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语言文字资料总目提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女真语言文字的传世主要是明朝编纂的《女真译语》。1896年德国学者葛鲁贝以《女真译语》为研究对象的《女真语言文字考》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女真语文学的正式形成。女真文字的金石墨迹资料，最早为人所知者是刻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的《女真进士题名碑》，元初周密《癸辛杂识》已提到此碑，明李濂《汴京遗迹志》也有著录，清嘉庆十年（1805年）问世的王昶《金石萃编》则首次刊布了此碑摹本。 自19世纪至20世纪末，在、朝鲜及今俄罗斯境内，陆续发现的各种女真字碑刻、摩崖、墨书题记、文书残页以及牌符、铜镜、官印铭文等等，总计已达30余件，这些新发现为女真语文研究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重要文字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
本文试图对迄今已知的女真语言文字资料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著录及解题，故名之曰“总目提要”。内容分为“传世文献资料”和“金石墨迹资料”两个部分。相信本文所提供的信息能够对女真语文学、女真史和金史研究有所助益。
一、传世文献资料
1）《女真译语》
《女真译语》是明朝所编《华夷译语》中《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的合称。《华夷译语》共有三种：（1）洪武《华夷译语》。洪武十五年（1382年）翰林侍讲火源洁、编修马沙亦黑奉敕编纂。这种本子只有蒙古语，与女真语言文字无关。（2）四夷馆《华夷译语》，中国学者多称永乐《华夷译语》。明永乐五年（1407年）置四夷馆，四夷馆初设鞑靼、女真、西番、回回、百夷、高昌、西天、缅甸八馆，后于正统间增设八百（媳妇）馆，万历间增设暹罗馆，共计十馆。各馆分别编辑本馆《译语》，用于对各少数民族及各国往来文书的翻译。各馆《译语》大都由“杂字”和“来文”两个部分组成。杂字专辑词汇，系该种文字与汉文对照，并以汉字注写读音；来文辑录当时进贡表文，与汉文对译。（3）会同馆《华夷译语》。为明朝后期会同馆所编（旧题茅瑞徵辑录，经石田幹之助考证，认为系后人之误解），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剌加、女直、百夷等十三馆的《译语》。这种《华夷译语》只有“语汇”，没有“来文”，并且“语汇”也只有汉字注音，而没有原文，主要供通事口译之用。以上三种《华夷译语》，石田幹之助分别称之为《华夷译语》甲种本、乙种本、丙种本， 并为日本学者普遍沿用。
四夷馆《女真译语》是解读女真文字的的主要工具书。此书不分卷。其中《女真馆杂字》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人事、身体、饮食、衣服、珍宝、方隅、声色、数目、通用、续添、新增等19门，包括八百多个词汇。每词以女真字、汉字相对照，并用汉字注写女真字的读音。《女真馆来文》收录进贡表文，各个版本所收来文数量多少不一。来文为女真字和汉字对译，但都是按照汉文文法堆砌女真词汇拼凑而成的，据推测可能系由四夷馆官员代拟。现存来文有纪年者上起永乐十二年（1414年），下至嘉靖十九年（1540年），说明四夷馆《女真译语》的成书已在明朝中叶以后，故称之为永乐《女真译语》是不妥的。
四夷馆《女真译语》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1）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明抄本，共24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此本“杂字”共计871条词汇，“来文”凡20篇，相对来说内容较为完备，但错误较多。（2）日本东洋文库藏明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中国院图书馆藏有传抄本。此本内容不全，“杂字”仅有续添、新增两门计158条词汇，但比柏林图书馆藏本多出46个词汇；“来文”共29篇，其中10篇与柏林本相同。（3）日本内藤湖南氏所藏抄本。原为休宁汪季青旧藏。此本“杂字”部分情况不详，“来文”共计50篇，其中10篇与柏林本相同。（4）罗福成编次《女真译语》正编、二编，1933年11月由清宫大库旧档整理处刊印。正编为“杂字”，与柏林本“杂字”内容约略相同，但门类和词汇顺序有所不同，也许是录自内藤湖南本；二编共收“来文”79篇，即将柏林本、东洋文库本、内藤湖南本三个本子的“来文”剔除重复外全部收入。这是中国学者最常用的本子。
四夷馆《女真译语》历来是女真语文学研究的重点，有关此书的整理校注成果，以下三部书是必须提到的：德国葛鲁贝（Wilhelm Grube）《女真语言文字考》，此书为德文，原题为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1896年刊于莱比锡，有1936年北平文殿阁书庄影印本；美籍日本学者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语言和文字研究》，此书为，原题为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1977年日本京都文化社出版；蒙古族学者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1983年10月以《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的形式出版。
