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内容提要：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吐谷浑、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即对这一集团的形成经过以及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代北集团、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李克用。

已故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用四个政治集团的演变来分析唐朝三百年的，这四个政治集团即关陇集团、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安史之乱后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的长安集团、以及“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的河北藩镇集团[1]。众所周知，唐朝从黄巢起义以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两大势力集团为中心而展开的，五代五朝中，除朱梁外，其余四朝均出自李克用这一系统，甚至北宋王朝，亦与李克用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克用政治集团，既不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长安集团，也有别于他所说的河北藩镇集团，它是唐末兴起于代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突厥、回鹘、吐谷浑、奚、契苾、达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而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军人政治团体。因为它是从代北地区兴起的，故我们将其称之为代北集团。本文即拟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组成成分进行一些考察。

 一、代北集团的形成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1、朱邪执宜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

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6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

    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

    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2、朱邪赤心（李国昌）阶段

    朱邪执宜大约死于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子赤心嗣。朱邪赤心继续为唐王朝效力，曾率部参加了武宗会昌年间(841—846) 唐朝讨伐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会昌四年泽潞平后，因功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宣宗大中元年(847)， 吐蕃结党项及回鹘扰河西，朱邪赤心率部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大中三年，征西戍罢，朱邪赤心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咸通九年(868)，庞勋起义爆发后， 朱邪赤心又率部随康承训前往镇压，因功被唐授予大同军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的职务，并赐以宗姓，这在沙陀即代北集团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沙陀人从元和三年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迁往代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5]。然而就在沙陀迁到代北地区后不久，接替范希朝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族孳炽，散居北川，恐启野心”，建言“析其族隶诸州，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处沙陀”[6]。所谓“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是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领属它的河东节度使“或要之诅盟，质之子弟”[7]；或以衙将出任朔州刺史，兼当地军使和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8]；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朱邪执宜、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

    李国昌出任大同防御使，并进而出任鄜坊（即鄜延）、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鄜坊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是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他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力，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它比一州刺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汉族士大夫相比，即使在内迁各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有末客姓骆，其先与后唐懿祖来自金山府，因公宴，福谓从事辈曰：‘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闻者窃笑焉。”“夷狄贵沙陀”[9]，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为“门族甚高”的一族，但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时期，其社会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功而被赐予“李国昌”之名，“预郑王属籍”[10]。这对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抬高自已社会地位的极好机会。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普遍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是正统，这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而宋人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宗姓有极大的关系。

    关于李国昌的卒年，《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旧五代史》卷25上《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新唐书·沙陀传》作光启三年(887)。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这并不重要，因为李国昌在世时，代北集团的核心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李克用的手中。

    3、李克用阶段

    李克用生于大中十年(856)九月。关于他早年的经历，《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献祖之讨庞勋也，武皇年十五，从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贼平，献祖授振武节度使，武皇为云中牙将。……及壮，为云中守捉使，事防御使支谟。”段文楚接任云中防御使后，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戍守蔚州。   

    李克用在代北集团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就已显露出来。

    段文楚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有咸通十三年(872)、乾符元年(874) 、 三年（876）和五年(878)等多种记载。司马光采纳了乾符五年说。而关于段文楚被杀的原因，旧史多说是由于“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11] 所致。日本学者堀敏一氏也认为：“叛军拥立李克用的事件，虽然存在着边境这一特殊条件，其实不过是唐末常见的藩镇兵士叛乱”[12]。诚然，这种由于节帅优赏不周而遭致部下杀害的事件在唐末层出不穷，不过，段文楚被杀事件发生的真正的和更为深刻的原因，正如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之一李尽忠所言，是“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李振武（按即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13]，即乘“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之际，割据代北地区。

    沙陀人虽然从元和四年进入代北后，就开始了对代北地区的经营，但由于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朱邪执宜、赤心父子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朔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朱邪赤心（李国昌）虽因镇压庞勋功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鄜坊、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不在此即在彼，却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史称段文楚被杀之后，唐朝廷曾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然而“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14]，即说明李国昌父子欲将整个代北地区据为己有的野心。而由此我们也不得不对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谋到底是谁而产生怀疑。

