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宋书》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1]，《南齐书》亦作“字佛狸”[2]，南朝史籍中迳以佛狸称他的例子很多，兹不赘举。《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釐。”[3]但是今本《魏书》的《太宗纪》并非魏收旧文，宋人即已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补入的。《隋书》说魏澹所撰魏史，“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魏澹自称“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4]魏收《魏书》应当是不写拓跋焘的字的，魏澹的依据要么来自原拓跋集团的某种记忆，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了江左史书，只不过改明显有贬辱色彩的狸为釐而已。南朝史书一方面说拓跋焘字佛狸，另一方面在各个用例中，不称焘而称佛狸，即称字不称名，表面上看，这与当时以称字为敬的习惯是有一点点牴牾的。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字”，并非华夏传统意义上的表字。北族本无取字之俗，“佛狸”、“佛釐”为字更是与“焘”毫不相关。正如姚薇元先生早就指出的，《宋书》和《南齐书》所记录的拓跋集团姓氏名字中所谓的字，其实都是他们的鲜卑本名。[5]因此，佛狸或佛釐并不是拓跋焘的字，而是他的鲜卑本名的汉文音译。
　　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有几处涉及这个名字时，也有作“佛狸伐”和“狸伐”的。卷九五《索虏传》记拓跋焘进兵瓜步，宋文帝“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购能斩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6]卷七四《臧质传》记臧质与围困盱眙的北魏众军（“虏众”）书曰：“示诏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7]臧质的信还附有两份文件（即所谓“如别”），一是“台格”，指宋文帝所下的购募“能斩佛狸伐头者”的赏格；一是“狸伐见与书”，指太武帝给臧质的信，信中表示围攻盱眙的魏军其实并非鲜卑，而是丁零、胡、氐、羌，他不在乎这些军队的死活云云。卷九五卷末的“史臣曰”，也提到“狸伐”：“至于狸伐纂伪，弥扇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8]臧质的信和《宋书》“史臣曰”的“狸伐”，应当都是佛狸伐的省略形式，如同檀石槐被省略成檀石一样。但是这种省略反而证明了“伐”字的存在。这就证明，拓跋焘鲜卑本名的全称应当是佛狸伐，佛狸与狸伐都是省称。《资治通鉴》载臧质信及台格条文，把佛狸伐和狸伐都改作“佛狸”，看来是不相信其全称为佛狸伐，也不相信佛狸和狸伐只是省称。[9]
　　从中古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名号的基本构造的角度来看，佛狸伐才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名号，它包含了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佛狸是官号，伐是官称。佛狸的语源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我们先说“伐”。根据林安庆把拓跋的语源解析为[to:g beg]的成功经验[10]，我们还进一步发现，bäg或beg是魏晋时期鲜卑诸部使用最为广泛的政治名号，而且总是作为一组名号中的最后一部分，即结构和功能意义上的官称来使用，比如拓跋、乞伏、乙弗、秃发等等，在拓跋集团的个人姓氏或名字中，bäg或beg的使用更是极为频繁，如拔拔氏（长孙氏）、他骆拔氏（骆氏）、俟力伐氏（鲍氏）、柯拔氏（柯氏）、黜弗氏、斛拔氏（贺拔氏）等等，北朝常用同音或音近的多个汉字，如跋、拔、发、弗、馛、伏、伐等等，来音译bäg或beg这一北族词汇。[11]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这些北族姓氏来源于部族称号，部族称号来源于部族首领的个人名称，而部族首领的个人名称又来源于他的政治名号。因此，北族姓氏、部族名称、部族首领的名称和部族首领的政治名号四者之间，有非常紧密、深刻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要充分重视中古北族重要政治人物的名号资料。在佛狸伐这一个案中，也不能以普通的个人取名来看待佛狸伐，而要把它看成某种政治名号，而且这个名号的结构本身也使我们认识到它与中古北族名号的一致性。
　　佛狸伐应当是太武帝在当皇帝以前的名号，这个名号中的伐（bäg）是官称，即使已经不是具体的官职，也必含有高贵、主人等意义，是通称意义上的官称。佛狸伐既然符合中古北族政治名号“官号加官称”的结构模式，那么行用时省略官称部分而只呼官号部分，就是比较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宋书》和《南齐书》在正式介绍拓跋焘的名、字时，要说“字佛狸”，而不说“字佛狸伐”。大概在北方，当拓跋焘继位之前，人们如果用鲜卑语称呼他，正式场合应当称佛狸（釐）伐，非正式场合称佛狸（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官号比官称更能代表一个人的Identity的原因。刘宋君臣从零星的北方情报中得知拓跋焘被呼为佛狸和佛狸伐，所以反映在他们的文书中也就比较混乱。有趣的是，臧质会在信中把佛狸伐省称为狸伐（沈约在《宋书》的史论中亦循此例），说明他完全不理解佛狸伐一名的意义和结构，而是像理解华夏姓名那样但取后两个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魏澹书所谓“字佛釐”，是源自南朝史书[12]。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佛狸”或“佛釐”的语源（etymology）问题。胡三省说：“佛，音弼。”[13]根据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所拟的早期中古音，佛音but，与附、符等字的音值非常接近。