会同馆《女真译语》虽无女真文字，只有女真语汇的汉字注音，但对于研究女真语言文字仍具有很大的价值。此书常见者有以下两种版本：（1）阿波国文库本。原藏于日本德岛县立光庆图书馆阿波国文库，是包含十三国《译语》在内的全本《华夷译语》，原本1950年毁于火灾，转抄本现存于京都大学。这个本子的《女真译语》共收语汇1164条，是会同馆《女真译语》中内容较完备、错误较少的一个本子。经日本学者山本守整理校订的《阿波文库本〈女真译语〉》，1944年9月作为伪满建国大学研究院满蒙文化研究班研究报告第15号刊行。（2）静嘉堂文库本。此本《华夷译语》包括除朝鲜、琉球之外的十一国《译语》。《女真译语》部分共收语汇1109条，其中只有一条是阿波国文库本所没有的。1930年，石田幹之助在《女真语研究的新资料》一文（载《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弘文堂书房，1930年12月）中将静嘉堂本《女真译语》全文发表。山本守曾用阿波国文库本对静嘉堂本作过校订（见《静嘉堂本女真译语考异》，载满铁各图书馆报《书香》15卷10号，1943年10月）。
2）《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八说部《宛委余编》（一三）有八个女真字，系伪古文《尚书》中《周书·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八字的直译。同书卷一三二文部《墨迹跋》（下）“外国书旅獒卷”条说明了这几个字的来历：“余于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谈诸译人多精于其国书者，乃以《旅獒》‘明王慎德’至‘所宝惟贤则迩人安’百六十五字令书之，得九纸，为西天、女直、鞑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缅甸、八百媳妇。大约多类籀草，而西天独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小繁复，不知其为陈王谷神所制否也。”据王氏《宛委余编》说，这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事情。其中的女真字译文，语序既不符合女真语语法，也没有助词及语尾变化，可知译者实际上是一个不通女真语的四夷馆官员。《弇州山人四部稿》有万历年间世经堂刊本，而《四库全书》本已删去其中的女真字。
3）《方氏墨谱》
明方于鲁（？～1607年）著《方氏墨谱》，卷一所载一方墨锭图案，有“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八字的女真字译文，分列两行，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所录者完全相同，石田幹之助《女真语杂俎》（载同氏《东亚文化史丛考》，东洋文库，1973年）认为可能就是从王氏书中移录过来的。《方氏墨谱》有方氏美荫堂刻本，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
4）《吾妻镜》
《吾妻镜》是记载日本镰仓幕府的一部实录体史书，作者佚名。据该书卷二四贞应三年（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二月二十九日丙申条记载：贞应二年冬，有一艘高丽船漂流至日本越后国寺泊浦，式部大夫缴进船上所获什物，其中有带一条，带上缀有一银简，长七寸、宽三寸，银简上刻四字铭文，无人能识。白鸟库吉在1898年发表的《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一文（载《史学杂志》第9编第11、12号，1898年11、12月）中，首先指出《吾妻镜》“银简铭”当为契丹字或女真小字。尔后内藤湖南在发表于1907年的《日本与满洲的古代》（载《叡山讲演集》，大阪朝日新闻社）中，则肯定“银简铭”为女真字，并进行了初步释读。后来稻叶岩吉《〈吾妻镜〉女直字的新研究》（载朝鲜京城青丘学会《青丘学丛》第9号，1932年8月）、和田清《关于〈吾妻镜〉所见女真字的性质》（载《史学杂志》46编第7号，1935年7月）、秋山谦藏《镰仓时代女真船的来航——〈吾妻镜〉女真文字和〈华夷译语〉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载《历史地理》65卷第1号，1935年1月）、村山七郎《关于〈吾妻镜〉所见之女真文》（载《东洋学报》33卷第3、4号合刊，1951年10月）等文均对这一铭文做过考释。1976年出土于苏联滨海边区苏昌城以北赛加古城遗址的“国之诚”银牌，其形制及铭文均与《吾妻镜》所载“银简”相同，可据以订正《吾妻镜》对女真字的描摹失真之处。
二、金石墨迹资料
1）女真进士题名碑
