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国内辽夏金史研究综述

一. 史、政制史、人物研究

　　1.政治史。高树林等著《改革通史》第6卷《辽夏金》(河北出版社,2000年1月)论述了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三个王朝通过不断改革建立和完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史实。武玉环《契丹部落联盟与辽初政体》(《松辽学刊》2000-1)论述了契丹建国前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及其向部族、国家的转变,认为辽朝跨越了奴隶制国家阶段,直接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王德忠《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松辽学刊》2000-4)认为西夏外戚专权局面的形成与党项羌的社会状况及西夏专制集权制度不完善密切相关。此外有瞿大风《金朝在山西的抗蒙布署》（《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2），赵文坦《金元之际汉人世侯的兴起与政治动向》（《南开学报》2000-6），李蔚《略论蒙夏战争的特点及西夏灭亡的原因》（《固原师专学报》2000-4）等。
　　2.官制。武玉环对辽朝的部族制度和斡鲁朵制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辽部族制是对建国前契丹部族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借用了原来部族制的外壳,内部却发生了质的变化,部民从隶属于部落联盟变为隶属于国家的属民,各部有固定的居住区,国家按地域来划分属民。组建常备军与官僚制度取代了旧有的自愿出兵征战与贵族世选制。作为宫卫组织与官府治事之所的斡鲁朵,辖有斡鲁朵户,分为州县、部族斡鲁朵户和行宫斡鲁朵户,前者承担力役、租税、行军作战、守卫陵墓等职责,不随行宫四时捺钵;后者随皇帝四时捺钵,负侍奉和禁卫之责(《辽代部族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0-1;《辽代斡鲁朵探析》,《研究》2000-2)。何天明对辽代的北、南大王院和夷离毕院作了研究,指出北、南大王作为辽朝北面朝官中军政实权的拥有者,主管以“镇南境”为主的军务以及对本部族事务的管理;夷离毕虽为契丹传统官号,但设院并主管契丹本民族狱讼应定型于辽世宗设置北枢密院以后(《试探辽代北、南大王院的职掌》,《辽代夷离毕院初探》,分载《内蒙古社会》2000-2、5)。杨果《辽代翰林院与翰林学士》(《学习与探索》2000-1)指出辽朝南面官系统的翰林院是仿照唐朝制度建立的,但是与唐、宋相比,其职能与作用有很大局限。孟宪军《试论金代尚书省的建立和发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3)指出金代尚书省的变化过程与女真族的封建化过程相一致。周峰《金代酒务官初探》(《北方文物》2000-2)探讨了金代榷酤、酒务机构、酒务官的出身及仕历。
　　3.监察、法制。武玉环、程妮娜分别论述了辽、金两朝的监察制度，前者考察了辽代监察制的确立过程、机构设置、官员权限及作用，指出辽代监、刑合一，监察官员大多为兼职等特点（《北方文物》2000-3）；后者认为金代监察制中鲜明的民族统治色彩与“台谏合一”特征，反映出金朝的统治特点及一省制度下监察制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2000-1）。刘肃勇、姚景芳《辽朝刑罚制度考略》（《社会科学辑刊》2000-1）重点论述其中体现的契丹传统制度中野蛮与残暴的特征。白光《契丹族刑讯制度略述》（《北方文物》2000-2）考述各种刑罚的适用范围。
　　4.军制。刘浦江《〈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6）评述了该书的学术特色，并对若干史实作了新的考证。程妮娜《金前期军政合一机构都元帅府职能探析》（《史学集刊》2000-2）认为金前期的都元帅府是金宋战争和金朝对中原地区实行全面军事统治的产物，是中央国论勃极烈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统辖机构，具有多方面的职能。苏冠文有《西夏军队装备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6）。
　　5.人物研究。所见有孟凡云《辽兴宗与辽道宗对比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5），魏奎阁《辽圣宗皇后妃瑸考》（《北方文物》2000-3），孙书仁《论耶律休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4），吴小强《评李元昊》（《广州师院学报》2000-1），朵舜年《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的足迹》（《宁夏社会科学》2000-4），陈庆英《西夏大乘玄密帝师的生平》（《西藏大学学报》2000-3），王春雷《论完颜阿骨打在反辽斗争中的谋略》（《北方文物》2000-1），余军《蒙古征伐西夏将帅人物初步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0-1）等。