[14]由此我们知道，“佛狸”或“佛釐”很可能对应的是阿尔泰语系的“狼”，即突厥语中的böri一词。böri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两处都是形容骨咄禄初起兵时突厥士兵勇猛善战，böri teg，“如狼一样”。[15]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böri一词。[1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 Luγāt at-Turk），收有一条突厥谚语“狼不吃邻居”，其中的名词“狼”就是böri（buriy）。[17]第一个把鄂尔浑碑铭中的böri与史籍中的“附离”对应起来的学者，是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其后美国学者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在他的《胡天汉月方诸》系列学术札记中，还对中国史籍中böri一词的各种音译作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从匈奴、乌孙到突厥，böri一词曾被广泛使用，因此böri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语词汇，还是内亚及中亚许多民族语言中共有的词汇。[19]
　　在《胡天汉月方诸》中，卜弼德指出《汉书》记乌孙史事，有“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的记载，拊离即böri之音译。[20]如果卜弼德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拊离就是文献上游牧民族首领以狼（böri）为名的最早例证。卜弼德还依据明代张溥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所收曹丕《典论》论汉武帝之文（案该文最早见于《艺文类聚》[21]），有“刈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探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的句子，其中“符离”即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böri）。《典论》所说的“符离”，其出典应当是《史记》所记卫青“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22]对蒲泥和符离的解释，《索隐》引晋灼曰：“二王号。”又引崔浩曰：“漠北塞名。”晋灼的依据是《史记》提到“匈奴符离王”[23]，或因此推及另有蒲泥王。崔浩的依据是《汉书》记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24]无论是作为漠北地名还是作为匈奴王号，卜弼德把这个符离与突厥附离（böri）进行比定，可说是非常敏锐和富于启发的。
　　《周书》记突厥习俗制度曰：“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25]《新唐书》亦记突厥“卫士曰附离”。[26]《通典》说突厥“有时置附邻可汗，附邻，狼名也，取其贪杀为称”。[27]这就是说，突厥有以böri为可汗号的传统。可汗号是官号的一种，böri能够作可汗号使用，也可以作为普通的官号使用。在前述“佛狸伐”一词中，佛狸也正是作为官号使用的。隋代突厥有“步离可汗”，即《通典》所谓附邻可汗，突厥语作Böri Qaγan；唐代突厥有“步利设”，即Böri Šad──在这两个用例中，böri的性质都是官号。《魏书》还提到“贺兰部帅附力眷”[28]，“附力眷”这个名字，可能也是由“附力”与“眷”两个部分组成的，诚如是，则附力也应当是böri的异译。
　　卜弼德特别强调乌孙、突厥民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因素，并把这种传说与名号中狼的使用联系起来。白鸟库吉在探讨乌孙时，也注意到乌孙民族传说中昆莫因狼乳而生的故事，并与高车始祖为狼与匈奴女所生、突厥出于狼种等民族起源传说结合起来，由此解释突厥“施狼头纛”和以狼为可汗号的传统。[29]西诺（Denis Sinor）对突厥起源的种种传说作了深入分析，他也联系起了乌孙的传说，此外还加上了蒙古苍狼白鹿的起源传说。[30]值得注意的是，拓跋鲜卑集团除了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明显有狼的因素以外，还有以“叱奴”为名的部落。《魏书》：“叱奴氏，后改为狼氏。”[31]《蒙古秘史》开篇即说成吉思汗的祖先是孛儿帖赤那，原译“苍色狼”。[32]学者都同意赤那即chino’a，是蒙古语词，意为狼。[33]北魏的叱奴氏，当即蒙古之赤那。根据我们对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得名的研究，这里的叱奴氏，当得名于该部族历史上某位以叱奴为官号的首领。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表示“狼”的北族词汇同样被用作官号。

 

　　余大钧先生解释蒙古人的狼鹿祖先传说，指出这个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远祖对过去森林狩猎时代鹿祖图腾观念的承袭以及后来进入草原游牧时代对狼图腾观念的承袭”。[34]大多数游牧民族都是由森林里走出来的，游牧民精神生活的许多源头都要到森林中去寻找。[35]但是任何完成了游牧化历程的森林民族，也必定要继承和融入草原上已有的精神世界。这既是蒙古人狼鹿祖先传说的来由，也是其它游牧民族，其中当然包括鲜卑族，精神不可避开的一个环节。可是在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的狼的因素。不过依靠叱奴氏的部族称号，我们知道拓跋集团内部有以狼为官号的部族；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更了解了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狼在拓跋集团的精神生活和生活中的重要性，幸亏这两个名号（一个鲜卑姓，一个鲜卑名），而避免了被彻底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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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书》卷九五《索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330页。