    旧史将杀害段文楚的策划者和主谋归结于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云中牙将康君立等，而李克用则是被动被推上台的，但是，也有一些史籍记载此事为李克用所为，如《实录》说：“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杀大同防御使段文楚，自称防御留后 [15]。《旧唐书·懿宗纪》咸通十三年十二月亦载：“是月，李国昌小男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结合日后“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的情况，很有可能李克用才是策划杀害段文楚事件的真正主谋，至少也是主谋之一。因为杀害唐朝地方藩帅，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故后人对李克用有所避讳。

    然而，唐朝廷尽管是“皇威不振”，却也不能容忍李克用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唐任命卢简方为大同军防御使，令其谕李国昌：“克用暂勿主兵务，束手待朝廷除人。”[16] 当李国昌父子拒命后，便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广明元年(880)六月，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率沙陀三部落降唐。七月，李克用、李国昌父子先后连连大败，部众溃散，李氏父子、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唐以吐谷浑赫连铎为大同军防御使，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振武帅位也落入吴师泰之手，不久又落入契苾璋之手。李克用不仅未能“旬日而定代北之地”，而且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李国昌）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这在代北集团即沙陀的发展史上，是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这为沙陀势力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奉命率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及吐谷浑诸部5000人入援京师。李友金行至绛州，绛州刺史沙陀人瞿稹谓监军陈景思：“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17] 遂又返回代北。半月间，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李友金又对陈景思说：“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陈景思“然之，促奏行在”[18]。

  李友金为李克用的“族父”，他从行至绛州又返回代北，从兵力不足“未可轻进”到“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最后不得不请李克用父子出山，都是打着为唐王朝平“乱”的幌子。然而李友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却很值得怀疑。王夫之说李友金在广明元年六月降唐时，就是李克用“遣李友金伪背己以降而为之内谋”[19]，这恐怕未必是事实。不过，李友金希望沙陀势力再度复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利用为朝廷平“乱”的机会，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聚集力量，最后又名正言顺地请李克用出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李克用父子“雄武之略，为众所推”，所以他把沙陀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李克用父子身上。而李克用也没有辜负这位“族父”的期望，他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五代沙陀三王朝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二、代北集团的组成

     中和三年(883)五月,李克用因镇压黄巢之功被唐朝廷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以河东为基地展开了他们的霸业，而代北集团亦在河东形成了它的最后格局。

    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氏曾对五代节度使的牙军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的牙军和作为藩帅的各王朝的始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创建王朝时，他们是集权力量的核心[20]。李克用虽未及创建王朝，但却直接导致了后唐王朝的建立，他的统治力量的核心无疑亦是牙军，故我们这里即从牙军谈起。

  李克用的牙军有义儿军、决胜军、铁林军、横冲军、突骑军、亲骑军、突阵军、五院军、飞骑军、雄威军、厅直军、万胜黄头军、匡霸军、飞腾军、马前直军等等军号，周藤氏列举出的牙将有李克修、李克恭等46人。除周藤氏所列举出的46人之外，象康延孝、张廷裕、何怀福、阿登啜（杨光远父）、郭绍古、杜汉徽、安怀盛（安叔千父）、史敬思（史建瑭父）、臬捩鸡（石敬瑭父）、杜堆金（杜重威父）、王思同、刘琠（刘知远父）、周密、安福迁、安福顺、安福庆兄弟以及安金俊、安休休等，亦都在李克用军中任职，而且如史敬思、安金俊、安休休、安福迁兄弟等，都是有名的军将。兹将其中籍贯或部族可考者列表于下：

共计60人。

    根据上表所揭示的情况，李克用统治集团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即代北人、河东人和其他外来人员。

    1、代北人

    《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云：李克用“亲军万众，皆边部人”。卷27《唐庄宗纪》亦云：“武皇起义云中，部下皆北边劲兵。”所谓“边部人”、“北边劲兵”，即代北人。从上表揭示的情况看，在60人中，代北占去40人，占总人数的2／3。这说明，李克用统治集团是以代北人为主的。代北人中又包括了三种成分，即沙陀三部落、五部之众和代北汉人。

