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通常被称为“华夷秩序”。[1] (上册，第10-13页)华夷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封建君主为核心，四夷君王接受中国封建君王的册封并向他“朝贡”，从而在双方君王之间结成准君臣关系，并由此形成中外国家之间的宗藩关系。从汉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在与周边邻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把与它们的关系纳入到华夷秩序的建构中。而对于海外诸国，中国封建王朝在它们中间构筑华夷秩序则是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而且收效甚微。
以海外诸国中与中国最为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虽然早在孙吴时代就曾派遣朱应、康泰一行“南宣国化”，隋炀帝也曾派遣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但并未形成真正的宗藩关系。[2] (第22-47页)即使是唐朝贞观、开元之盛，在南海诸国的华夷秩序上也未有作为。[3] (卷一九七，《南蛮列传》)忽必烈则凭恃着游牧民族的强悍战斗力，企图在海外诸蕃国中形成自己的“天下共主”地位，但也没有效果。[4] (卷二一○，《外夷列传三》)只是明成祖通过郑和下西洋等频繁而又大范围的外交行动，明朝才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
如何看待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之间曾有不同看法。不少国内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和交流推向了新的高潮。（注：参见芦苇：《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方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郑和研究集》(第一辑)，第64-72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芦苇：《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贸易圈》，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237-250页，海潮出版社，1996年；而比较全面的研究则推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甚至还有中国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注：林金枝：《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华侨》，载《南洋问题》，1985年第2期，第75-85页；翁国珍：《浅谈费信及其〈星槎胜览〉》，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93-98页。）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把郑和下西洋“说成是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时常把这些远航比做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海上帝国主义。这样，就存在着把郑和的远航不祥地解释为中国在过去和未来对东南亚怀有不良企图的倾向”。[5] (第45页)
不过，就国内学者的第一种看法而论，他们的关注点是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繁荣表象，却相对缺乏对明朝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形态的探讨。而就国内学者的第二种看法而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模糊地认可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向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观点，只不过扩张的形式不是官方力量而是民间移民而已。而郑和下西洋是否如西方学者所说，它表明了明朝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到明成祖的海外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形态——“华夷秩序”的问题。同时，从长时段角度考虑，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是否形成了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所应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郑和使团与明朝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关系
