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连宽先生校注本《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拾遗

　　 　　《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明使臣陈诚等西使中亚帖木儿王朝的记录。前者是明使臣陈诚等西行旅程的记录，后者则是对使团返程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从《明太宗实录》到《明史·西域传》，有关帖木儿王朝史地之内容，多引用这两书。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多关注陈诚的《西域番国志》。30年代有谢国桢先生《西域番国志》跋；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明陈诚使西域记》和满井隆行的《明代陈诚的西使》（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集》，1938年）。80年代以后，有鲁深先生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薛宗正先生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王继光先生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的《明朝到内亚的两位使臣》（汉译为《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主要依据《明实录》，论述了明初与帖木儿朝的交往史和陈诚三次出使帖木儿朝的经历。指出：明初陈诚等人的西使，不仅为明廷提供了大量的西域情报，而且还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和睦关系。此外继1983年罗沙比将陈诚的著作译成之后，1998年俄国学者潘克洛多娃亦将陈诚的著作译成俄文并加注释。近年李江先生先后发表了《陈诚出使西域事迹考》（《江西社会》1996年第12期）、《陈诚与<陈竹山先生文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对陈诚的西域之行和《陈竹山先生文集》作了论述和评价。后者依据的是江西省图书馆藏清嘉庆己卯（1819年）刻本，与王继光先生依据的甘肃省图书馆藏刻本一样。不过，最突出的成果当数周连宽先生校注的《西域行程记 西域番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2000年重印，并与《咸宾录》合为一书，成为《中外史籍丛刊》书目之一。本文试就周连宽先生的校注本作一些拾遗，祈方家不吝指正。 
 
一、关于《西域番国志》版本
    现在最通行的本子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下文简称《善本丛书》本）。据王继光先生研究，除《善本丛书》本外，《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两书现存的还有《豫恕堂丛书·独寤园丛钞》本。而《西域番国志》此外还有《竹山文集》本、《学海类编》本和《丛书集成》本。《丛书集成》本系据《学海类编》本过录刊刻，是简本，出自《明太宗实录》卷169，是史官对陈诚所进《西域记》的节录本，约两千余字。此节录本曾为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何乔远《名山藏》、谈迁《国榷》引用。
《善本丛书》本所据为“独寤园稿”，因其版心上有“独寤园稿”及“淡泉书屋”八个字。傅增湘先生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认为“独寤园”本即明代郑晓所藏的本子。[１]因此，《善本丛书》本和《豫恕堂丛书·独寤园丛钞》都可能是据郑晓所藏本抄录。但周连宽先生进一步推测为“其祖本则出自陈诚的家藏本”，笔者以为不妥。郑晓所藏本依据的可能是“进呈御览”、“诏付之史官“的正本。而非出自陈诚的家藏本。尽管两书均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毕竟存在正副之分。因为《善本丛书》本与家藏本即《竹山文集》相比较，两者仍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以周连宽先生校注本（以《善本丛书》本为底本）为例：
《西域番国志》（下同）：渴石，“四面（《文集》本作西南）多水田”，“中有台（《文集》本作“楼”）殿数十间，若如斧齐（《文集》本作“如斧截齐”）”，“始（原无“始”字，据《文集》本补）出峡”，“口有门（《文集》本作“峡口有关”）”。比较而言，《文集》本的遣词用句要比《善本丛书》要精确一些。此种情况在周连宽先生校注本中比比皆是。出现此种情况可能是“进呈本”因陈诚回国后很快就递交了（据陈诚《历官事迹》，永乐十三年冬至北京。回朝之日，奏进《西域记》一本，《狮子赋》一本，《行程记》一本），文字方面未及细加推敲，而家藏本因陈诚居家较久可以细加修改。《竹山文集》本补“葱岭”、“蔷薇露之说”，可证陈诚在家曾修改其进呈本。