（1）  沙陀三部落

 如上所述，中和元年二月，李友金率领5000人入援京师。《旧五代史·唐武皇纪上》云：“黄巢犯长安，僖宗幸蜀，陈景思与李友金发沙陀诸部五千骑南赴京师。”所谓“沙陀诸部”，即沙陀三部落。他们后来都跟随李克用进入河东，成为代北集团的核心力量。从以上表中所揭示的情况看，李克修、李克恭、李克宁三兄弟、杨光远之父阿登啜、刘知远之父刘琠以及郭绍古均为沙陀人，康义诚为代北三部落人，安怀盛为沙陀三部落人，这些都是明确的。此外，史敬思，《全唐文》卷863陶谷《义成军节度使赠太保史匡翰碑铭》云：“大王父讳怀清，皇任安庆九府都督；王父讳敬思，皇任安庆九府都督；显考讳建（下阙六字）兼九府都督。”史匡翰为史建瑭之子，故此“王父讳敬思”，即史建瑭之父。“安庆九府都督”，当即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庆部落都督，因此，史敬思及其子史建瑭，亦均为沙陀三部落人。而史俨，从其姓氏及籍贯看，也很有可能与史敬思为同族。史敬镕，从其姓名看，亦有可能是史敬思的同族，至于其占籍太原，当与康思立一样，是后来之事。

李嗣源，一般都认为他是沙陀人，但在新、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中，或作“世本夷狄，无姓氏”；或作“代北人也，世事武皇，及其锡姓也，遂编于属籍”。可见其族属不很明确，这里姑且将其列入沙陀人之列。李存孝（即安敬思）、康君立、安金全、安元信、康福、康思立、康延孝、安福迁，史籍或不曾明确记载其族属，但从他们的姓氏及籍贯看，当均属代北胡人。如康君立，史称他“世为边豪”，康君立也每每自称“吾等虽权系部众”、“我等边人”等等[25]，可见应为胡人。又如安金全，新、旧《五代史·本传》均作“代北人”，而在其子《安审琦传》中，明确记载“其先沙陀部人也”。石敬瑭的族属，学术界已多认为系昭武九姓石国人，则其父臬捩鸡亦为昭武九姓胡人。

（2）  五部之众 

所谓“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有时是指沙陀三部落和契苾、吐谷浑五部。《旧唐书》卷163《卢简求传》载：“太原军素管退浑（按即吐谷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简求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故五部之人，欣然听命。”史籍也多有将这五部相提并论的记载，如前引会昌二年，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讨击党项等等。但在大多数场合，“五部之众”或“五部之人”是一种泛称，如在李克用杀害段文楚事件中，康君立谓李克用：“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26]；天复元年，李克用致朱全忠的信中，声称自己“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征五部之众”[27]；以及前引李友金在代州募兵3万，“皆北边五部之众”等等，这里的“五部”、“五部之众”，即是对代北地区蕃胡部落的泛称，故李友金所募集的“北边五部之众”，《通鉴》则作“北方杂胡”[28]。“杂胡”亦即“杂虏”，胡三省对此解释为：“谓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29]。故这里将代北地区沙陀三部落以外的蕃胡部落如“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之属”统统称作五部之众。

（3）代北汉人  

由于代北是蕃汉杂居的地区，而许多蕃族往往冠以汉姓，因此辨别其是蕃是汉，实属不易。这里，拟将未著明为蕃族和安姓、康姓以及存有疑问的白奉进以外的代北人均当作汉人看待，或许不至大错。这样，在表中统计的40名代北人中，汉人有13人，占近1／3。他们中既有李克用的义儿如李嗣本、李存进、李存璋，又有李克用最重要的谋士和腹心盖寓，还有被视为李克用“左右手”之一的李承嗣以及李克用、李存勖的重要将领周德威，这一切说明了代北汉人在代北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代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区，“纵有编户，亦染戎风”[30]。所以沙陀人并不把代北汉人看作异己，而代北汉人亦不把沙陀人当作异类。于是在“英雄立功名富贵”[31] 利益的趋使下，代北的汉族豪强们也纷纷起来追随李克用。在杀害段文楚、拥戴李克用事件中，除李尽忠、康君立、薛志勤等人外，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盖寓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从姓氏判断，后者当均为汉人。之后，他们除或在同唐朝廷的作战中战死（如程怀信）外，又继续追随李克用南下，镇压黄巢，进占河东，成为李克用父子争霸的一支重要力量。