明成祖在其统治的1402至1424年间，曾向东南亚国家频繁地派遣使团。其中，向占城(位于今越南中部)派遣使团14次、向真腊(今柬埔寨)派遣使团3次、向暹罗(今泰国)派遣使团11次、向爪哇(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派遣使团9次、向浡泥(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及文莱苏丹国一带)派遣使团3次、向满剌加(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派遣使团11次、向苏门答剌(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亚齐一带)派遣使团11次。[5] (第34页)按照明初人对海外的地理划分，爪哇、浡泥等国属于“东洋”国家(东洋范围包括自今菲律宾群岛至爪哇岛的广大海域)，而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则属于“西洋”国家(“西洋”范围则包括自今中南半岛至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以及印度洋区域)。（注：参见刘迎胜：《“东洋”与“西洋”的由来》，陈佳荣：《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刘文载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第120-135页；陈文载前揭书，第136-147页。）而在明成祖派遣到东南亚以及整个海外国家的所有使团中，郑和使团则最为突出，一是规模大到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左右，[6] (卷三○四，《郑和传》)二是次数多达六次(另外，明宣宗也曾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次)，三是所访问国家众达三十余个。[6] (卷三○四，《郑和传》)
仅就永乐时期(1403-1424)郑和六下西洋过程中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来看，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至永乐五年九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二次(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夏)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爪哇等；第三次(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六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等；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至永乐十三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今马来西亚的彭亨州一带)、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一带)等；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十月至永乐十七年七月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彭亨等；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间)所访问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有占城、暹罗、满剌加等国。
占城是郑和下西洋的首站和必到之国。明成祖登基之初，占城人正与北邻安南人围绕领土而发生战争。永乐元年，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就派遣使臣前来明朝通报安南人的扩张行径，期望得到明成祖的干预。[7] (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丁酉”条)于是，明成祖于当年就派遣蒋宾兴、杨渤等人分别前往占城和安南劝和。明成祖从“天子”的立场对安南出当权者提出了警告：“夫两国土地传自先世而主于天子，何得恃强逾越为恶受祸？……自今宜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则两国并受其福。”[7] (卷二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条)永乐二年，占巴的赖又遣使来告安南侵略占城之事，并提出自己“恐不能自存，愿纳国土，请吏治之”。[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午”条)但明成祖还是很明智地拒绝了占城国王的请求。不过，他对于安南的扩张行径还是派遣使节给予了警告。[7] (卷三三，“永乐二年八月壬申”条)永乐四年三月，安南当权者胡氏以迎请逃难到中国的原陈朝后裔陈天平回国继承王位为名，却于边境地区在明朝护送人员面前明目张胆地杀害陈天平，恣意向明成祖的权威挑衅，从而激起明成祖的征安南战争。在明成祖征讨安南胡氏的檄文中，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所列的理由就是安南对占城的三次武装侵略。[7] (卷六○，“永乐四年十月乙未”条)可是，当明成祖将原安南领土直接纳为明朝版图并设交阯布政使司进行管理时，占城国王也甚感恐惧，即在暗中支持安南黎季扩集团的反明活动。为此，明朝兵部尚书陈洽建议对占城用兵，但遭到明成祖拒绝。他只是派遣使节前往占城对占巴的赖予以警告。[7] (卷一七○，“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条)不过，郑和使团前往占城，仍然是向占城国王传达明成祖的好意并向他转交“赏赐”品，同时补充船队的给养。
明成祖在即位当年和永乐元年，曾三度遣使暹罗，并赐予暹罗国王驼纽镀金银印，且把暹罗视为明朝开展与其它海外国家交往的桥梁。（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7，“永乐元年二月甲寅”条，第304页；卷24，“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条，第435页；卷34，“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第598页。）然而，当明成祖了解到暹罗阿瑜陀耶王朝在东南亚地区谋求霸权并对明朝与东南亚其它国家关系构成障碍时，他于永乐五年十月专门以“敕谕”警告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谛：
