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及婆罗米文（只见于历书）。这种书式多为摩尼教（为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的、主张明、暗两种势力斗争的二元论宗教）徒、景教（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徒所采用，佛教徒不常用。这种书式在摩尼教徒中比较古老。这种书式不见于内地，但在粟特人和叙利亚人中则通用。它种西方书写文化是随同景教和摩尼教一起传到回鹘人中的，书写的叶面上常打光。
2．同上书式，但文字竖写，即与装订线平行，第一叶在左边。使用的文字为回鹘文（晚期或为草体）。这种书式只在后期为佛教徒或喇嘛教徒使用，如缪勒(F.W.K. MUller)刊布的咒术和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拿走的回鹘文《两王子的故事》。
3．小梵筴（pothi）书式     它像印度贝叶写本的形式，即长的窄条形式。“叶”称ptr<梵文pattra“棕榈叶”。在叶的前半有 pothi或绳孔，即在往右写的文字中（如婆罗米文）绳孔在叶的左半边，在往左写的文字中则在右半边。回鹘文写本通常在绳孔的周围画一大的圆圈，为的是使字距离绳孔远些。用绳子穿起成册。这种书式在印度人那里通常用于棕榈叶或桦树皮写本。后来也为塔里木盆地的佛教徒“吐火罗”（即古代龟兹-焉耆）人和回鹘人使用 。在当地佛教徒的影响下，后来也见于摩尼教徒（用摩尼文或回鹘文）写成的。也见有景教徒用叙利亚字母（福音体Estrangelo）写成的这种书式。但也有无绳孔的。有少数写本为放大了的“小梵筴”形式。这可能是舍不得把纸裁小，但又要保存老的印度写本的样子。古代和田塞人的写本形式似为这方面的楷模，它后来为藏族人、蒙古人所采用。
4．大梵筴书式     不裁小的原纸型，形式上为“小梵筴式”，但尺寸较大。文字是竖写，也可能为竖读，绳孔在左半边，第一行也从左边写。这种书式为回鹘佛教徒使用。它后来成为蒙古人书式的模范。在很晚期在这种书式的叶的左半边及右半边画一假的绳孔，孔的周围并画有大的圆圈。例如1687年写成的《金光明经》（Altun Yaruq）就为这种书式，不是用绳子串起，而是用薄木盖把第一和最后一叶固定捆起，然后外包包袱皮。
5．卷子     卷子是中国传统的书式。在古代,纸是不易得到的东西，回鹘人常用汉文卷子的背面（即不写字的一面）书写文献。卷子由大小如“大梵筴”一样的纸叶，按文献需要的长短粘成。汉文的卷子通常是竖写，从右到左，回鹘文的也为竖写，但从左方开始。佛教内容的回鹘文卷子多是这样书写。也用摩尼文书写这种卷子，字行是竖的，但书写时是横写（估计早期回鹘文也是横写）。卷子卷起时，文字在里面，外面有时写有关于纸的来源或抄写人的识语。卷子的开头和末尾多粘有一木棍，以方便于打开或卷起。卷子书式借自汉族。
6．折叠式
由于卷子式使用不方便，后又有折叠式的产生。就是像手风琴那样把卷子折起 [1]。汉文的折叠式书的第一和最后一页多裱有一厚盖以固定。这种书式在后期也为回鹘人使用。纸较薄。回鹘人佛教徒常把这种折叠书式用于木刻本文献，有时字行间加写婆罗米字。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先用一张薄纸按照一定规格写上文字，反贴在一块木版上，用刀把字刻出，然后在雕版上加墨印刷。雕版时在折叠处空下一行，刻叶数。雕版字行是竖写，第一行在左方。有时第一页饰以插图，但不着色。最后装订书的工人在首尾处粘上裱有有色绸子的厚纸板或木盖以固定。这种盖由于其重量容易折断。柏林收集品中的这种书式都已无盖，但仍存有粘有木刻纸片的盖儿。这种木刻本多属于晚期（元代），为蒙文木刻本的直接范例。它们在数量上少于梵筴式书式。
 
页数表示法
在装订书或卷子上有时不标写页数。在其它书式中标写出时，不是页数，而是叶数，一般写在背面前面（但有例外），有时加写章（品）数。品数用序数词，叶数用基数词，如  beSinc UlUS yeti（第五品七叶），或…yeti ptr（…七叶）。有时在叶数前加写书名，如 abitaki（阿弥陀经）…。折叠式书例外，叶数写在折缝的中间，并且往往为汉字。这点表明后期回鹘文是竖写的。
 