刻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现存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原在开封曹门外宴台河村关帝庙，此地为北宋春耕藉田时宴享百官之所，因名“宴台”；金朝后期为学宫所在地，故进士题名碑发现于此。过去学者多称为《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或《宴台女真国书碑》。道光九年（1829年）刘师陆发现此碑后，遂移至开封城内文庙崇圣祠前，民国间先后入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和河南省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博物馆迁往郑州时，移交开封市博物馆保存。碑高190厘米、宽60厘米。原石正面刻汉文，背面刻女真字，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修河神庙时，磨去碑阳汉字改刻《新创顺河庙碑记》，今仅存碑阴女真字，共23行，1100余字。碑额刻篆体女真字3行12字，可释为“进士名录碑”。在现存女真字石刻中，此碑字体最为整齐，而且是惟一一个没有发现文字遗漏的碑刻。元初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条已记有此碑，明李濂《汴京遗迹志》也曾加以著录，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王昶《金石萃编》始载录该碑摹本。道光间完颜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一书中对此碑有所介绍，刘师陆《女真字碑考》、《续考》则专为考证此碑而作，并断定碑文为女真小字。此碑拓本见日本《书道全集》第18卷（平凡社，1930年）。近人罗福成著有《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国学季刊》1卷4期，1923年12月；《支那学》3卷10号，1924年）、《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考古学社《考古》第5期，1936年12月），王静如著有《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先后对该碑女真字进行了释读。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附录一《〈女真进士题名碑〉译释》则是考释此碑的集大成之作。
2）大金得胜陀颂碑
刻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在今吉林省扶余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东北三公里处。碑为青石质，通高320厘米，由额、身、座三部分组成。碑身高177厘米、宽85厘米，四周雕饰蔓草花纹。碑石曾先后两次折断，第一次大约在清末，碑身断为两截，民国四年（1915年）接合复原时误将碑额正反面颠倒；文化大革命期间，此碑再度遭到破坏，碑身折为三段，1977年修复。此碑是为纪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年）在宁江州破辽之战而立的纪功碑。正面刻汉文，背面刻女真字，女真字与汉文基本对译。碑阴女真字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四句，可知碑文原以汉文写成，女真字碑文是据汉文译出的。正面碑额刻篆体汉字“大金得胜陀颂”6字，背面碑额刻女真字3行12字。正面汉字碑文30行，共815字。背面女真字碑文32行，共计1500余字，是现存女真文字石刻中字数最多的一种。因与汉文对译，对研究女真字最有价值。此碑最早著录于道光七年（1827年）成书的萨英额《吉林外记》，但仅摹录女真字碑文12行。由于原碑字迹多有漫漶不清之处，此后各家摹本也大多残阙不全，比较完整的摹本见于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京都碧文堂油印本，1943年），刘凤翥、于宝林《女真文字〈大金得胜陀颂〉校勘记》（载《民族语文论集》，社会出版社，1981年），道尔吉、和希格《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有关女真字碑文的考释，有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卷5、6号，1937年6、8月；刘凤翥汉译文，载《民族史译文集》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1980年），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道尔吉、和希格《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
3）奥屯良弼饯饮碑
亦称《泰和题名残石》。为罗振玉旧藏，据云得自天津古董商之手，原立于何地不详。现藏中国博物馆。碑刻正中刻汉文楷书大字4行：“奥屯良弼自泗上还都，心友饯饮是溪，泰和六年二月十有一日也。”左下方有小字女真文题跋3行60余字，刻于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年）七月二十日，称洺水主簿卜修洪（译音）将友人奥屯舜卿之墨迹摹刻于石。奥屯良弼和奥屯舜卿之名均见于《金史·哀宗纪》，据此碑方知为一人。罗福成《金泰和题名残石》、《金源国书石刻题名跋》（均见《东北丛刊》第17期，1931年5月），岛田好《女真文字奥屯良弼饯饮碑》（《书香》第59号，1934年4月），罗福颐《辽金三石刻考》（《满洲史学》3卷2号，1940年3月），以及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附录二均曾对此碑之女真字加以考释。
4）海龙女真国书摩崖之一
