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

　　四夷馆是我国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四夷馆在永乐五年（1407）初设时，分为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正德六年（1511）增设八百馆；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计为十馆。
  《华夷译语》是四夷馆十馆为教习诸番语言文字而编撰的，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教科书。

    一、对四夷馆的研究
   
   日本学者研究有关明四夷馆的建置、沿革等方面的很少。对明代四夷馆的教学体制、四夷馆翻译人员在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的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重视还不够。
   日本学者关于四夷馆的研究，有神田喜一郎的《关于明四夷馆》（《史林》，第十二卷，第四号，1927年）一文，就明朝设置四夷馆的年代、设置原因、具体位置、四夷馆的教师、生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关于四夷馆设置之初属翰林院，后来是否改属太常寺这一问题，作者依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认为“弘治七年（1494）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四夷馆是事实。四夷馆改属太常寺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明史》职官志记载之误”。 
   田坂兴道的《最近关于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东洋学报》，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号合订本，1951年），介绍了我国学者向达、罗振玉、西方学者威立德、伯希和、福克斯及日本学者山崎忠等六位学者有关“四夷馆及《华夷译语》”的研究论文目录。
   吕维琪的《四译馆则》增定馆则中详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有关四夷館的规章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明四夷馆的珍贵史料。那波利贞的《四译馆则》（《史林》第十三卷第三号，1928年）一文，介绍了日本富岡谦藏氏所藏《四译馆则》，并对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二、对《华夷译语》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多有研究。《华夷译语》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编撰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辞书。按天文、地理、人事、器物分门别类，对诸蕃语词汇进行汉译并列出汉字音译。狭义的《华夷译语》单指洪武本《华夷译语》。
  《华夷译语》可分为三种不同版本，国内学者分别称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洪武本《华夷译语》是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命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撰的译语，洪武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翰林学士刘三吾之序锓板刊行。只有蒙古译语一种。有蒙古语原文、汉字、汉字音译蒙古语三种。后来逐渐增改。永乐本《华夷译语》是永乐五年（1407）初设四夷馆之后，乃至到清朝四译馆，由各馆馆员编修的诸蕃语言和汉语的对译语汇，不同抄本的内容有所不同。有诸番语言和汉语对译的《译语》和《杂字》部分。有些《译语》还有诸番语言和汉语互译的“来文”，即诸番来使向进贡表文。会同馆本《华夷译语》是明末茅瑞徵所辑，只有汉语和汉字音译诸蕃语言，没有诸蕃语言的原文，而且，缺少“来文”部分。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则称洪武本《华夷译语》为甲种本、永乐本《华夷译语》为乙种本、会同馆本《华夷译语》为丙种本。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同这种分类法。
   日本学者关于《华夷译语》的研究，早在幕府时代末年，近藤守重将试图对《华夷译语》进行研究。在所著《安南纪略稿》（《近藤正斋全集》卷一，第86－93页。）中，收入了有关丙种本《华夷译语》中“安南馆译语”的研究。
   日本早期学者中，内藤湖南（虎次郎）、羽田亨和石田干之助等对《华夷译语》的关注和研究，使《华夷译语》诸多抄本和各种复制本公众于世。他们在日本的《华夷译语》研究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明治四十年（1907），内藤湖南以“日本满洲略说”为题进行演讲，涉及到《华夷译语》的解题、已往的研究状况等问题。并试图对《吾妻镜》中女真文字四字铭进行解释。大正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他在大阪“每日新闻”以谈话笔记的形式发表了《<华夷译语>的发现》（《内藤湖南全集》，第十二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版）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并将自己得到的明抄本公布于世。明治三十一年（1902），内藤湖南发表了《蒙文元朝秘史》（《史学杂志》第3编第3号）一文，成为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那么，其《<华夷译语>的发现》一文的发表，也称得上是日本学者研究《华夷译语》的开端。
