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晚清革命

    【内容提要】1949年，毛泽东在人民近代革命斗争的时，曾特别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位革命领袖，洪秀全与孙中山，前者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后者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和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而这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人物，竟然都出自客家——汉民族中一个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有着若干自身特色的民系。我们当然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要努力发掘其中可能隐伏着的某些更为深层的东西。一部晚清革命史，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客家在其中的作用一旦凸现，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发动的背景与进程中若干原被忽视或不为后人所理解的情节，也可因此而受到注意并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一）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既屈辱而又奋斗不止的110年。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代表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对这一刚刚成为过去的伟大历史时代，作了至少在当时还是最具权威性的回顾总结。对于这一回顾总结，今天的人们当然可以有着新的不同的见解，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因为本文涉及的只是毛泽东在文中所列举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学习西方的先进中国人。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何啻数百上千！毛文以洪、康、严、孙这四位为代表，显然是颇具匠心的。因为这四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更确切地说是晚清时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无须赘言，得风气之先，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因此，从出生地域来看，有三位出生于与西方接触最早也最为频繁的广东（洪、康、孙），一位出生于五口通商后首先开埠的福建（严），是毫不足怪的。再从生活的时代看，以洪秀全（1814-1864）为最早，其他三位，基本同时，严复（1854-1921）与康有为（1858-1927）稍长，孙中山（1866-1925）约迟出生十年，也即一个“十年代”（Decade）。年岁的差异，或可说明他们在晚清依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先后担任主角的部分原因。 
    然而真正引起我们的兴趣的并不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而是这四位中的两位革命领袖，竟然都是客家人士！客家人洪秀全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另一位客家人孙中山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太平天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及其最初的基本群众，几乎都是客家人[2]；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两位革命领袖的客家背景，如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它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两次革命中的客家基本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是否隐伏着某些更为深层的值得我们研究的什么东西？ 
    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也曾经有过各自的基于阶级观点的若干解释。用阶级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般地说，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既有的基于阶级观点的那些解释，却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好象总是遗漏或疏忽了一些什么。 
    过去我们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现在逐步清楚了：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只能是社会的人而不可能只是单个的孤立的人，他处于客观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之中。阶级关系只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但并非涵盖一切的一种关系。发现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分析，是了不起的历史贡献。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发现阶级斗争，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和功劳。然而阶级关系并不能解释一切，尤其是牵涉到一些更深的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时候。因为阶级关系，说到底，不过是关系的一种体现。对洪秀全与孙中山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客家出身，乃至参加两次革命运动的客家基本群众的进一步探讨，显然为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力所未逮。它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视野，进入对于客家民系的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汲取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方法及其成果。 
    国内外对于客家民系的研究，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国内的研究，首先是客家出身的学者，如罗香林的研究，其代表作《客家研究导论》，初版于1930年代；40年代后又有《客家源流考》等权威性研究著作问世[3]。国外的研究，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报告，然后则有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论著，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的情报官员们完全是带着实用目的的研究报告[4]。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的研究又有所深入。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于程志远所编《客家源流与分布》一书[5]。有关研究论著的再版和汇集，使我们得以充分运用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 
（二） 
    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不可能不追溯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并了解客家民系在晚清时期所处的客观环境。由于既有的研究对客家民系的源流已多所论及，本文想侧重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角度再说几句。 
    客家民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国传统社会正是在晚清时期遭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滥觞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素称发达的农业与手，长期以来处于世界的领先行列。教科书中迄今仍将这一社会形态称作“封建社会”，但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无论是从“封建”一词的本意或从西欧经由日本传入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所谓的“地主制经济”，但这一提法也并不全面。我更赞成传统社会是“四民社会”的说法，而从本质属性的角度看，“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的提法大概也要较“地主制经济”更好一些[6]。“小农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对称，而是相对于春秋时代及其以前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而言。个体小农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历史学家孙达人高度赞赏小农经济的划时代的革命。他指出：中国的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以先进的技术（即犁锄织机之类）作为基础的，“它就不仅比之过去的家族公社共同体要简单得多，易于易地重建，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而且也使这种小农经济成为当时最有效率、最易普及的利器。”[7]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先进的，中国的农民是勤奋的。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明的发展之所以要高于欧洲，其最终根源就在于农业发展上的差距，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正是由个体农民奠定的[8]。客家民系的自强不息乃至易于易地重建的特性，归根到底，也是由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客家民系起源于北方的中原地区。虽然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但在周秦乃至两汉，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在黄河中下游，也即中原地区。小农经济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春秋末年，孔子周游中原列国，已有“庶矣哉”的感叹[9]。战国时期，对中原地区的城市，特别是有关都城的经济繁华、人口稠密，更有“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挥汗成雨”等的形象描绘[10]。《史记》所记之“天下都会”，首为居于关中的长安：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1] 