占城、苏门答剌、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诰印？天有显道，福善祸淫，安南黎贼父子覆辙在前，可以鉴矣。其即还占城使者及苏门答剌、满剌加所受印诰，自今安分守礼，睦邻境，庶几永事太平。[7] (卷七二，“永乐五年十月辛丑”条)
为了使这种警告更具效果，永乐六年，明成祖还专门让“郑和使其国。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6] (卷三二四，《暹罗传》)昭禄群膺哆罗谛去世后，其子三赖波波磨剌札的赖继承暹罗王位，又对满剌加国进行侵略扩张。消息传来，明成祖再次派遣使节到暹罗进行交涉：
满剌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辑睦邻国，无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7] (卷二一七，“永乐十七年十月癸未”条)
而暹罗王朝从维护对明朝贸易利益的立场出发，也主动派遣使节来明朝“谢侵满剌加之罪”。[7] (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辛亥”条)
统治爪哇的麻喏巴歇王朝在14世纪后期曾极为强盛，周邻的苏门答腊岛、小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岛甚至马来半岛上的诸国都成为它的属国。但在15世纪伊始，麻喏巴歇王朝由于内战已开始走向衰落。明成祖对于爪哇对立两方的东王(威拉布弥)和西王(威格拉玛跋达拿)采取了中立立场，并且与他们都有使节往来。不过，郑和使团下西洋途中经过爪哇国时，正值“爪哇国西王与东王相攻杀，遂灭东王。时朝廷遣使往诸番国，经过东王治所，官军登岸市易，为西王兵所杀者七百十人。西王闻之惧”。[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癸酉”条)于是，他派遣使节专程来明朝谢罪。明成祖也宽大为怀，要求爪哇西王赔偿六万两黄金。永乐六年，爪哇国西王使臣送来一万两赔偿金，明朝礼部官员认为违约，建议将爪哇使臣治罪。但明成祖认为：“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庚辰”条)明朝收取这种象征性的赔款，更加促进了爪哇麻喏巴歇王朝与明朝的交往，麻喏巴歇王朝甚至开始借助于明朝的影响来保护自己在巴林邦地区(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部)的利益。当时，满剌加国王企图借明成祖权威从爪哇人手中骗夺对巴林邦地区的控制权。爪哇国王立即遣使向明朝报告，明成祖因而知道了真相并阻止了满剌加国王的企图。[7] (卷一四三，“永乐十一年九月癸未”条)
作为一个由于受到麻喏巴歇王朝和暹罗王朝双重扩张而逃亡到马六甲地区的巴林邦王子拜里迷苏剌所建立的新兴王国，满剌加国能在建立之初就进入明成祖的视野，据研究可能与来明朝贸易的南印度穆斯林商人介绍有关。[5] (第72-91页)于是，明成祖在永乐元年十月就立即安排内官尹庆前往招谕，“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2] (卷三二五，《满剌加传》)拜里迷苏剌也感到这是一个借明朝力量来化解强邻对满剌加国威胁的大好机会，随即遣使回访，并向明成祖表示“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7] (卷四十七，“永乐三年十月壬午”条)此后，满剌加国的前三位国王拜里迷苏剌、母干撒于的儿沙、西里麻哈剌还曾四次朝觐明成祖，另外还有王室成员的三次来访，力图表示满剌加王室对明朝的忠诚。明成祖也全力维护满剌加王国的安全，曾派遣使节专门制止暹罗对满剌加国的扩张。明成祖对于满剌加国的全力支持，不仅在于满剌加国王的四次朝觐，也在于该国在“下西洋”活动中所独具的重要战略价值。从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开始，满剌加国就已成为庞大的郑和使团的海外基地。明朝不仅帮助满剌加王国修建起防御外敌入侵的城堡，使“暹罗莫敢侵扰”，[8] (“满剌加国”条)而且“郑和至此，乃为城栅鼓角，立府藏仓廪，停贮百物，然后分使通于列夷，归则仍会萃焉”。[9] (卷上，“满剌加国”条)就是说，郑和使团在到达满剌加国后即被划分成若干分团分别前往其他国家，然后各分团又回到该国以集合返回国内。
苏门答剌国由于面向印度洋，也是庞大的郑和使团的重要海外基地。郑和从首次西洋之行就来到该国，并在该国设立有“官厂”(仓库)。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期间，还曾在该国被迫卷入一场战斗。当时，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有位政敌苏干剌，一直觊觎王位。他不满郑和“(赏)赐不及已，领兵数万邀杀官军”。[7] (卷一六八，“永乐十三九月壬寅”条)郑和指挥明朝水军，在宰奴里阿必丁方面的军队协助下，最终打败并俘获苏干剌。双方的这次合作更加深了苏门答剌王室与明朝的关系。
位于东洋的浡泥等国也利用爪哇麻喏巴歇王朝走向衰落的有利形势，有意摆脱对爪哇的臣属而加强与明朝的往来。永乐六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甚至亲自率王室成员朝觐明成祖。[7] (卷八十二，卷八十二，“永乐六年八月乙未”条)不料，麻那惹加那乃却在明朝病逝，随同访问的王子遐旺继承王位。遐旺在回国前夕请求明成祖“敕”令爪哇国王，让浡泥停止对爪哇的“进贡”；同时，他还请求明成祖派遣官兵护送他回国并在浡泥镇守一年，“以慰国人之望”。[7] (卷八十五，“永乐六年十一月戊申”条)明成祖满足了遐旺的所有要求，派遣中官张谦率官兵护送遐旺回国并在浡泥留守，[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条)直到永乐八年九月张谦一行才返回国内。永乐九年，张谦再次受命前往浮泥访问，而浡泥国王遐旺也于永乐十年率领庞大使团随张谦一行再次来明朝朝觐明成祖。（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一，“永乐十年八月辛酉”条；卷一三二，“永乐十年九月丁未”条；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庚寅”条；卷一三四，“永乐十年十一月辛丑”条；卷一三七，“永乐十一年二月癸亥”条。）