标题
西式摩尼教写本（包括年代较古的、用回鹘文写成的）在新的正文开始一般写有标题，有时标题占两页。标题文字的周围多有不同颜色的花饰。
 
页面安排
精致的写本多画有边线（写字以此为界）、行线以及（在梵筴书式中）绳孔周围的圆圈。行线的色度较正文浅。只有木刻本边线较清楚。木刻本中多无行线。
 
工笔画及插图
伊兰语（如粟特语、安息Parthian语）摩尼教书中，即12开本且字很小的书中常有插图。这种工笔画在深蓝色或金色的底上画有人物像等背景画。在画中文字常像组合进框内一样。用回鹘语写的写本，字体较大，所以画中的人物和花饰也大些，但色泽也不像伊兰语书中的画那样鲜艳。在这种书中画面上有时也写有字，有的占一整页。这种也影响佛教的插图：在一些故事内容的写本（如譬喻故事）中有时插图占三分之一的地方，有时插入文字中。插图为在无色的底上画有单个的或全景的着色或无色的白描。不见笔法的特点，可能不是东方来源。这种画的风格界于龟兹（库车）克兹尔千佛洞的古“吐火罗”时代与后来汉化的蒙古艺术之间。这种书中的插图比起回鹘王国时代的来，要有生气的多，可惜保存至今的不多。后期木刻本中的插图缺乏自由的笔法，多为无色的略图。书前有占二、三页的插图，多为佛极其周围的人物。有时也见有比较生动的小形画，由其衣饰判断，应属于12-13世纪。
 
标点符号
用回鹘文或叙利亚文福音体（Estrangelo）写成的景教文献常用点堆，即4个形成斜方形的点儿，其中方向相反的两点常是红色的。用各种文字（如尼文、摩尼文、回鹘文）写成的摩尼教写本在黑点的周围常画有红圈（这是我们识别摩尼教内容文献的最简单的标志），或在双黑点外画有8字形的红圈。这种标点只限于此教的文献。佛教文献中常用的标点为两个斜点。写的较马虎的写本常只用一点。在诗行或品末常用多点。在用如尼文写成的摩尼教写本中（除摩尼教书中特有的标点外），常用上下两点作为隔离词或词组和结尾的符号。
 