                               二. 经济史

　　1.经济制度。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3）认为头下制实渊于北方民族，与唐末五代出现的头下户无关；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一般建立在农耕和游牧区的结合部。作为一种封建领主制，头下户与头下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属于私奴和部曲。孟凡云则有《圣宗削夺头下因果考论》（《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2）一文。乔幼梅《辽代的货币制度及其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认为辽代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以外币为主，自币为辅，布、银、钱同时流通的特殊的货币制度。杜建录《论西夏的土地制度》（《中国农史》2000-3）认为大致分为国有、贵族大土地所有、寺院土地所有、小土地所有四种形式，指出小土地所有者大量破产，沦为国家和贵族首领的依附民，使西夏社会沿着封建农奴制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封建租佃制方向发展。李蔚《略论西夏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2）就西夏五种土地所有制中的个体小农所有制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它主要是通过开垦荒地而形成的；个体小农普遍沦为国家与贵族、地方、僧侣地主争夺的剥削对象。张玉海《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榷禁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0-1）从畜牧业、盐酒业、冶金业、商业等方面论述了西夏榷禁制的基本内容，并对其功效予以积极评价。
　　2.社会经济。张秀荣《辽代农业发展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6）认为建国前契丹人虽以畜牧业、渔猎经济为主，但并不排斥农业，而是农牧并重，建国后更加采取积极保护和鼓励农业的措施，不断扩大农业区域，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马利清、张景明《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2）以文献和文物资料相映证，论述了辽代农牧兼营、工商并举的经济格局。李蔚《略论西夏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固原师专学报》2000-1）认为西夏屯田初为单纯的军屯，至崇宗乾顺以后进入“堡屯并置”的新阶段，取得一定实效。吴广成《西夏书事》所引屯田史料实为元代时西夏故地的营田情况。韩茂莉《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2）指出，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后面临的土地贫瘠、签军以及惰农行为，限制了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农业生产水平，同时也干扰了中原农户的正常生产，从而滞缓了中原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此外有杜建录《天盛律令所记的西夏手》（《固原师专学报》2000-1），景永时《论西夏的官手工业》（《固原师专学报》2000-2），任蕾《金世宗完颜雍发展农业生产之管见》（《博物馆研究》2000-2），吴本祥、吴波《对宋代交子和金代交钞的几点析评》（《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4）等。