此后，苏禄(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峒王也仿效浡泥国王，于永乐十五年结伴一起来明朝朝拜明成祖。[7] (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条、“永乐十五年八月辛卯”条)而通过苏禄的外交桥梁，明朝使臣张谦又叩开了古麻剌朗(位于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的交往之门。永乐十八年，古麻剌朗国王也随张谦等人来中国朝觐明成祖。[7] (卷二三○，“永乐十八年十月乙巳”条)至此，在张谦的努力下，明朝的东洋交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正是在郑和与张谦等明朝使节的积极推动下，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也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回应。据统计，永乐时期来自东南亚地区主要国家的使团情况如下：占城18次，真腊7次，暹罗21次，爪哇17次，满剌加12次，苏门答剌11次，渤泥9次。[5] (第34页)显然，永乐时期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上从未有过的高潮。
二、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构建的华夷秩序
明成祖为何要大规模向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派遣使团？他在永乐九年七月间与吏部尚书夏骞义的一次谈话中，曾涉及到与四夷的交往问题：“朕初即位，恒虑德不及远。今四方夷狄，皆归忠心。”[7] (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丙戌”条)所谓“德”，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涵盖十分宽泛的综合概念，包括有信仰、道德、政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10] (第38页)而“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1] (左传·“僖公七年”条)也是先秦时期管仲提出的政治思想，并为后代儒家学者们所看重。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考虑向四夷布“德”，显然是要通过主动的外交行动在四夷中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而隐藏在对这一美好形象追求背后的现实因素，则是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帝宝位后在国内所面临的政治权威缺乏。[12] (第71-77页)为此，他要全面地开展明朝与四夷诸国的交往，通过构建华夷秩序来树立他作为“天下共主”的至高无上权威。
对于东南亚地区，他在夺得帝位70余天后就向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占城、暹罗、爪哇等国送去了自己即位消息的诏书。他在这封诏书中宣布：
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7] (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丁亥”条)
他的这份诏书表明了两点立场，一是对于早先明朝在与这些东南亚国家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他要采取既往不咎的立场；二是他要从“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立场出发，来建立明朝与上述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秩序。
所谓“四海一家广示无外”，正是《春秋公羊传》中所宣传的“王者无外”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构成了明成祖在东南亚推行华夷秩序的理论基础。而“王者”所以“无外”，则是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以，圣王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14] (第455页)明成祖正是从“广示无外”的立场出发，在永乐元年十月专门要求礼部官员做好抚绥“远人”的工作：
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7] (卷二十四，“永乐元年十月辛亥”条)
永乐七年，他在派遣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并由郑和带交给海外诸国王等人的《皇帝敕谕》中，则明确表达了他的“天下共主”理想：
皇帝敕谕四方及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谱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事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15] (第851-852页)
然而，他作为“天下共主”来“抚驭万国”，并不意味着他要直接统治四夷国家，“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16] (“序”，第11页)不过，“圣王”却承担着“协和万邦”的神圣职责，即“圣王之治，协和万邦。”[7] (卷二十八，“永乐二年二月壬辰”条)明成祖在永乐六年所写的封浡泥镇国之山的御制碑文中，即就他调解浡泥与爪哇关系一事有感而发，“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祗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条)。就是说，他是遵循圣王之道，来做“协和所统”诸邦工作的。永乐二年，他还针对暹罗使节在前往琉球国途中遭遇海难而需要福建地方救助一事指示礼部尚书李至刚：“暹罗与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不幸船为风漂至此，正宜嘉恤，岂可利其物而籍之？乡有善人，犹能援人于危，助人于善，况朝廷统御天下哉！”[7] (卷三十四，“永乐二年九月壬寅”条)这种鼓励番邦之间修好和对遭遇海难的番邦人士施以求助，不仅是“圣王有德”的直接表现，也是他为构筑东南亚地区华夷秩序所做的努力。