文字形式
突厥汗国的陀钵（Taspar ）可汗（572-581）曾对佛教感兴趣，并向中国请经。北齐皇帝让当时精通突厥语的刘世清把《涅槃经》译成突厥语送给他。这是我们所知突厥人使用文字的最早记录。可惜这一著作没有存留下来，也不知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
1．如尼文(Runic Script)
突厥和回鹘人使用的最古文字为如尼文（如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属于突厥汗国[552-744]和回鹘汗国[745-840]时代的碑铭）。这种文字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如尼文在外形上十分相似，但无渊源关系。它是一种音节文字：每个符号表示一个元音或前面带有a/ä 的一个辅音。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无草书体，字母符号不连写。它很适合突厥语的语音特点。个别符号甚至带有图画性质：如 (o) q  音表示“箭”，就是用像箭的符号表示。这种文字应来自阿拉美（Aramaic）文的斜体（草体），即古代安息（Arkidisch）国的公文用文，但为了适合突厥语的特点而加以改进了。有的学者认为它与古代匈牙利的刻划文字（Kerbschrift）有渊源关系。它用于刻在石头的墓志铭上，用于墙上的刻文以及纸上的写本。在铭文上笔画都同样粗细。在写本上则不同（多用苇笔书写），这里竖划比横划较粗，中间圆划比尾端的粗。例外的也有用毛笔书写的，内容为个人记录或其他东西。写本中的标点符号通常为摩尼教徒使用的黑点，外加红圈。这点表明如尼文主要在摩尼教范围内使用。关于如尼文的来源我们可做下面的推测：可能是西突厥人早在6世纪末或稍晚的时候在今伊朗东北部的呼啦珊（Khurasan）一带与伊兰人及其语言大师接触时就制定了他们的如尼文字。之后它在第二突厥汗国（680-744）时期传到了蒙古草原，后又随同摩尼教一起传到了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厥人那里，并在其书面语尚不太的情况下用来书写文献。这是公元840年回鹘人放弃蒙古草原以前的事情。至于如尼文如何传到蒙古的情况，目前尚不太清楚。
2．粟特文(Soghdian Script)
只有少量的残卷用回鹘文的前身——粟特文写成。正字法完全按照粟特文的写法书写，即  a/A,o/O,u/U,I/i 用Elif,ve,ye 三个符号表示，文字上不区分o/O,u/U 。出现在词首时加写一  Elif（除 A 以外）。此外，a- 写出，A- 则不写出。O/U 通过后加ye 与o/u  区分开。上述规则在某些残卷中尚未严格运用，有时在词间在 ve 或ye 前加写Elif ：Art’ingU（非常、十分）,ul’uS （国家）  等。表示 O/U 的 ye 有时省去不写：ucun 代UcUn（为了） 。a- 有时只写一个Elif ：ArIG<arIG（洁净）。已有非第一音节的 O/U 不写出的倾向，即省去 y ，因为第一音节的元音写法已决定词的其它音节是读前元音抑或后元音。辅音 l 如在粟特人那里一样，用 r 下的一钩 表示。d 用粟特文中已有的 l 的 符号表示。s,S 为区分清楚的两个符号。z 符号下面加点，并不与左方（横读）连写。词尾多与词干连写。以元音开始的词尾则加写 Elif ：kitAr’ing（请带走） 。如像如尼文一样，复合词连写成一个词。总之，用粟特文写成的写本较古老，可能主要为居住在西部的突厥人使用。这种文字由于没有规范化的正字法，所以使用的时间不长。
3．回鹘文(Uighur Script)
回鹘文用苇笔或毛笔书写，也用于木刻[2]。字体大致可分为楷体、半楷体、半草体和草体四种。正式写本多用苇笔写成，各种书式都有：文字横写的装订书通用于摩尼教和景教，文字竖写的后期用于佛教和喇嘛教文献。大、小梵筴书式只用于佛教文献。卷子书式用于佛教、摩尼教及世俗文献。毛笔用于佛教壁画的题词，用于佛经卷子和各种文契等。木刻本只见于折叠书式，并仅为佛教徒所制作。回鹘文广泛使用在前伊斯兰时代和早期伊斯兰时代。这种文字来自粟特文，因主要为回鹘人使用，所以名为回鹘文。在中古时期回鹘文也曾广泛使用在中亚地区和金帐汗国[3]。13世纪时蒙古人从回鹘人那里接受了这种文字（即所谓畏吾/维吾尔式蒙古文）。经过一定的改进后，16世纪时这种文字也为满洲人所采用。可惜回鹘文比起粟特文来更是一符多义。有许多字母相同的符号，只有懂得语言才能正确读它。实际上任何一种转写已是一种释文：A-=-a-/-A-=-a/-a=n; o=u;O=U;I=i; -I-/-i-=y=w;