代北人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也表现在他们担当的职务重要，如李克用时期作为最高军事将领的蕃汉马步都校（又称蕃汉都指挥使、蕃汉马步都知兵马使），见于记载先后担任此职的有4人，即李存信、李嗣昭、周德威、李克宁，其中3人为代北人；牙军中重要将领马步都指挥使、马步都虞侯，见于记载担任此职的只有李嗣本和李存璋2人，均为代北人。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往往是代北人在起关键作用。如文德元年（888），李克用派康君立、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等率大军助李罕之夺河阳；大顺元年（890）唐朝廷讨伐河东，河东率军抵抗的主要将领是李存孝、康君立、薛铁山（即薛志勤）、李承嗣等；乾宁二年（895），李克用入援河中并进而左右唐室，主要将领为李存贞、史俨、李存信、李存审、盖寓、李罕之等；特别是天复元年（901）、二年，朱全忠向李克用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关键时刻，是李嗣昭、周德威、李存信、李存璋、李嗣源、李存审、李克宁等人率军作战并最终保住了太原城；李克用晚年与梁军争夺潞州，派出的将领有李嗣昭、李嗣弼、周德威、李嗣本、李存璋、史建瑭、安元信、李嗣源、安金全。上述诸将，除李罕之、李嗣昭、李存审以及身世不明的李存贞外，其余均为代北人。

    2、河东人

    李克用在上任河东前夕，曾发榜告示河东军民：“勿为旧念，各安家业。”胡三省对此解释说：“以河东之人前此数与克用战，恐其不自安，故榜谕之。”[32] 河东节度使在天宝年间有兵力5.5万人[33]。安史之乱后，河东作为遏制河朔藩镇的重要堡垒，继续保持着一支强大军事力量，元和十四年，李德裕甚至说河东有“精甲十万”[34]。直到唐末以后，河东经历了一系列的变乱，实力锐减。但作为一个老牌大镇，恐怕仍有不少的军队。 因此，李克用上任河东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协调代北人与河东人的关系，将原河东的统治势力纳入自己的统治系统。

早在元和四年沙陀迁往河东时，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就挑选1200人组成沙陀军。据李德裕讲，这些沙陀军驻守在太原“衙内，性至循良，于人情狎熟”[35]。之后，“太原军素管退浑、契苾、沙陀三部落”，代北行营隶属河东节度使，这虽然一方面遏制了代北集团的发展壮大，却也使河东与沙陀三部落和五部之人的联系加强。所以，尽管“河东之人前此数与克用战”，但从史料显示的情况看，李克用在河东并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中和四年二月，李克用应朱全忠等人之请，“率蕃、汉之师五万”[36] 南下救陈州，这“五万”蕃汉之师，必定包括了不少原河东的军队。

    但是，尽管河东人接受了李克用的统治，但他们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并没有得到特别重用。从以上表中揭示的情况看，河东人有李嗣昭、史敬镕、梁汉颙、相里金、郑琮、白文珂、张虔钊、侯益以及李建崇[37]。这样，在60人中，河东人有9人，只占总人数的15%。这一数字表明，李克用尽管立足于河东，但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河东人。

    李克用时期河东人不被重用，不仅表现在在他的统治集团中河东人数量少，而且表现在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也低，在上述9人中，除李嗣昭作为养子而被委以重任外，其余多担任一些低下级军职。在李克用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中，领军作战的河东人只有李嗣昭一人。而李嗣昭，《新五代史》卷36《本传》说他“本姓韩氏，汾州太谷县民家子也。太祖出猎，至其家，……家适生儿，太祖因遗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如此，则其不过仅仅是生在河东而已，而从他的生活阅历上说，应该属于代北人。