在明成祖的诏书中，“一视同仁”是他“协和万邦”的基本准则。就是说，他会本着一种中立的原则来处理外邦之间的相互纠纷和冲突。事实上，我们通过他调解满剌加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即可发现他基本上遵守着这种承诺。他曾在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七年两次应满剌国王的要求，分别用“敕谕”对暹罗两位国王予以警告，要求暹罗不可恃强凌弱、侵越它国，而应安分守礼、辑睦邻国，共享太平。但对于满剌国在巴林邦地区的领土要求，明成祖却没有给予支持，而是站在爪哇的立场上予以阻止，充分地尊重了麻喏巴歇王朝久已存在的宗主国权力。
这种“一视同仁”原则在处置占城与邻国事务中也得到体现。永乐元年至永乐三年间，占城国王多次派遣使臣向明成祖报告该国遭受安南侵略之苦，明成祖也多次派遣使节到安南和占城两国调解，并要求安南国王“保境安分，惇修邻好”[7] (卷三十二，“永乐二年六月戊子”条)。可是，当永乐十二年真腊使节向他报告占城对该国进行侵掠时，他又以“敕谕”告诫占城国王，“安分循理，保境睦邻”。[7] (卷一四九，“永乐十二年三月甲申”条)由此可见，明成祖在处理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问题上，基本是根据事件性质而不是偏颇于某一个国家。
而对于与海外诸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中国古代贤哲一直强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11] (左传·“僖公七年”条)“圣王之制，施德行礼”。[17] (卷七十八，《萧望之传》)所以，“礼”在构建华夷秩序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规定着华夷关系的结构和秩序，而且也标明了华夷关系的最终目标。因此，有的学者曾将中国古代的华夷秩序称为“天朝礼治体系”。（注：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中、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
“朝贡”和“册封”不仅是重要的礼仪，也是构建华夷秩序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形式。实际上，频频而出的郑和使团以及其他被明成祖派往域外的使团，使命就是创造“万国来朝”的局面。所以，每次“郑和还，西洋诸国皆遣使者随(郑)和入朝”，[18] (卷十五，第667页)从而形成海外诸国使臣相率而来的“朝贡”活动。而从册封情况看，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苏门答剌、淳泥、古麻剌朗、苏禄诸国国王，都接受了明成祖的“册封”以及印诰、冠带等。这表明，上述诸国都加入了明成祖所构筑的华夷秩序。明成祖甚至在其中的满剌加和浡泥两国，进行封山奠典，并亲制碑文对两国国王予以褒奖，从礼仪上使双方的宗藩关系更为密切。
华夷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而在“合”的途径上，中国古代先贤一直强调“德化天下”、“用夏变夷”，主张用文化的手段来推动四海的合一。明成祖也曾有过用华夏的礼义来改变四夷习俗的理想。他在御制《南京弘仁普济天妃宫碑》文中曾说：“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19] (第39页)然而，我们在他的对外行动上却发现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极其有限，除了向所有受册封的国家颁发明朝的《大统历》和冠服外，则只曾向暹罗等少数国家颁赠过《列女传》和度量衡。或许，他已经意识到，面对这样一个非汉字文化的区域，“用夏变夷”的工作将是一个艰巨而又长期的过程。或许，“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他的“用夏变夷”工作主要在于培训蕃王使臣们的“朝贡”礼仪以“变其夷习”。不过，明成祖却从海外诸国使臣们的朝贡礼仪中感受到很大满足。正如永乐十八年制定的一首朝廷宴飨乐舞歌词中所写的：“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6] (卷六十三，乐志三)
三、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人
郑和下西洋，对于明朝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民间关系有何影响？具体地说，它对于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和侨居有何直接影响？是不是如同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我们认为，要考察郑和下西洋对于华人前往东南亚经商和侨居有无直接影响，首先还应考察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对于华人前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和到海外侨居的基本态度和政策。