在吉林省海龙县（今梅河口市）山城镇小杨乡庆云村北杨树林山，旧称“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刻有女真字8行，每行四、五字至十余字不等，共计84字，所刻文字笔墨拙劣，字迹大小不一。内容记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设立谋克事，后有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字样，当系刻石年月。一说刻于承安五年（1200年）三月。这方摩崖石刻在成书于光绪年间的杨同桂《沈故》卷三中已有著录，但罕为人知，且其录文多有讹误。1912年鸟居龙藏在满洲考察时见此石刻，尚以为是首次发现（见鸟居龙藏《女真文之碑》，载《朝鲜及满洲》第69号，1913年）。1929年奉天通志馆搜罗金石时再次发现此碑，始广为人知。满铁调查部资料课编《满洲金石志稿》有拓本照片，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和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均有录文。罗福成《女真国书碑跋尾》（《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3卷4号，1929年10月）、《女真国书碑考释》（《支那学》5卷4号，1929年12月）、《女真国书摩崖》（《东北丛刊》第5期，1930年5月）等文对此摩崖做过介绍和初步考释，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附录三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孙进己《海龙女真摩崖石刻》（《社会战线》1979年第2期）的录文与前人的著录颇有出入。
5）海龙女真国书摩崖之二
旧称“半截山女真国书摩崖”，1934年由邢玉人首先发现，同年9月山下泰藏在《关于新女真国书碑》一文（《满蒙》第15年9月号）中予以公布。该摩崖左为女真文4行20余字，右为汉文3行15字，汉文作“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石”，女真文一般认为是与汉文基本对译的。山下泰藏本人并未亲临摩崖所在地，仅据为他制作拓片的古董商人邢玉人介绍，谓此处摩崖在吉林省海龙县西南140里的半截山，与杨树林山相距数十里。但据孙进己等人后来进行的实地调查，发现这一摩崖也在杨树林山，与早年发现的“杨树林山女真国书摩崖”同在一处，一在山崖阳面，一在山崖阴面，故认为邢玉人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隐瞒了摩崖所在地。但也有人怀疑这一摩崖的女真字和汉字均系邢玉人伪刻， 这种推测根据不足。孙进己《海龙女真摩崖石刻》（《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介绍了有关此碑的调查情况，并对其中的女真字作了考释，认为这一摩崖石刻刻于天会二年（1124年）以后。
6）朝鲜北青郡女真国书摩崖
在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俗厚面苍城里城串山，亦称《北青碑》。1911年由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首先发现。刻有女真文5行，共40余字，笔迹拙劣。内容是关于佛教的记事，记述高丽国人来送弥勒佛。末署戊寅（黄虎）年七月。鸟居龙藏在《女真文之碑》一文（《朝鲜及满洲》第69号，1913年）中首次介绍了这一摩崖石刻的情况。《朝鲜金石综览》（1919年）刊有拓本照片。稻叶岩吉《北青城串山城女真字摩厓考释》（《青丘学丛》第2号，1930年11月）曾对该摩崖女真字逐字加以考释，认为此系女真小字，当刻于元顺帝后至元四年、高丽忠肃王戊寅年（1338年）。但后来稻叶氏在《〈吾妻镜〉女直字的新研究》一文（载《青丘学丛》第9号，1932年8月）中修正了上述结论，认为此戊寅年应是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则认为此戊寅年当为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由于从石刻内容中无法判断其年代，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有关该摩崖石刻的研究论著，还有金东昭《北青女真字石刻的女真文研究》（原载韩国汉城国语国文学会《国语国文学》第76号，1977年；黄有福汉译文，载《女真语、满语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0年），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朝鲜北青女真字石刻新释》（《立命馆文学》第561号，1999年）。
7）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
此碑原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东原面禾洞的一处佛寺旧址中，最早的著录见于一部作者佚名的朝鲜《北路纪略》（约成书于19世纪）。1918年日本学者谷川济一、今西龙发现此碑后，移至朝鲜京城总督府博物馆，现存汉城景福宫勤政殿回廊。碑身上段已折断缺失，仅存下段。碑为方柱形，四面皆刻女真字，共计23行，今存约578字，颇多漫漶之处。此碑为修建佛寺的功德题名碑，其纪年部分残阙不全，据金光平、金启孮考证，当刻于金熙宗天眷、皇统间，而金东昭则认为应在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年）。碑文拓本最早刊布于《朝鲜金石综览》（1919年），后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亦收有此碑录文，并略加考释，但两书均误以第三面为第一面，第四面为第二面，第一面为第三面，第二面为第四面。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附录四所载摹本已予以更正，并对此碑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释读。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闵泳珪《庆源女真字碑考释》（韩国延世大学东方学研究所《东方学志》第8辑，1967年）、金东昭《庆源女真字碑的女真文研究》（原载韩国大邱晓星女大《研究集》第36辑，1988年；黄有福汉译文，载《女真语、满语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0年）。