    河东人之所以在李克用时期不被重用，固然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资历尚浅，不能同那些“胆略过人”，数十年跟随李克用征战的“边部人”[38] 相比，而另一方面，恐怕也与李克用对他们的猜忌、防范心理有关。这方面直接的事例虽不曾见到，但从以下的分析中，似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李克用进占河东后，原河东牙将除贺公雅曾一度露面外，其余都销声匿迹。以上表所列河东人为例，李嗣昭已如上述；史敬镕、梁汉顒、相里金、郑琮，李建崇均先世不见史传；侯益，祖父以农为业；白文珂，父君成，为辽州刺史；张虔钊，父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所谓“唐检校尚书左仆射”，或为赠官。可见他们中间没有一人出身于太原牙将世家，而且先世为官者，大概也只有白文珂之父一人。史籍中也留下了一些河东牙将的人名，如朱弘昭，太原人，“祖玟，父叔宗，皆为本府牙将”[39]；张宪，晋阳人，“世以军功为牙校”[40]；李怀忠，太原人，“父海，本府军校”[41]；常思，太原人，“父仁岳，河东牙将”[42]；等等。但是，这些“本府牙将”、“河东牙将”，都是靠他们的子孙而在史上留名，他们本人为官则不显，而且有些牙将大概也是在李克用进驻河东以后才从军任职的，而他们的后人也是在李克用之后才逐渐显达的，所以这些事例并不能说明李克用重用河东人的问题。唐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渐渐都“皆成父子之兵，不习农桑之业”[43]。河东当然也不例外，在李克用上任河东之前，河东肯定也形成一个以牙兵为首的军人集团。如就在乾符年间，河东牙兵集团就制造了一系列杀逐主帅或内部互相残杀的事件。李克用的前任郑从谠在离开河东时，以监军使周从寓知兵马留后事，书记刘从鲁知观察留后事，告戒他们“俟面李公，按籍而还”[44]，所谓“按籍而还”，即向李克用交待兵民户籍等事项。然而在李克用统治集团中，却看不见原河东牙兵牙将活动的事迹，这说明李克用对他们采取了防范甚至压制的政策。但是，这种状况到李存勖以后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代北人在河东居住的长期化，通过与河东人的通婚以及占籍河东等等，使双方融合日益加深，互相猜忌、防范的心理大大减轻。而河东人在军事、政治斗争中也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资历也逐渐加深，再加上代北人中的许多元老相继去世，以及李存勖本来就极少民族偏见，于是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再以上表统计的人数为例，到李存勖即帝位时，代北人中的40人仅剩下14人，而河东人尚有8人。之后，如前面提到的朱弘昭、张宪、李怀忠、常思以及索自通、药纵之、李彦韬、王建立、薛融、周环、李彦从、郭瑾、阎晋卿、聂文进、郭允明等河东人都成为后唐庄宗、明宗，后晋高祖，后汉高祖所倚重的人物，河东人在统治集团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其他外来人员

    所谓其他外来人员，是指代北人和河东人以外的人，从上表中揭示的情况看，他们有11人，约占总人数的18.3%。

    外来人员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入李克用养子之列的李存贤、李存审和李建及3人。李存贤，许州人，本名王贤，参加黄巢起义军，“武皇破陈、许，存贤来归。景福中，典义儿军，为副兵马使，因赐姓名”[45]；李建及，许州人，本名王质，“少事李罕之为纪纲，光启中，罕之谒武皇于晋阳，因选部下骁勇者百人以献，建及在籍中。后以功署牙职，典义儿军，及赐姓名”[46]；李存审，陈州宛丘人，初名存，“事李罕之，从罕之归晋，晋王以为义儿军使，赐姓李氏，名存审”[47]。史称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48]。可见，李存贤等3人已经成为代北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事实上，在李克用父子的霸业中，3人特别是李存审，为李氏父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外来人员中，除李罕之集中献上的“百人”以及李克用末年卢龙将李承约、王思同一起率众归附外，其余都是单个进入河东的。由于他们是外地人，与河东人本来就不存在亲党胶固的关系，而他们之间也很难形成一个集团势力，因此李克用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比河东人更大一些，李存审等3 名义儿自不待言，如袁建丰、刘训等，也都颇得李克用的信任与重用。