    《孟子》一书则提及楚地之人“北学于中国”，“悦周公、仲尼之道”[12]，可见中原地区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先进。而淮河以南的整个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南，当时还是地广人稀、相对落后的所在[13]。据统计，在公元元年前后，西汉王朝的近6千万人口中，约有3/4是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而其中绝大多数又集中于中原地区[14]。 
    “北重南轻”的人口分布态势，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反向的变动。人口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渐次南移，中唐以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到宋代则开始形成了“南重北轻”的局面：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了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秦岭—淮河线这一气候的分界线也成了南宋王朝与金王朝的实际界线。引起人口分布变动的根本原因是气候条件的变化。由于寒冷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强度越来越大，原本温暖湿润的中原地区变得较前寒冷干旱了，南方地区则由于条件的适宜而渐次得到了开发。当然，人口分布变动的直接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引发了原住中原的大批汉族人口的南迁。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徙，一在两晋“五胡乱华”之际，一在唐末黄巢起义之后，一在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之时[15]。除黄巢起义属于所谓“内乱”，其他两次均属“外患”入侵，而这两次入侵又恰值历史上的气候冷期。 
    据估计，北宋时期人口即已突破一亿，其中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南方人口则超过60%。也就是说，北方人口最多维持在四千万左右，实际上还赶不上一千年前西汉盛年时的水平。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是在南方：从不到两千万增加到六千万以上，翻了几近两番。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相继遭到女真及蒙古军人的大肆破坏，处于金王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减少的趋势，而处于南宋王朝统治下的南方地区，由于中原人口的大批南迁，加上人口的自然增殖，则呈现出“人满”的种种迹象。南方多为丘陵山地，平原较少，因此昔日还是“土旷人稀”的南方地区，在宋人的笔下早已是“地狭人稠”，到处出现了壤地尽辟的情景[16]。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并奠居于今日所称的客家的基本居住地，是在第三次人口大迁移，也即起于北宋迄于元初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之时[17]。不难想见，在客家先民渐次南移，再到客家民系正式形成之时，这一部分人群，实际上已经无法占据较为丰饶的平原地区而只能占据丘陵地带了。优良文化传统的熏陶，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客家民系若干“强者”性格的生成，显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明一代270多年，是客家民系休养生息，系裔日繁的时期。清军入关，打到福建广东，“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18]抗清斗争失败后，这些客家人士被迫散居各地，而清王朝巩固其统治之后，又是迁海复界，又在四川、等地广为招徕移民，于是形成了客家民系发展史上的第四次人口大迁移。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人士或因参加太平天国及其他反清起义被迫逃散，或因土客械斗被迫移居，又形成了其在晚清时期的第五次人口迁移。 
    清代的人口迁移，有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特点。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 
    由于人口分布地域的扩大和各地区人口发展的不平衡性，汉民族的人口迁移已不再表现为以中原为唯一中心的“波浪式离心运动”，而是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相当明显地区分出北方与南方两大地域系统。……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很少越过此线而转向南方；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也极少越出此线以北。[19] 
    客家的人口迁移，属于南方地域系统。而清代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有几点是和北方不同的： 
    首先，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鲁、直、豫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苏、浙、皖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不仅极少外迁，而且，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的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湘、鄂、赣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川、滇、黔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容纳了来自邻省和本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在南方地区的腹地，而是在闽、粤二省的沿海。以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为中心的粤东、闽西、赣南客家人居住区，就是这样的少数纯人口迁出地区之一。 
    其次，相应的，南方地区也没有长期稳定的移民迁入区域。南方12省面积有限，只占清代全盛时全国总面积的21%左右，不存在像北部边疆地区那样极其广袤且人口密度极低的区域可供长期开发。因此，自乾隆后期起，在向四川、台湾等地人口迁移高潮已过，而向海外迁移途径又长期处于非法、不畅的状态下，南方人口大量自发地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各省边远山区迁徙，而使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在太平天国战前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客家人口迁移的流向，不能不受这一总的发展趋势的制约。广东的客家人除了一部分向四川、台湾迁徙外，主要是在广东本省“见缝插针”式的移民，并进而向广西迁徙。如广东花县官禄?的洪姓客家人，就是洪秀全的十一世祖?三公带领子女于康熙年间由嘉应州石坑堡迁居花县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了道光末年，花县全族男女合计已达500余人，这还不包括洪秀全的迁居本府清远县吊简的七位族叔及其家属。而洪秀全的王姓表亲更远徙至广西贵县赐谷村[20]。又如香山县（今中山市）孙中山先生的先祖，原居惠州府之永安县（今河源市之紫金县，为纯客家县），抗清失败后移居增城，沿海复界后方又迁至香山[21]。至于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人的第五次迁移，只能是深入更为偏远荒辟之地了。如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平息以后，除划出“地小，且甚硗瘠”的赤溪厅作为客家的善后之地外，客家人士多入高、雷、钦、廉诸州，甚至有渡海至海南岛者[22]。 
    最后，南方地区，主要是闽粤沿海人口向海外的迁徙，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在南洋地区——闽粤沿海人口传统的外徙地逐步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控制后，向海外的人口迁移愈益受资本主义世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制约。闽粤沿海自发性的人口迁移逐渐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计划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垄断搅和在一起，这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在1850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客家人向海外的迁徙，虽在第三、第四期已有相当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第五期，也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据罗香林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失败后的余党，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械斗后被迫逃亡的人士，以及刘永福所部的黑旗军人士，都大批走避海外[23]。洪秀全的子侄辈中，也不乏迁居海外的，其中就有洪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