8）奴儿干永宁寺碑
原在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即元朝和明朝时期之奴儿干。此碑1854年由俄国地协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术调查团首先发现，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曹廷杰前往考察时拓得拓片，碑文内容始广为人知。1904年俄国政府将此碑迁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现藏该市国立联合地方志博物馆。特林是明朝奴儿干都司衙署所在地，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此地兴建永宁寺，并立《永宁寺记》碑，记载明朝政府派遣太监亦失哈等人招抚奴儿干及东海苦夷（库页岛）之事。碑额题“永宁寺记”，正面刻汉文30行，每行64字，共计1900余字。背面右半刻女真文15行，左半刻蒙古文15行，碑额为蒙古字。左右两侧刻有汉、蒙、藏、女真四体文字的六字真言。碑阴的女真文和蒙古文为碑阳汉文的节译，故较汉字碑文简略。其中女真字碑文脱字误字颇多，且每行下部漫漶殊甚。此碑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晚的女真字石刻，字形、词汇和语法均与金代女真字石刻有所不同，某些词汇和语法更接近于满文。对此碑女真字碑文进行考释的论著，有罗福成《明奴儿干永宁寺碑女真国书图释》（《满洲学报》第5号，1937年12月），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长田夏树《奴儿干永宁寺碑蒙古女真文释稿》（《石滨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关西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1958年11月），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钟民岩、那森柏、金启孮《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6年第1期），黄振华《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新释》（《地方史志》1982年第2期）等。
9）奥屯良弼诗碑
原在山东省蓬莱县佑德观，后移至蓬莱阁天后宫。20世纪50年代，山东农学院曲培谟先生将此碑拓片寄赠《文物》编辑部，此后始为学界所知。拓本长60厘米、宽70厘米，刻女真字七言律诗一首，诗题三行、诗八行，为行书体。前后又各有女真字楷书一行，系刻碑者所加，上款谓此诗为“侍御史奥屯舜卿所作”，奥屯舜卿即奥屯良弼；下款称立石者为蓬莱主簿雷牙古太。全碑共计190字左右。此碑背面刻一耍祖像，耍祖的传说起源于明代以后，与女真字诗文无关，大概是后人利用金代女真字诗碑为耍祖造像。据罗福颐、金启孮、贾敬颜、黄振华《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一文（《民族语文》1982年第2期）的考释结论，此诗是奥屯良弼赠给张炜的，可能作于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
10）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
刻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1979年6月出土于吉林省舒兰县小城乡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四墓区一号墓。此墓为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完颜氏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墓碑两方，其中一方墓碑高68厘米、宽27厘米，额宽32厘米，碑额突出呈半圆形，刻女真字一行和楷体汉文五行。墓碑中间一行大字为“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左边款为“大金大定廿六年四月廿六日长男广威将军袭济州路合孛懒崖猛安开国伯完颜璹选山礼葬”。右侧第一行刻女真文21字，释义为“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永定军节度使之墓”。墓主名氏不详，据该墓中出土的另一方墓碑可以得知，墓主生于天会十二年（1134年），卒于大定十六年（1176年），据推断可能是完颜希尹的孙辈。这是在金代墓葬中首次发现女真文字，虽仅寥寥20余字，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意义不大，但对于了解女真字在金代的行用情况有一定价值。有关该墓碑的出土发掘情况见徐翰煊、庞治国《金代左丞相完颜希尹家族墓调查试掘简报》（载《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该墓碑女真字的考释见《舒兰文物志》第112～120页。