曾有一位前辈学者提出，“在永乐朝的当中，很少有颁布海禁禁令的记载”。因此，他认为“永乐宣德间对于海禁的执行，已较洪武建文间大大地放宽了尺度”。就是说，永乐年间“海禁政策的执行”已“宽弛”了。[20] (第351-352页)其实，征诸永乐朝的最重要文献——《明太宗实录》(又称《明成祖实录》)，我们看到的不是“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而是严厉。譬如，明成祖在最初的登基诏书中就曾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7] (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条)这里所说的“洪武事例禁治”，是指他要坚持洪武初年即已开始实行的禁止中国民众出海谋生和贸易的“海禁”政策。永乐二年初，明成祖了解到福建沿海地区仍有人出海贸易，于是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要严格“禁民下海”，同时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海禁”措施，“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7] (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根据这项禁令，所有民间海船都要砍去可以悬挂风帆的桅杆。这样一来，沿海民众由于海船无法悬挂风帆也就无法航行到海外进行贸易活动。永乐五年，明成祖在《平定安南诏》中，针对安南各地民众也有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的传统专门强调，“亦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7] (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条)。由此可见，平定安南后在新设置的交阯布政使司范围内明朝也同样实行了“海禁”政策。因此，有关“永乐至宣德间海禁政策执行的宽弛”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既然明成祖即位之后加强了“海禁”政策，那么他对于在先前就已潜逃到沿海岛屿甚至国外的中国流民又采取了什么政策呢？因为根据史家的记载，“国初(按：指明朝洪武时期)……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21] (卷五十六，《防倭》)其中，一部分人就逃居到已被明朝强令迁徙出居民的海岛。为此，明成祖在即位后不久就专门派人前往各海岛招抚逃民：“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7] (卷十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条)明成祖要求这些逃民“俾复本业”，即回故乡从事农业。第二年，明朝水军即在沿海岛屿展开军事搜索行动，一些逃民即被俘获。明成祖为了促成更多逃民回归故乡，对这些被俘的逃民“悉宥其罪”。正是在他的这种政策感召下，其他的逃民也“相率来归矣”[7] (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丁卯”条)。
对于已逃往海外的中国逃民，明成祖一方面通过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外交，要求对方不要接纳中国逋逃人员。如永乐七年，“奸民何八观等逃入暹罗，帝(按：指明成祖)命使者还告其主(按：指暹罗国王)，毋纳逋逃。其王即奉命遣使贡马及方物，并送(何)八观等还”[6] (卷三二四，暹罗传)。永乐八年，“爪哇国王都马板遣使亚烈速木等……送中国流移人还”[7] (卷一一一，“永乐八年十二月戊戌”条)。另一方面，明成祖还派遣政府官员前往东南亚的一些华人规模比较大的聚居区进行招抚工作。据明朝所得到的信息，在与爪哇相邻的旧港(位于苏门答腊岛，为三佛齐国故地)，就形成了一个以广东人梁道明为首的具有数千人规模的中国逃民聚居区。“道明，广东人，挈家窜居于彼者累年。广东、福建军民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首。”于是，明成祖于永乐三年春派遣“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7] (卷三十八，“永乐三年正月戊午”条)。当年，梁道明与另一位华人领袖郑伯可就随谭胜受返回明朝接受了招抚，并在得到明成祖赏赐后回到旧港。
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也兼行对海外华人的招抚使命。《明实录》记载，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期间路过旧港，遇到旧港的另一华人领袖陈祖义。郑和“遣人招谕之。祖义诈降而潜谋要劫官军。(郑)和等觉之，整兵提备，祖义率众来劫，和出兵与战，祖义大败，杀贼党五千余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伪铜印二颗，生擒祖义等三人。既至京师，悉命斩之”[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壬子”条)。根据上述记载，郑和本是为了招抚陈祖义等人，但陈祖义却采取“诈降”手段并在暗中准备实施抢劫活动。不过，根据《明实录》的一条早期史料，陈祖义已于永乐四年七月主动派遣儿子陈士良随同梁道明亲侄梁观政一起回国内朝贡明成祖，也得到明成祖的赏赐。[7] (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丙辰”条)那么，他既然已是归顺者，在永乐五年为何还有必要向郑和一行“诈降”呢？因此，围绕着陈祖义事件的背景值得探究。