[2]《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983页。
[3]《魏书》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61页。
[4]《隋书》卷五八《魏澹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 1417页。
[5]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1933年。
[6]《宋书》卷九五《索虏传》，2352页。
[7]《宋书》卷七四《臧质传》，1913页。
[8]《宋书》卷九五《索虏传》，2358页。
[9]《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3965页。
[10] An-King Lim, On the Etymology of T’o-Pa,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44, no. 1(2000), pp.30-44.
[11]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待刊稿。
[12]根据刘知几的说法，魏收《魏书》有关瓜步、盱眙等战事的记载，也多是截取自沈约《宋书》，所谓“魏史所书，则全出沈本”。见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88页。魏收尚且取材于江左，魏澹只会更甚。
[13]《资治通鉴》卷一二五胡注，3950页。
[14]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p. 96.
[15] Talât Tekin, Orhon Yazıtları, Ankara: 1988, p. 10.
[16] Sir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72, p.356.
[17]Mahmūd al-Kāšg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īwā Luγāt at-Turk）,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Indices by Robert Dankoff, in collaboration with James Kel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art II, p. 264.
[18]沙畹（Edouard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中译本，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156页，注二。
[19] Peter A. Boodberg,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compiled by Alvin P. Coh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p. 74-76, pp. 99-102.
[20]《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页。
[21]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一二皇王部二“汉武帝”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31-232页。
[22]《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2924页。
[23]《史记》卷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1045页。
[24]《汉书》卷六《武帝纪》，170页。
[25]《周书》卷五○《异域传下·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909页。
[26]《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6028页。
[27]杜佑：《通典》卷一九九《北狄四·突厥上》，中华书局，1988年，5403页。
[28]《魏书》卷二《太祖道武帝纪》，29页。
[29]白鸟库吉：《乌孙に就ぃての考》，载同氏《西域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54-57页。
[30] Denis Sinor, 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ürks, in: Egle Victoria Zygas and Peter Voorheis, eds., Folklorica: Festschrift for Felix J. Oina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82, pp. 223-257.
[31]《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3013页。
[32]《蒙古秘史》（校勘本）卷一，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页。
[33]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3页。
[34]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页。
[35] Denis Sinor, Central Eurasia, in: Denis Sinor, ed.,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