11）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发现的女真字碑
据长田夏树《满洲语和女真语》一文（《神户言语学会会报》第1号，1949年）介绍，1945年6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浩济特曾发现一个名为查干鄂博的女真字碑。但金东昭认为此碑碑文不是女真字（见《女真语、满语研究》，黄有福汉译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0年，第139、308页）。此碑的具体情况尚有待查证。
12）呼和浩特市郊万部华严经塔女真文题记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约20公里处的万部华严经塔，是一座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始建于辽，重建于金大定二年（1162年）。塔内各层有金、元、明三代题记七百余条，多为游人题写。其中第四、五、七层有女真文题记五条，但因字迹潦草，且多有漫漶之处，难以辨识。从塔内大量汉文题记中所出现的金朝年号来看，除两条为大安、一条为崇庆外，其它均为大定，故女真文题记也很有可能题写于大定年间。有关情况介绍见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载《文物》1977年第5期、《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
13）内蒙古科右前旗女真文墨书题记
1975年夏，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和吉林大学系考古专业师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普查文物时发现六处古代石崖墨书题记，其中包括两处女真字墨书题记。一处在乌兰毛都乡敖力斯台村毕其格哈达的一个断崖上，墨迹面积约高2米、宽1.5米，有草书女真字十余行、一百余字。另一处在索伦乡红光村南山坡石崖上，距地面约0.5米，字迹面积为110×40厘米，依稀可辨者约70余字，发现者认为此处题记也是女真字，但曾经前往实地考察的刘凤翥先生断定这是一处契丹大字题记（见刘凤翥《契丹文字资料简介》，台北《书目季刊》26卷第2期，1992年9月，第6页）。以上两处墨书题记的报道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右前旗发现六处古代墨书题记》（《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该文附有上述题记的摹本，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临摹得比较粗糙，其内容尚待考释。
14）内蒙古科右中旗女真文墨书题记
据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41页，金启孮《女真文辞典》附录三和《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透露，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基公社毛都营子屯曾发现女真文墨书题记。这一资料目前尚未公开发表，具体情况不详。
15）俄罗斯圣彼得堡藏女真文抄本残页
1968年2月6日，苏联汉学家Е·И·克恰诺夫在保存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大量西夏文文书中发现两张手抄女真字残页，编号为3775-1和3775-2。其中3775-1号残页的面积为15.3×16.5厘米，有墨书草体女真字7行，上部完整，但下端残阙不全；3775-2号残页的面积为14.2×16.5厘米，有墨书草体女真字6行，下部完整，但上端残损。从字体判断，两张残页系出自同一人之手，在3775-2号残页背面左侧有汉字“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的字样，可供判断其大致年代。两张残页共残存女真文约133字。由于草体女真字的辨认及还原为楷体比较困难，目前还无法解读这两张残页的内容。Д·卡拉、Е·И·克恰诺夫、В·С·斯塔里科夫在《纸抄女真文的首次发现》一文（《1969年东方遗存·历史语言研究》，莫斯科，1972年，第223～228页；姚凤汉译，载《北方文物》1985年第2期）中公布了这一发现，并将部分女真字还原为楷体。
16）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字书残页
1973年8月，陕西省文管会对西安碑林唐《石台孝经》碑进行整修的过程中，在碑身中心石柱的南面卯眼内发现11件墨书女真文书残页。每页大小不一，最大者长21厘米、宽45厘米，竖书21行，行约25字；最小者长17厘米、宽23厘米，竖书14行，行约18字。其中7页一面书写，4页两面书写。合计共237行、2303字，其中字迹完整者1757字。从笔迹来看，应出自两人之手。文书内容是一种分类编排的女真文字启蒙读物，从头到尾反复抄写，可能是初学者书写的练习作业。与文书残页同时发现的有数十枚宋金铜币和铁钱，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据金启孮先生的意见，此文书残页的下限当在金世宗大定以前，抄写的内容或许就是《金史·完颜希尹传》所记载的《女真字书》。有关该文书发现情况的报道见刘最长、朱捷元《西安碑林发现女真文书、南宋拓全幅集王〈圣教序〉及版画》（《文物》1979年第5期），对文书进行研究考释的论著有金启孮《陕西碑林发现的女真字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和西田龙雄《女真文字——它的形成和（下）》（《言语》9卷12号，1980年12月），金文附有该文书残页的拓本照片。
