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引言：「中國」作為問題與作為問題的「中國」 
　　也許，「中國」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我們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各樣冠以「中國」之名的著作，僅僅以歷史論著來說，就有種種中國哲學史、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文化史等，在我們的課堂裏，也有著各式各樣以中國為單位的課程，像中國社會、中國經濟、中國、中國文化等等。通常，這個「中國」從來都不是問題，大家習以為常地在各種論述裏面，使用著「中國」這一名詞，並把它作為歷史與文明的基礎單位和論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卻質疑說，有這樣一個具有同一性的「中國」嗎？這個「中國」是想像的政治共同體，還是一個具有同一性的歷史單位？它能夠有效涵蓋這個曾經包含了各個民族、各朝歷史的空間嗎？各個區域的差異性能夠被簡單地劃在同一的「中國」裏嗎？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響，而且獲得大獎的中國學著作，名稱就叫《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一個美國評論者指出，這部著作的誕生背景是因為「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國族主義情緒高漲和族群關係日趨加劇的地區」，因此不得不正視這一問題及其歷史脈絡，而這一問題直接挑戰的，恰恰就是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1。這些過去不曾遭遇的質疑，可能使這個天經地義的「中國」，突然處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變成了宋詞裏說的「七寶樓台，拆來不成片段」。本來沒有問題的論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問題，問題就是：「中國」可以成為歷史敘述的空間嗎？ 
    至少在歐洲，對於民族國家作為論述基本單位的質疑，是出於一種正當的理由， 因為民族國家在歐洲，確實是近代以來才逐漸建構起來的，它與族群、信仰、語言以及歷史並不一定互相重疊，正如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說，地圖上的國界只是政治權力的領屬空間，而作為政治領屬空間的國界也不過就是地圖上的國界2，與其用後設的這個政治空間來論述歷史，不如淡化這個論述的基本單位。所以，就有了類似「想像的共同體」這樣流行的理論3。至於「中國」這一歷史敘述的基本空間，過去，外國的中國學界一直有爭論，即古代中國究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民族─文明─共同體」，還是從來就是一個邊界清楚、認同明確、傳統一貫的「民族─國家」？但是，對於我們中國學者來說，很長時期內，這似乎還並不是問題，因此也不屑於討論。 
　　應當承認，超越簡單的、現代的民族國家，對超國家區域的歷史與文化進行研究，是一種相當有意義的研究範式，它使得歷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動的歷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歐美、日本的學者，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出於的感情和簡單的理由，把「中國」當作天經地義的歷史論述同一性空間4，更不能要求他們像中國大陸學者那樣，有意識地去建設一個具有政治、文化和傳統同一性的中國歷史5。所以，有人在進行古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描述時，就曾經試圖以「民族」（如匈奴和漢帝國、蒙古族和漢族、遼夏金和宋帝國）、「東亞」（朝鮮、日本與中國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閩廣、川陝）、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觀察立場（當然，也包括台灣目前的「同心圓」論述），來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的歷史。這些研究視角和敘述立場，確實有力地衝擊著用現代領土當歷史疆域來研究中國的傳統做法，也改變了過去只有「一個歷史」，而且是以「漢族中國」為「中國」的論述。但是，需要問的是，這種似乎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方法和立場本身6，是否又過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歷史的差異性，或者過度小看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文化同一性？因為它們也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也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後設觀察，比如現在流行的後殖民理論的中國版，那麼，它背後的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如何理解？特別是，作為中國學者，如何盡可能地在同情和瞭解這些立場之後，重建一個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這是本文要討論的中心話題。 


一　從施堅雅到郝若貝：「區域研究」引出中國同一性質疑 
　　1982年，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亞洲研究》上發表了題為《750- 
1550年中國人口、政區與社會的轉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論文，他認為中國在這八百年來的變化，應當考慮的是（一 ）各區域內部的發展，（二）各區域之間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組織，（四）精英分子的社會與政治行為的轉變，他把唐宋到明代中葉的中國歷史研究重心，從原來整體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