   羽田亨的《<华夷译语>的编者马沙亦黑》（《东洋学报》，第七卷第三号，1917年）一文，认为马沙亦黑与《华夷译语》的编撰有关，但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没有关系。
   鸳渊一、村上嘉实的《关于新<华夷译语>》（《史林》，第十七卷第二号，1932年）一文，介绍了新《华夷译语》的情况。此文的研究对象不属于石田干之助所提出的甲、乙、丙三种版本《华夷译语》系统。这里所谓新《华夷译语》是指德国学者福克斯发现的我国故宫所藏的一批《华夷译语》。这批《华夷译语》应是1748年，清四译馆改为会同四译馆之后所编撰的版本。包括三十六种语言或方言。1943年石田干之助提出对《华夷译语》应该另立新类。自1968年开始日本学术界，将这批《华夷译语》命名为丁种本。后来，1973年西田龙雄又称此《华夷译语》为“多续《华夷译语》”。
   外山军治的《关于阿波国文库<华夷译语>》（《史林》，第二十三卷第三号，1938年）一文，篇幅很短，认为《华夷译语》不单是一种诸番语言的辞典，对史学、语言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山崎忠的《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朝鲜学报》，第五辑，1953年）和《我国<华夷译语>研究史补遗》（《朝鲜学报》，第六辑，1954年），介绍了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状况，就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史进行了研究和。为我们了解日本早期学者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他对《华夷译语》甲种本、乙种本都有所研究，他一人有关《华夷译语》的研究，就有十多篇。
   他的《关于<华夷译语>的资料——以所谓甲种本为中心》（《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一辑，1950年10月），《关于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用字》（《宗教文化研究所报》第十五辑，1951年10月），《甲种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研究》（《天理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号，1951年）及《增订<华夷译语>语释（1）——所谓甲种本的语汇部分A》（《天理大学学报》第4卷第3号，1953年）等文章，对洪武本《华夷译语》的音译汉字的用法、语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三、对诸番“译语”和“来文”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诸番“译语”的研究情况也有所不同。有关女真馆译语、日本馆译语、朝鲜馆译语、回回馆译语、鞑靼馆译语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而其它各馆译语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专题性论文少。20世纪50年代之前，《华夷译语》诸番“译语”中，日本学者除了对“暹罗馆译语”未进行研究外，对其它各馆“译语”均有所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及各馆“译语”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关于“女真馆译语”石田干之助的研究成绩显著。他的《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一文，将《华夷译语》详细地分为甲、乙、丙三种版本，并对乙、丙种版本的收藏情况进行了介绍。列出载有“女真译语”的乙种本的六种抄本；以及《华夷译语》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他所列乙种本的六种抄本分别为：（1）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册。（2）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内藤博士所藏抄本。丙种本的九种抄本分别为：（1）伦敦大学学院所藏罗伯特·莫里逊收藏的明抄本。（2）近藤守重目睹并著录于《正斋书籍考》的本子。（3）松泽老泉著录于《汇刻书目外集》的本子。（4）河内所藏法国远东学院的本子。（5）稻叶君山秘藏本，内藤博士本和京都帝国大学本是此秘藏本的副本。（6）水户彰考馆所藏本。（7）清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见所谓“十国译语”的本子。（8）静喜堂文库所藏本。（9）德岛市光庆图书馆内旧阿波国文库所藏本。并认为续编的《华夷译语》载有朝鲜、琉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种语言的对译语汇。他的《女真语杂俎》（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40年）一文，借助格鲁伯所校勘的《华夷译语》，对《方氏墨谱》所见女真字铭文进行了考释。并在文章之后附录静喜堂文库所藏本中的“女真馆译语”部分。