s=S;k=g。如不带点儿则 q=x=G。在后期粟特文中 z 有时通过下加点儿的方法以与 n 区分开。在古典回鹘文写本中，z 字母不与后面的字母连写，一般下面加点。在后期写本中，z 也表示 Z ， 下面不加点。粟特文的 l 在这里已不是上下写成 r ，而是下边的 r 同上边的连起，像是行下的一钩儿。在正式写本中，q 通过加两点同 G 区分，有时外来词中的 x 通过加一点来表示。这种在 q, x 加点的办法后来使用不规则，甚至同不加点的 G 混用，如同后期在 n 上加点不规则一样。在后期（蒙古时期）则 –t-, -t , -d-,-d 以及-s-/-s, -z-/-z 无规则地混用。摩尼教文献写的最讲究、亮，景教文献则写的很挤和陡。木刻本的笔画则强调基线，z 写的很短。在 q , x , n 及 S 旁使用了点。在词的内部，字母之间看不出间隔，一些字母看上去不一样大小，这是为了填行故意拉长的。这里显然不是活字版（实际上雕版和活字版很难区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木刻本是横读还是竖读。从木刻本首页和文中的插图知道是竖读的，有时从行间加写的婆罗米字母梵文也可看出这一点，即字母（aksaras）是上下写的，而不是横写。许多写本和木刻本的正字法表明，正确正字法的形成有个过程，并且有时尚表现有地方特点。大多数文献的语言已很有表现力，有相当规范的正字法。元音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书写。此外，还有下列规则：在双辅音前 a- 只写一个 Elif（转写为下面有两点的 a- ）。在闭的第一音节中-a-/-A- 常不写出，如：t(A)ngri（上天）,b(A)lgU（标志）, m(A)n（我）, y(a)rlIG（命令） 等。O/U 在 k- ,y- 后常不加写 y ，如：kongUl（心）, yukmAk（积） 等。辅音方面：q , x 通过两点或一点同 G 区分开， z与 n  不加点。在摩尼教内容的文献中，词间的元音前写有Elif ：kOz’ingA , qIl’Inc. 它们可能出自摩尼教书写学派，属于较早时期。在后期回鹘文文献中已见有近于语言的特点：客体格字尾为 ni ，madIn（否定付动词） 变为 mayIn ，OzgA（别的） 代替古代的 adIn ，caG（时间）代替 Od 以及-t-/-t 和 -d-/-d ,  -s-/-s和-z-/-z的转换使用等。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摩尼教文献中不规则的正字法是以粟特语为样本书写的，所以年代较古。佛教内容的文献时代靠后些，语言也较发达些。在后期文体虽发达，但粗野化了，这是回鹘文为蒙古人接受的时代。
4．叙利亚文(Syriac Script)（也称福音体Estrangelo文字）
现存用福音体文字写成的只有少量残卷，全部出自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沟（Bulayiq ）村和甘肃黑城子（Qara-khoto）（西夏故都）。在元音书写方面同于粟特文。
5．摩尼文(Manichaen Script)
摩尼文写本全为用苇笔写成，形制为小型的装订书式。也见有小梵筴式和卷子式。最小型化的应属于较古时代，仿自粟特语写本，纸面上光，。笔画在较古写本中有些往前倾斜，字体很美。后期写本字体陡些大些。摩尼文来自中东帕勒米兰（palmyrenisch ）文，据说为摩尼本人所创制。它在被回鹘人使用前主要为粟特人使用。回鹘人在接受这种文字时未加多少改变，像粟特人一样，回鹘人也是横写，元音的表示法相同，只有词首的 I-/i- 不加Elif ，而常用 ‘Ain  书写。与回鹘文一样，辅音 q 及 x 也是通过加两点或一点同k 区分开，G 通过 g 上的一圈来表示。f 通过 p 上加一点表示，v（唇齿音）通过 b 上加两点表示。粟特文区分 S 和 Z 。回鹘人只在外来借词中使用后一个符号。粟特人使用两组不同的符号表示  t及d :   及   或   及   。回鹘人在本族语词中只使用两组中的各头一个符号。这两组符号在中古伊兰语中的语音区别尚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古伊兰语中   是从 l 符号派生出的，  是从 r 派生出的。如在粟特人那里一样，早期回鹘人使用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 s 和 S 。但有两个写本完全不用表示 S 的符号（M I,S. 5ff.），于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回鹘人是否（如在回鹘文和如尼文中一样）只使用一个表示 s 的符号，而有不同的发音，抑或古代维吾尔语言本身就属于 s 方言(像甘肃裕固语一样)。早期摩尼文文献大多属于 n 方言，后期的属 y 方言（指古代的 anIG 变为 ayIG“坏”）。
6．婆罗米文(Brahmi Script)
在用苇笔写成的回鹘语佛教文献中有少量是用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一种印度古代字母）写成的。这种文字源自印度，原为当地的古代焉耆一库车人使用。回鹘人在使用这种文字时增加了一些符号。关于这种文字的书写法有许多书（其中的文字篇）可以利用，如葛玛丽的《古代突厥语语法》、若纳·塔施（Rona-tas）的《突厥学导轮》（第一卷）、克劳森的(Clauson)《突厥和蒙古语研究》等。
7．藏文(Tibetan Script)
现存少数几件用藏文写成的佛教内容的文献，其中重要的为《佛教教理问答》。此文献已有德文和日文的研究问世[4]。其元音的表示法同于婆罗米文，只有 I 用 i ，i 用 iy  表示。它是文字上区分 I/i 的唯一文字形式。
 