又如养夷城，“荒城遗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间，与回鹘（“与回鹘”三字原缺，据《文集》本补）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此二句《文集》本作“故人民岁无宁居”）”。《文集》本增加“与回鹘”三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养夷与回鹘相侵犯。若此，作为荒城的养夷，戍卒数百人何以与回鹘相争？[２]笔者认为，添加的“与回鹘”可能添错了，当时可能是别失八里与蒙古部落（即瓦剌）相互侵犯，致使养夷荒芜，因其地重要，派数百人镇守，可起预警作用。郑晓《皇明四夷考》作“养夷在赛蓝、撒马儿罕、亦力把里、蒙古诸部落间，数相侵扰，以故人无宁居”[３]，则养夷地处诸部之间，非仅与回鹘相争。且郑晓的记载不同于《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亦与《善本丛书》本有异，更不同于《竹山文集》本。就养夷位置而言，郑晓已加上了他自己的理解。
家藏本因陈诚归休后曾经修订过，应当说比较可靠。但就传播而言，首先传之于世的是进呈本。据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二记，《奉使西域行程记》“古三卷，题行在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陈诚、北京苑马寺清河监李暹谨进。前有正统十二年国史总裁王直序，后附胡广、周孟简、邹缉送行诗序”。由此可知，进呈本至少在正统年间已经外传，进呈本中可能还附有送行诗。又如：《寰宇通志》卷之一百十六“撒马儿罕”、“哈烈”，据作者言，“俱依陈诚《使西域记》”。稍后成书的《大明一统志》，这方面的内容基本沿袭了《寰宇通志》。而《明太宗实录》的修撰者亦将陈诚《使西域记》加以节录（本文简称实录本）。天顺以后，有关帖木儿朝史地的著作不少承袭实录本和《大明一统志》。郑晓写《皇明四夷考》可能有感于这两书的记载过于简略，于是抄录了藏于官府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此抄本即《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家藏本即《竹山文集》本。关于《竹山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75《别集类存目二》著录《陈竹山文集》四卷本，为江西巡抚采进本。“分内外二篇，内篇二卷，皆其奉使时所撰述，仅文十余首，诗一百三十余首，外篇二卷，则皆当时投赠诗文。”现在流传较广的是清嘉庆己卯年（1819）的重刻本，此是明崇祯间陈诚后人根据家藏旧稿编成的陈诚文集。中华书局的版本说明中说，是书“仅见于甘肃图书馆所藏”，然据李江《陈诚与<陈竹山先生文集>》一文介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他在江西省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嘉庆己卯重镌、题署“板藏仁厚里”的《陈竹山先生文集》。全书分内、外二篇，各为两卷。内篇两卷计有《奉使西域复命疏》、《西域山川风物行程纪录》、《与安南辨明丘温地界书》、《狮子赋》以及《西域往回行诗》92首、《休居诗》46首和《新居上梁文》、《像赞》、《历官事迹》、《题萧元汀公界本堂记》。外篇有胡广《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周孟简《送陈员外使西域序并诗》、邹辑《送陈郎中重使西域序》以及《缙绅赠使西域往回诗》41首。又有方孝儒、解缙、吴勤、王达、吴溥、杨荣、曾棨、周宽、周述、梁寅、易庵等人赠其还乡的序文和记其休居林下之事。可见，与甘肃图书馆所藏一样，均无《西域行程记》。因此，《善本丛书》本因其有《行程记》而非源自家藏本。此外，又有北京图书馆藏《奉使西域行程记》，为清抄本，内有“拜经堂”印章一枚，是为吴氏拜经楼所藏之抄本。《拜经楼》本抄录于《竹山文集》。
家藏本《西域番国志》流传亦较早。杨士奇[４]曾为《西域记》写过跋，内称：“右《西域记》一册，吏部郎中吾郡陈诚子鲁著”。陈诚任郎中是在进呈《使西域记》之后，该书很可能是陈诚《使西域记》的又一抄本，由陈诚送给杨士奇。而杨士奇也是一位藏书家。
从研究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角度看，陈诚的《西域纪行诗》、《奉使西域复命疏》和《狮子赋》价值较高。换句话说，《陈竹山文集》的重要性应引起我们重视。明与帖木儿朝是如何接触的？明人对帖木儿朝的认识如何？帖木儿朝人对明人的态度如何？这些问题在《陈竹山文集》中都能找到答案。而学术界对这些尚重视不够。
新近查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六（齐鲁书杜，１９９７年），内收《陈竹山先生文集内篇二卷外篇二卷》，为江西省图书馆藏清雍正七年（1729）刻本。书后有雍正七年高乃德写的叙。卷首先有明正统十二年（1447）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国史总裁泰和王直序，其后是崇祯十七年（1644）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刘同升写的叙。编辑者为陈诚从曾孙汝实，嗣孙大纬、起泰重梓。此版本早于嘉庆刻本九十年，且刻印较好，如陈诚西域纪行诗之铁门关二首，周连宽校注本所附甘肃图书馆藏本对此脱漏严重。周连宽先生已知脱字，认为“天地无心生想彩云边”，应为两句[５]，其实远远不止二句。雍正七年本是：“天地无心生险要，君王有德浑华夷。野人击柝惊秋鹘，关吏开门听晓鸡。往古来今知几度，荒城空白锁寒溪。”又，“有客西游绝域还，星轺晓度铁门关，杀风解冻添新水，朔雪开晴露旧山。行李萧条心自得，梅花零落腊初残。临时一盏除年酒，邨市沽来欲醉难。”除夕二首：“承恩辞北阙，奉使越西胡。人争有终日，客程无尽途。几惊时节改，两见岁华徂，五十明朝过，愁添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