17）“国之诚”银牌
1976年出土于苏联滨海边区苏昌城以北赛加古城155号遗址。该符牌为银质，长22.2厘米，宽6.5厘米。上端有穿，可系绳索。中间有一类似“主”字的花押。下部有三个女真字，按《女真译语》注音为“国伦—你—哈答温”，义为“国之诚”。该银牌与《吾妻镜》记载的女真文“银简”的形制非常相似，两者的女真字铭文是相同的。有关该银牌的考释见颜华《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社会战线》1979年第2期）、刘凤翥《女真字“国诚”银牌考释》（《文物》1980年第1期）。
18）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
1972年冬，在河北省承德县八家公社深水河村老阳坡发现金、银质符牌各一枚，形制基本相同，约长21厘米、宽6.2厘米、厚0.3厘米，金银牌正面均铸有三字铭文，第一字是一类似“主”字的花押，后两字究竟是契丹字还是女真字，目前尚无定论。郑绍宗《承德发现的契丹符牌》（《文物》1974年第10期）首先报道了这一发现，并认为符牌上的铭文与庆陵出土契丹哀册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一文（《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更断言这两枚符牌铸造于金朝初年，其铭文为契丹小字。但契丹语文学家普遍对上述意见持保留态度，于宝林认为“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契丹文字论著解题》，《文献》1985年第2期245页），刘凤翥《契丹文字资料简介》（台北《书目季刊》26卷第2期，1992年9月）也没有列入这两枚符牌，颜华《女真文》则明确指出符牌上的铭文为女真小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第113页）。
19）黑龙江伊春发现的金质符牌
1975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进行基建施工中发现一枚金质符牌，后被人切割为几小块，其中两块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这面符牌残存的铭文来看，它与承德发现的金牌大致相同。有关报道见谭英杰《伊春大丰发现的契丹文金质符牌》（《黑龙江古代文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63～66页）和王东甲、魏国忠《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两文均认为该符牌铭文为契丹字。这个结论只不过是沿袭了郑绍宗对承德发现的金银符牌铭文的考释意见而已，并没有可靠的依据。
20）吉林德惠发现的银质符牌
1983年12月，吉林省博物馆从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乡梨树园村村民孙玉田手中征集到一枚银质符牌，其形制和铭文均与承德发现的符牌相同。有关报道见王则《吉林省发现的契丹文银质符牌》（《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2期）、邹世魁《吉林省德惠县发现辽金时期银质符牌》（《文物》1986年第5期），王文认为该符牌铭文可能是契丹小字，这个结论缺乏可靠的依据，因为在目前发现的契丹小字原字中并没有这几个字。
21）叩畏猛安铜镜
原镜下落不明，罗福颐藏有拓本。边侧刻汉文“录事司”及一花押，左侧錾刻女真文六字，前三字释义为“叩畏猛安”，后三字待考。有关考证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2）咸平府谋克官造镜
民国间发现于辽宁沈阳南浑河沿岸。原为王希哲所藏。镜为铜质，边缘刻汉文“咸平府毛克官”六字，后有一花押，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39页认为是女真字。《满洲金石志》卷三刊有拓本照片。有关介绍见王希哲《金咸平府谋克官造镜》（《东北丛镌》第4期，1930年4月）。
23）长春县记铜镜
1974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密山县承紫河。现藏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直径15厘米。镜缘刻“长春县记”四字，又錾刻女真文九字，内容待考。有关介绍见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40页。
24）宋葛屯猛安铜镜
现藏吉林省博物馆。铜镜直径15厘米，缠枝牡丹纹饰。镜缘刻有女真文四字，按《女真译语》注音为“寸哈儿屯皿干”，即《金史》卷八六《夹谷胡剌传》所载上京路之“宋葛屯猛安”（金代官印《哥扎宋哥屯谋克印》侧刻“系宋哥屯猛安下”，亦即“宋葛屯猛安”）。在女真字后面刻有官府验证的签押。有关报道见罗显清《缠枝牡丹花式铜镜》（《博物馆研究》1985年第3期）。
25）图鲁屋猛安兴申法海谋克铜镜
出土于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城，现藏吉林省四平市博物馆。铜镜为圆形，直径16厘米。镜缘上刻有11个女真字，据《女真译语》可释为“图鲁屋猛安兴申法海谋克”。1936年在朝鲜平安北道满浦镇附近曾发现一方铸于金世宗大定九年的“图鲁屋猛安黄蠢谋克之印”，据三上次男考证，图鲁屋猛安应属东京路。有关此镜的报道和介绍见王则《偏脸城出土的女真铭文铜镜》（《博物馆研究》1991年第1期）。