抄写人
“抄写人”这个词在回鹘语中有两个词：bitigci 和 bitkAci（或读成 petkaci）。这两个词来自两种文化的影响。前者来自汉文，后者来自叙利亚语。在佛教和摩尼教写本的识语中常提到抄写人自己。这说明他们作为有知识的人，其地位是重要的。宗教文献的抄写人常为僧人或教徒。抄写人的识语常写在文献的末尾。一些篇幅大的写本常由数个抄写人写成。
 
写本的施主
抄写或雕刻经文的费用是很昂贵的，这要有富有的施主才办得到。摩尼教徒很注意其宗教文献的装饰。佛教徒则认为抄写佛教文献是一种功德（punya）。摩尼教从762年起在几百年中被回鹘人尊为国教，所以在一些文献的题跋中可见到关于某种事件的记述，如 M III 内含新统治者即位的两段文字。M I 也含有这种文字。用摩尼教寺院语安息语（parthian）写成的著名的《国名表》（Mahrnamag）则含有重要的材料。题跋中并常含有对统治者家族及其下属的祝福一类的话。另一方面，佛教文献题跋常不涉及内容，因它不是国教，但也常提到统治者及其家族。对施舍经文的功德的评价是很高的。“第一份功德”首先要转给王室，然后转给自己已故的家人，再后转给活着的亲朋，最后才是自己本人。这种转功德的传统似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民族。写本施主的族属有时有历史意义，如“吐火罗语”（即古代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两个写本的施主都是回鹘人（这点说明，在九、十世纪时当地居民尚未被维吾尔化）。前述《国名表》的施主也为一突厥统治者。回鹘文《金光明经》中有许多抄经人和施主的名字，它们都是走了样的梵文、回鹘文和藏文。这说明这些题跋可能是后来的。
 
经文（Texte）
“书”称为 petka ，它来自叙利亚语。这个外来词只用于摩尼教、景教著作中。其派生词petkaci 在回鹘语中为 bitkAci ，这个词用的更广些。bitig“写的东西，写本，书信，著作”一词用的最多，来自动词 biti- ，它来自汉语“笔”（pi<piet ）。qalam“苇笔”不派生新词。“宗教书”称 nom bitig 。 nom来自景教粟特语，后者又来自希腊语 nomos 。各种类别的佛教书使用不同的梵文名字：sutra>sudur “经”，vinaya>vinay“律”, Sastra>Sastri~Sastr bitig,   “论”，jataka>cadik“本生故事”，avadana>avadan bitig“譬喻”等。佛教开始处都写有下列公式用语：namo but, namo drm, namo sang 。晚期写成：namo buddhaya, namo sangaya, namo dharmaya, 意为“敬礼佛！敬礼法！敬礼僧！”。“卷”一词称 tAgzinc ，译自汉语“卷”；“章（品）”称 UlUS 。“序言”称yUkUnc ，意为“敬”，有时也用 sUU 一词，来自汉语“序”。如同汉文一样，品名常位于品末。书末或品末有关于该文献的来源、译者、写本的施主、抄写者、日期、回向文等跋文。
 
纪年
回鹘文文契开头一般写有十二肖的纪年及月、日。当强大时，也有按中国朝代纪年的，如 TT II B（摩尼教内容），但未提朝代名，只提年号，即公元761年。《金光明经》的纪年更加详细：朝代名、年号、年代，即“大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摩尼教徒通常按其回鹘统治者的称号纪年，如 MIII,S.43: qutluG UlUglUg...ay tngridA qut  bulmIS...älpin  
ArdAmin il tutmIS …uluG bilgA tngri... （有福的…从月神获福的…以武德治国的…伟大睿智天…）。在《国名表》中则依摩尼生年和摩尼教东部教区著名教长逝世日纪年。此外，摩尼教徒也按其统治者登位年代纪年。佛教徒多按十二生肖和天干地支纪年，很少按统治者登位纪年，这从庙柱文可知（参见葛玛丽《古代突厥纪年形式》一文，载 UAJb 1955）。在1313年一木刻本中（同上文 , S.201ff. 及 TT V II,S.52 ）按六十甲子纪年。在仅依十二生肖纪年，而无其它材料可供的情况下，这种纪年对确定具体年代几乎是无用的。纪年形式有时具有和的意义。
 
本文所用缩写字意义如下：
M: Manichica （摩尼教文献）
TT: TUrkische Turfan-Texte （突厥语吐鲁番文献）
UAJb: Ural-altaische JahrbUcher （乌拉尔—阿尔泰年鉴）
ZDMG: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endischen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学会会刊）
 
The Writing Culture of Ancient Uighur
 
English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rience in many years ,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talks about the writing culture of the Old Uighur people in ancient time, for example, the scripts , forms , contents and etc. It is useful for everybody who wants to know the writing culture in the pre-Islamic period of Uighur people.




[1] 据《古代书籍史话》（页59），所谓经折装是将一长幅的纸向左右反复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版作为前后封面而成。
[2] 关于回鹘文木版印刷品问题，参见拙文《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版印刷品》，《吐鲁番学研究》，2004，1期。
[3] 参见拙文《回鹘文在金帐汗国和中亚的传播》，载《语言与翻译》，2003年，4期。
[4] 参见D. Maue, K. Roehrborn 文，载德国ZDMG，134，1984年及森安孝夫文，载大阪大学文学部记要，第25卷，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