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2000－2001年）的中亚史研究综述

　　近两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进入新世纪的中亚史研究正以篷勃趋势向前迈进。这种态势表现于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内容的不断加深和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约35种，集4种，学术刊物2种，丛书3种，学术论文约500篇 。一些研究中亚史所必需的史籍丛刊、专（译）著也再版。综观这两年的研究成果，中亚史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而以西域史、史、民族史、文化史、考古和史地等领域的成果较突出。下面择要作一介绍。

                             一、西域史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制度和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西域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西域史研究的内容。高昌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这方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王素继《高昌史稿．统治篇》（1998年9月，文物出版社）又推出其力作《高昌史稿．篇》（文物出版社，2000年3月，5＋4＋588页，80元），对高昌的地理、高昌与中原、周边国家及民族的交通，以及高昌的交通工具和客馆设施给予了系统论述。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欧亚学刊》第2辑），则通过对高昌王国对外商贸制度、文化政策的分析，论证了高昌王国在中西交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高昌的立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另外， 王素“麴氏王国军事制度”（《文物》2000年第2期）、宋晓梅“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1年第4期）、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对高昌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八世纪中后期，突厥语诸部族成为西域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华涛《西域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阐述了八至十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地区的活动及其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上限于境内，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廖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局势倍受世人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二、政治史

　　历代中原王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大多数为对某一朝代或是某一王朝在某方面经营内容的研究，而缺乏貫通性的论著。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713千字，22+3+503页，76元）一书则弥补了这方研究的不足。该书以断代为序立编，自先秦至晚清分设九编，每编论述内容都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既：一、各朝各代的边疆经略；二、各朝各代的边疆政策；三、各朝各代的边疆管理机构。在最后一编（第十篇）还就历代边疆经略中一些貫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亲政策及其在清代的廷续满蒙联姻等进行了专门论述。使我们能够在总体上把握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思想、政策的基础上，对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经营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

                           三、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王欣“吐火罗人的族属与族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利用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对吐火罗人的族属和族源进行了探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诸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两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亦有几篇重要发表。如，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华涛“葛逻禄部西迁研究”（《中亚学刊》第6辑）， 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和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另外，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320千字，2＋2＋470页，22元），利用新疆出土的却卢文、古藏文简牍，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清代新疆军事舆图等文物资料，就民族（边疆民族）的源流、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民族历史地理等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四、文化史

　　中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西文明融汇之地。在此土著文明与东西文明结合，水乳交融，形成独特的中亚文明。因而，我们探讨中亚文明离不开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内容的阐释。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3月，300千字，15+5+448页，27元）一书，主要绕四个专题：一，东西方远古文化的最初接触；二，秦汉大型石雕源流考；三，汉唐时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四，中亚古语与丝绸之路，探讨了西域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若干问题。荣新江《中古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2月，340千字，9+6+490页，29元），则通过对中亚粟特胡商活动的考察，反映了粟特人在欧亚内陆扮演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东来过程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将一幅内含丰富的文化交流史画卷展现于读者前。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与西域诸国文化史的研究是中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320，000千字，3+15+1732页，150元， 29元）一书，从思想，宗教神话，语言文字，习俗，文学，史学，歌舞，美术，岩画艺术，石窟文化，医术，技术，军事，，等方面综合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等则就古代龟兹，于阗地区的文化进行了探讨。

                            五、考古、史地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考古研究的核心部分。孟凡人《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2+379页，78元）一书，是作者多年从事新疆考古学研究和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域历史地理进行研究的论文结集。该书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6篇，内容涉及壁画、遗址、文书简牍、出土文物及于阗国王统、西域诸城方位和丝路等方面。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在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已经正式划分命名并被实践证明是基本正确可取的有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近来陈戈发表“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2001年，科学出版社）、“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等论文，就新疆史前时期的另外两种文化提出命名并予以论述，使学术界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中亚古城方位考是中亚史地，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等诸学科研究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近年来，考古学，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为进一步探求中亚古城方位实地提供了条件。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210千字，2+5+3+252页，16元）一书，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结合唐代有关文献记载，对中亚碎叶、千泉、恭御城、笯赤建等城，及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诸国方位、道里、四至进行了考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另，李肖“且末古城地望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尤努斯江.艾力“喀喇汗王朝古都巴拉萨衮考”（《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中亚古城地名进行了探讨。
　　由于本综述覆盖面广，篇幅有限，介绍中难免挂一漏万。另外，一些重要的论著因无法看到，而在综述中没有提及。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论著还有：王炳华《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116千字，10元）；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306千字，31.5元）；《王北辰西北地理》（同书编辑组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史》（黑龙江出版社，2001年9月）；张永江《清代番部研究——以变迁研究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250千字，2+3+358页，18元）；高永久《西域古代伊兰斯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170千字，18元）；牛汝极《回鹘佛教》（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340千字，431页）；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月12月）；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哈萨克族文化大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2＋2＋4＋364页，25元）等。出版的集有：《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398千字，5+497页，26元）；刘志霄主编《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2）（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80千字，2＋246页，18元），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等。出版的学术刊物有，余太山主编的《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了出版社，2000年2月，16开本，400千字，338页，28元）和《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11月，16开本，335千字，285页）；丛书有：《西域文化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走进大西北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和杨镰、陈宏博主编《探险与发现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另外，《中外史籍丛刊》（中华书局，2000年4月），耿昇、穆根来译，（法）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上，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8月，6＋2＋908页，39元）和耿昇译，（法）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山东画报社，2001年10月，205千字，2＋8＋5＋286页，20元）等书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