                             三. 社会史、文化史

　　1.人口与社会。继《中国移民史》之后，吴松弟又著《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王德忠《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东北师大学报》2000-6）认为金朝由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汉族向东北的迁徙、契丹族的四处迁徙构成的社会人口流动都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关系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李清凌《从〈述善集〉看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的族属与汉化》（《固原师专学报》2000-4）认为这本由濮阳杨氏先祖编的诗文集，不仅提供了一户长期生活在西夏境内的蒙古游牧民从军、迁徙、弃牧从农、与其他民族通婚、学习汉文化的典型个案，而且为搜索西夏各族遗民的去向提供了新的线索。宋德金《辽代的婚姻与家庭》（《中国社会史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2月）是迄今最全面深入的研究。此外有杨蕤《西夏灾荒史略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4）等。
　　2.辽文化。《契丹舍利横帐考释》（《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5月）是陈述先生的遗作，认为舍利即世里之别译，乃皇族的专称，继而合诸舍利为迭剌部族；横帐创自辽太祖，又有大帐、大部落之称，似有“帐”与“谱”之别，指帐专言太祖一系，指谱则包括皇族三父房在内。葛华廷《辽代横帐浅考》（《北方文物》2000-4）认为横帐专指皇族三父房，不包括辽太祖直系所在的御帐，横帐之名来源于三父房营帐与御帐的排列位置呈横向。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社会科学辑刊》2000-5）指出耶律源于契丹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后族述律氏即乙室己、拔里二审密氏。黄凤歧《契丹捺钵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4）重点论述了捺钵文化产生的和人文条件及捺钵活动的主要内容，认为四时捺钵与皇都并存的二元政体对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有张永攀《契丹奚车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1），曹显征《辽代的孝道教育》（《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4），张国庆《辽代燕云地区绘画与舞蹈特色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5）等。
　　2.金文化。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下，《文史》2000-1）继上篇“春水考”后，考证“秋山”，指出金代“秋山”广义上指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活动，狭义的则专指秋猎而言。金朝捺钵的重要性远不及辽，但给当时农业生产带来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激化了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是不容忽视的。陈戍国《大金祭祀与相关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3）指出金朝祭礼内容丰富，既有因袭契丹传统礼俗的，也有宋辽金共有的礼典，而更近于宋礼。魏崇武《金代发展初探》（《历史研究》2000-3）认为以南宋理学的北上为契机，金代理学进入复苏期，逐步推广，金亡前后研习理学成为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现象。此外有周峰《金代金银牌考述》（《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2）,李建勋《大定以后金上京文化面面观》（《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2）等。
　　3.西夏文化及其他。刘建丽《论儒学对西夏社会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2000-3）认为儒学对于由单纯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党项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故在西夏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促进了党项与兄弟民族的融合及自身的封建化。尚世东、郑春生《试论西夏官服制度及其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整合》（《宁夏社会科学》2000-3）认为西夏官服以党项民族服饰为基础，融合汉、契丹、女真、吐番、回鹘诸民族服饰而成，尤其受中原官服制度影响颇深。其他有任崇岳《论辽西夏金元时期文化精神的特色》（《北方文物》2000-2），郭康松、陈莉《辽金对中原典籍的收求》（《北方文物》2000-1）等。        四. 民族关系史、对外关系史、地理、文物考古

　　1.民族关系史、对外关系史。周宝珠《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史学月刊》2000-1）考察了宋、夏使节在兴庆、开封的活动与贸易盛况，以及两城在、文化、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相互影响。陈旭《宋夏沿边的侵耕问题》（《宁夏大学学报》2000-4）主要探讨其产生的根源及对宋夏关系的影响。林荣贵《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边疆史地研究》2000-1）揭示其边功业绩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此外有燕永成《熙丰变法时期的西部边贸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2），魏志江《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战线》2000-5），崔岩勤《试析辽圣宗的对外政策》（《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6），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1），顾宏义《天裂—十二世纪宋金和战实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等。
　　2.历史地理。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0-3）指出诸京、都分布于各民族的聚居区，是统治各民族及治边的重地。其他有占达木林斯荣《辽祖州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5），周峰《辽金时期的古北口》（《辽宁学院学报》2000-4），郑彦卿、范宗兴《西夏灵州历史地位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00-3），王可宾《金上京新证》（《北方文物》2000-2），李建勋《金上京史话两题》（《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0-4）等。
　　3.文物考古。所见有梁万龙《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4），王未想《内蒙古巴林左旗发现辽代王士方墓志》（《考古》2000-1），韩国祥《朝阳西上台辽墓》（《文物》2000-7），武亚卿、王瑞寿《内蒙古科左中旗小努日辽墓》（《北方文物》2000-3），商彤流、郭海林《山西沁县发现金代砖雕墓》（《文物》2000-6），吉林省文物所《吉林德惠市城岗子金代古城发掘简报》（《北方文物》2000-3），余军《关于西夏陵区3号陵园西碑亭遗址的几个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0-5），舒焚《两宋至民国对辽非年号钱的记载与研究》（《北方文物》2000-1），刘东社《辽萧义墓志考释》（《文博》2000-6），王振芳《金皇统八年千佛印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2000-2）等。
　　总的来说，本年度的辽夏金史研究取得相当的成绩，制度史、社会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往比较薄弱的经济史、经济地理研究得到加强。专治或兼治辽夏金史的队伍不断壮大。今后，我们作专题研究时，不但要尽可能参阅前人和时下同行的有关成果，还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断代特别是唐、宋、元代有关专题的研究成果。要利用考古新材料，但不能忽视对传统资料深入细致的研习和挖掘。我们相信，新世纪初的辽夏金史研究一定会呈现新的喜人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