  稻叶岩吉的《吾妻镜女真字的新研究》（《青丘学丛》，第九号，1931年）一文，就“女真馆译语” 语汇部分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镰仓时代女真船的来航——<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的比较》（《地理》，第六十五卷第一号，1935年）一文，介绍了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并对《吾妻镜》的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中的女真文字，进行了比较研究。渡部薰太郎的《女真语的新研究》（《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1935）一文，对阿波文库本、静喜堂本、石田干之助《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中提到的资料进行校订，并对“女真译语”语汇进行注解。山本守的《静喜堂本“女真馆译语”考异》（《书香》第十六卷第十号，1943年）一文，考释了阿波文库本和静喜堂本“女真译语”的异同。
   日本学者关于“日本译语”的研究，有伊波普猷的《介绍日本译语》（《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一文，就《华夷译语》进行概述、对“日本馆译语”全部语汇进行了研究。秋山谦藏的《明代支那人的日本语研究》（《国语和国文学》第十卷第一号，1933年）一文，论述了《华夷译语》编撰的缘由、藏书状况等问题，以会同馆本“日本馆译语”为基础，根据其分类对“日本寄语”进行了研究。浅井惠伦的《校本日本译语》（《安藤教授还历祝贺纪念集》，1940年）一文，没有对“日本馆译语”语汇进行注释，以伦敦本为底本，对阿波本、静喜堂本、稻叶本“日本译语”进行校订，并指出异同。另外，有服部四郎的《“琉球馆”和“国语”的音韵法则（二）》（《方言》第二卷第九号，1932年）。
   渡边三男的《关于<华夷译语>及“日本馆译语”》（1）、（2）（《驹泽大学研究纪要》第十八、十九辑，1960年、1961年），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日本馆译语”的语汇进行了注解。还有大友信一、木村晟的《日本馆译语》（本文和索引），（东京，洛文社，1968年）。
   关于《华夷译语》“朝鲜馆译语”，有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上、下）（《东洋学报》，第二十八卷第三、四号，1941年）一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就《华夷译语》丙种本中的“朝鲜馆译语”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衣服、声色、珍宝、文史、数目、干支、卦名、通用等十八个门类，共五百九十六个词汇进行了注解。提出甲种本《华夷译语》只有“蒙古译语”一种，因此，可将其命名为“华蒙译语”或“华鞑译语”。并认为《华夷译语》对研究明代语言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日本学者当中，首先对“回回馆译语”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津吉孝雄。田坂兴道和本田实信两位学者在“回回馆译语”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津吉孝雄的《关于回回馆译语》（《东洋史研究》，第二卷第二号，1936年）一文，介绍了“回回馆译语”的情况，并对“回回馆译语”中的一些波斯语词汇进行了研究。
   田坂兴道的《有关“回回馆译语”的觉书》（《回教圈》第六卷第五号，1942年）一文，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介绍了《华夷译语》的版本和抄本。并认为小仓进平的《“朝鲜馆译语”语释》一文的发表，可以说是《华夷译语》研究史上的一大伟观。他的《“回回馆译语”语释》（一）至（四）（《东洋学报》，第三十卷第一、二、四号，1943年；第三十三卷第三号，1951年），就“回回馆译语”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对“回回馆译语”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宫室、鸟兽、花木、器用、衣服、饮食、珍宝、声色、文史、方隅、数目、通用等十八个门类的所有词汇进行了注释。他在石田干之助的研究基础上，在《“回回馆译语”语释（一）》一文中，列出了乙种本的十种抄本和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乙种本的十种抄本分别为：（1）柏林国立图书馆所藏抄本，明抄本二十四册。（2）柯劭忞所藏明抄本。（3）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4）内阁文库所藏抄本。（5）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华特搜集》中的称为《译字》的抄本。（6）内藤博士所藏抄本。（7）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抄本，清代抄本。（8）巴黎亚洲协会抄本，清康熙年间抄本。（9）Edkins旧藏现大英博物馆藏本，明代版本。（10）京大·东洋文库·Edkins旧藏别本·神田教授所藏本。丙种本的九种抄本与石田干之助的所列相同。
   另外，他的《“回回馆译语”及其国际性》（《东洋史研究》第八卷第一号，1943年）一文，篇幅虽短，但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论点。他认为回回馆“译语”和“来文”，对东西交涉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能够反映明代东西交涉史的实态。不仅东西土耳其斯坦和伊朗各地方国家，要通过回回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往来。而且，西亚、非洲以及欧洲国家乃至南亚诸国的一部分，也要通过回回馆与明朝通好。四夷馆中单回回馆一馆，就不只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交往，在明朝与世界的各国、文化交往中，起到了极为广泛的国际性作用。
   在田坂兴道之后，本田实信对“回回馆译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关于“回回馆译语”》（《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十一辑，1963年）一文，将西德杜宾根大学等六个海外图书馆藏本与日本的几种抄本进行互校。