    在外来人员中，除那些行伍出身的武人外，还有一些以文墨见用的文职人员。如自称李林甫之后的洛阳人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49]，李克用许多重要的文书奏章多出自他的手下。天复二年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击于晋阳城下之后，向幕府咨询“聚众”、“克敌”、“捍御”之策，李袭吉即献上了“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的4点主张，并且提出“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50]的忠告。因此，这一类人也应该是李克用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李克用从唐中和三年（883）进驻河东，到后梁开平二年（908）去世，在河东经营了25年。在此期间，他建立起一个以牙军为核心的军人统治集团。从民族上看，它是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了奚、突厥、回鹘、吐谷浑、达靼以及汉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从地域上看，它以代北人为核心和骨干，吸收了河东人及其他外来人员参加。这个集团经历了胜利与失败的多次考验，特别是顶住了唐王朝和朱全忠的数次大规模的进攻，凝聚在李克用的周围。这个集团是李克用争夺霸业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所利用的基本力量。后晋和后汉王朝，亦是以这一集团为核心和支柱建立起来的，甚至后周和北宋王朝，也都与这一集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直到北宋“重文抑武”政策推行后，这一以骑射武艺为主要特长的军人政治集团，才因失去生存环境而最后消亡。

[1] 见《唐代史述论稿》第25页、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参见王永兴先生：《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章第3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主旨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232贞元二年十二月。

[3] 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后收入《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李文饶文集》卷16。

[5] 《通鉴》卷237元和四年六月。

[6]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7] 《旧唐书》卷163《卢简求传》。

[8] 《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大中十二年闰二月， “以河东马步都虞候段威为朔州刺史，充天宁军使，兼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

[9]《新五代史》（以下简称《新史》）卷46《康福传》。

[10]《新唐书》卷218《沙陀传》。

[11]《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2]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20，1959年。中译文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史论著选译》4，中华书局1992年。

[13]《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14]《通鉴》卷253乾符五年四月、五月。

[15]《通鉴》卷253乾符五年二月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条《考异》。

[16] 《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咸通十四年正月。按《通鉴》卷253系此事于乾符五年二月，《考异》曰：“从《三朝见闻录》。”

[17]《通鉴》卷254中和元年二月。

[18]《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中和元年四月。

[19]《读通鉴论》卷2第972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20] 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

[21] 按《旧五代史·本传》作天祐十三年（916），契丹攻振武，“城陷，嗣本举族入契丹”。

[22] 《新五代史》原文作“代州飞狐”。按飞狐县属蔚州，今改。

[23] 李承嗣于乾宁三年（896）入南唐，已离开代北集团。

[24] 史俨与李承嗣同时入南唐，离开代北集团。

[25] 《旧五代史》卷55《康君立传》。

[26] 《旧五代史》卷55《康君立传》。

[27] 《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

[28] 《通鉴》卷254中和元年三月。

[29] 《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陉北沙陀素骁勇”条胡注。

[30]（唐）韦澳：《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2。转引自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真迹释录》第1辑第69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31] 《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

[32] 《通鉴》卷255中和三年七月并胡注。按《通鉴》此句出自《唐末见闻录》，原文作“无怀旧念，各仰安家”。见该条《考异》。

[33] 《通典》卷172《州郡二》；《旧书》卷38《地理志》。按据二书所开列的各军州兵数合计，《通典》为5.6万人，而《旧志》则为6.6万人。

[34] 《李文饶文集》别集卷7《掌书记厅壁记》。

[35] 《李文饶文集》卷14《请何清朝等分领李思忠下蕃兵状》。

[36] 《旧五代史》卷25《唐武皇纪》。

[37]  李建崇虽为潞州人，但李克用几乎在进入河东的同时，就兼并了潞州，故这里也将其划入河东人范围。

[38] 《旧五代史》卷26《唐武皇纪》天复三年正月。

[39] 《旧五代史》卷66《朱弘昭传》。

[40] 《旧五代史》卷69《张宪传》。

[41] 《旧五代史》卷124《李怀忠传》。

[42] 《旧五代史》卷129《常思传》。

[43]《唐大诏令集》卷65《叙用勋旧武臣德音》。

[44] 《旧唐书》卷158《郑从谠传》。

[45] 《旧五代史》卷53《李存贤传》。

[46] 《旧五代史》卷65《李建及传》。

[47]《新史》卷25《符存审传》。

[48] 《新史》卷14《李克宁传》。

[49] 《旧史》卷60《李袭吉传》。

[50] 《通鉴》卷263天复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