26）可陈山谋克印
1916年发现于吉林省和龙县四茂社沙器洞土城遗址。印文为“可陈山谋克印”两行六字。印背刻“大定十八年十月”、“礼部造”，印侧刻女真文一行十三字，释义为“爱也窟河猛安可陈山谋克”。有关介绍及考证见鸟山喜一《满鲜文化史观》（东京，1935年）第116页、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京都碧文堂油印本，1943年）第75～76页、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7）移改达葛河谋克印
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原为罗振玉所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边长6厘米。印文两行八字。印背刻“□定十九年八月”、“礼部造”，印侧刻“移改达葛河谋克印”，又刻女真文一行七字，释义为“移改达葛河谋克”。印样见《隋唐以来官印集成》、罗福成编次《女真译语》正编、《金代官印集》卷七。有关介绍及考证见安马弥一郎《女真文金石志稿》第76页、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8）河头胡论河谋克印
出土时间、地点不详。原为周肇祥所藏，现藏天津博物馆。边长6厘米。印文两行八字。印背刻“大定十六年四月礼部造”，印侧刻“纳璘河术阿速猛安下”，又刻女真文一行八字，释义为“河头胡论河谋克”。印样见《金代官印集》卷七。有关考证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29）和拙海栾谋克之印
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天津博物馆。边长6.1厘米。印文两行八字。印背刻“定十八年八月”、“礼部造”，印侧刻“和拙海栾谋克之印”，又刻女真文一行十二字，释义为“牙获火罗合打猛安和拙海栾谋克”。印样见《金代官印集》卷七。有关考证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30）夹浑山谋克印
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边长6.1厘米。印文两行六字。印背刻“定十八年十一月”、“礼部造”，印侧刻“夹浑山谋克印”，又刻女真文一行七字，释义为“夹浑山谋克”。印样见《金代官印集》卷七。有关考证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31）迷里迭河谋克之印
1986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现藏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边长5.9厘米。印文两行八字。印背刻“定十九年五月”、“礼部造”，印侧刻“迷里迭河谋克印”，又刻女真文一行六字。印样见《金代官印集》卷七。
32）速怕昆山谋克之印
1987年10月出土于黑龙江省绥滨县敖来河畔的奥里米古城遗址。现藏黑龙江省鹤岗市文物管理站。边长6厘米。印文为“速怕昆山谋克之印”八字。印背刻“天泰八年五月”、“礼部造”，印侧刻“速怕昆山谋克印”，又刻女真文两行十三字。天泰为东夏国年号，天泰八年即公元1222年。有关报道及考证见邹晗、柳雪《东夏国“速怕昆山谋克之印”并女真文款识考辨》（《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33）山东微山金代石刻女真字印文
据杨建东《微山出土宋金石刻文物》一文（《文物报》1996年4月14日第1版）报道，1995年5月，山东省微山县两城乡东单小学出土一方金贞祐二年（1215年）石碑，记礼部下牒允准云岩寺扩建寺院事。杨文称“碑上刻有印章八方，均为女真文字”，但未发表拓本。据笔者判断，印文为女真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迄今发现的金代官印，只有印背刻女真字者，而没有一例印文用女真字的情况。
34）黑龙江绥滨出土的女真字花押铜印
1973年夏，在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公社发掘的金代墓群中出土一枚圆形铜印，印文为一花押。有关报道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年第4期）。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40页认为这个花押是女真字。
35）金代铁钟女真字铭文
在甘肃庆阳一座建于明代的钟楼上悬挂着一口金代铁钟，铸于金章宗泰和元年（1201年），重约4000公斤。钟上铸有女真字铭文。有关介绍见田秀茂、任彦辉《甘肃庆阳女真文铁钟钟楼》（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封底）。
36）吉林市郊发现的六板耳大铜锅上的女真字铭文
据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69页和金启孮《女真文辞典》附录二介绍，在吉林市郊发现的一个六板耳大铜锅上，铸有一些女真字。这一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发表，仅在《女真文辞典》的个别词条中被当作例字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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