   关于“鞑靼馆译语”，有石田干之助的《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的<鞑靼馆译语>》（《北亚细亚学报》，第二辑，1944年）一文，了已往学者对《华夷译语》的研究，并对丙种本《华夷译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丙种本《华夷译语》中载有“鞑靼译语”的本子有四种：（1）静喜堂文库所藏本，（2）德岛市光庆图书馆内旧阿波国文库所藏本，（3）稻叶岩吉博士藏本及其转写本，（4）河内所藏法国远东学院的本子。他在《关于<至元译语>》（《东洋学论丛》第一册，1934年）一文中，指出载于《事林广记》一种版本中的元世祖至元年间所编的《至元译语》是同类“译语”中最早的一种，成为在其后所编撰的明洪武年间的《华夷译语》在内的汉蒙或蒙汉对译语汇辞书的先驱。他的《关于<卢龙塞略>所见汉·蒙对译语汇》（《蒙古学》第二册，1938年）一文，也提到甲、乙、丙三种《华夷译语》的情况。长田夏树的《元代的中·蒙语汇<至元译语>》（《神户外大论丛》第四卷第二、三号，1953年）一文，也提到了甲、乙、丙种《华夷译语》，认为《至元译语》应是最早的版本。
   辻直四郎的《西天馆译书调查报告（序言）》（《东洋学报》，第三十一卷第二号，1947年）一文，是最早试图对“西天馆译语”进行研究的。
   关于《华夷译语》“西番馆译语”，有西田龙雄的《丙种本“西番馆译语”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辑，1963年）。他的《多续译语研究》（京都，松香堂，1973年版），对故宫所藏所谓的新《华夷译语》，日本学者定为丁种本的《华夷译语》进行了研究。
   三田村泰助《关于“暹罗译语”》（《言语研究》第十九、二十合刊号，1952年）一文，对一直以来日本学者未能研究的“暹罗馆译语”进行了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各馆“来文”也进行了研究。渡边薰太郎的《女真馆来文通解》（《亚细亚研究》第十一号，1933年）一文，对女真馆“来文”的内容和语汇进行了研究。山崎忠的《乙种本<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研究——东洋文库本》（《日本文化》第三十一辑，1951年）和《<华夷译语>“鞑靼馆来文”的研究资料编——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异同》（《游牧民族研究》，京都，学会，1955年）等，前者对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进行了研究。后者对柏林本和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来文”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泉井久之助的《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华夷译语>“百夷馆杂字及来文的解读”》（《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二辑，1952年）一文，对百夷馆“来文”进行了研究。

   四、对《华夷译语》和《蒙古秘史》的比较研究

   日本学者对《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和《蒙古秘史》音译年代的先后问题也有所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那珂通世、内藤湖南、服部四郎、石田干之助等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另一种是小林高四郎和村山七郎所持的《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为先的观点。这里提到的《华夷译语》，主要是指成书于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的甲种本。那珂通世在《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1907年版，1943年新版，筑摩书房）序文中指出：《华夷译语》取元朝秘史为，对蒙古语的音和意都进行了汉译，因此，首先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对词语及段落，进行了汉译（旁译和总译）。其目的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蒙古语。所以那珂通世认为《华夷译语》成书年代晚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小林高四郎在《元朝秘史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54年）中，将《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进行比较，断定《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明朝洪武22年（1389年）到明朝洪武31 年（1398年）之间。并认为《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也许是《华夷译语》的编撰者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村山七郎在《关于〈华夷译语〉与〈元朝秘史〉的成立先后问题的解决》（《东方学》第二十二号，1961年）一文中，也认为是《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小泽重男在《元朝秘史》（岩波书店，1994年版）中，认为《元朝秘史》是在编修《华夷译语》的过程中，进行汉字音译的，《元朝秘史》的正卷卷一、卷二是与《华夷译语》的语汇部分一起进行汉字音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