据史料的记载，郑和所以能够识破陈祖义的诈降阴谋，“有施进卿者，告于(郑)和”[6] (卷三二四，《三佛齐传》)施进卿也是一位逃居旧港的华人，是梁道明的一位副手。由他来告发陈祖义，表明在旧港华人社区已出现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对立，施进卿等人要借郑和之手来消灭陈祖义集团。而从郑和使团一役就“杀贼党五千余人”的规模看，说明他还肩负有对海外华人中的叛明势力采取镇压的任务。正如明成祖在即位之初就已宣布的，海外逃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如果主要是解决陈祖义问题，为何郑和要滥杀五千余众呢？而且，明成祖对于郑和一行的这种杀戮旧港五千余名华人的行为，在当月就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范围的论功行赏。“赏使西洋官军旧港擒贼有功者，指挥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所镇抚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校尉钞五十锭、绵布三匹，旗军通事军伴以下钞布有差。”[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己卯”条)另外，外逃华人陈祖义等人因为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在被抓捕运送回国后即被斩首，但永乐九年同样对郑和船队采取打劫活动而被抓捕运送到中国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却被明成祖释放并“给与衣食”。[7] (卷一一六，“永乐九年六月乙巳”条)显然，明成祖对于海外华人中的异己势力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杀戮政策。而郑和则是这种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一百年后的一位明朝官员对于郑和在旧港剿灭陈祖义的行为曾如此评论：“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9] (卷上，“三佛齐国”条)所谓“除异域之患”和“为天子光”，也点明了明成祖和郑和对于海外的中国逃民势力的本来面目。
明朝在斩杀陈祖义的同时，决定设立旧港宣慰使司，并任命施进卿担任宣慰使。[7] (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戊午”条)宣慰使司本为明朝在西南少族民族地区所设立的政府机构。作为宣慰使司的主官宣慰使，是由朝廷任命该族部落酋长担任，并且实行世袭制。明成祖在海外的华人聚居区设立宣慰使司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施进卿帮助郑和消灭陈祖义逃民集团行为的奖赏。因此，明朝对于爪哇控制旧港与施“进卿虽受朝命犹服属爪哇”的情况并不在意，既没有象保护满剌加王国那样通过“敕谕”向爪哇麻喏巴歇王朝提出警告，也没有派兵保护旧港宣慰使司，只是听其自生自灭。
上述考察表明，明成祖登基后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中国民众前往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活动；而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对于已经移居到海外的华人则采取了招抚和镇压的两种政策。而这种招抚政策仅限于要求他们效忠明王朝，但明朝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保护措施。因此，有些学者所认定的“郑和下西洋推动了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和移民”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另外，据范金民先生对侨乡族谱资料的考察，发现华人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时间段，是在明朝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时期，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22] (第80-95页)这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也颇为一致。清朝人徐继畲曾记载：“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迨中叶以后，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由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23] (卷2，“南洋各岛”)由此可见，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地区，是在欧洲人东来以后，即16世纪以后，而与郑和下西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为何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却有很多关于郑和的遗迹和传说呢？譬如，由于郑和下西洋通常又被人们称为三宝太监下西洋，所以在爪哇就有三宝垄、三宝港、三宝洞、三宝井，在马六甲也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在暹罗也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在苏门答腊也有三宝庙等。据当地华人相传，这些遗迹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24] (第70-87页)甚至在郑和并没有到过的加里曼丹岛，也有关于郑和的传说。晚明时期人张燮曾记载文莱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25] (卷五，东洋列国考，“文莱”条)其实，永乐时期受命前往浡泥(即明后期的文莱)访问的明朝使节是中官张谦而并非郑和。而张谦两次前往浡泥都与浡泥嗣王遐旺有关，一次为护送他回国即位，[7] (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条)一次为护送他人明访问，（注：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三，“永乐九年二月癸巳”条，第1438页；卷一三一，“永乐十年八月辛酉”条，第1617页。）并没有发生所谓“征”浡泥的事实，相反却是为了保护□泥免受爪哇的征服。
晚明时期海外华人之所以盛传郑和故事，我们认为，一是受国内环境影响。因为“自(郑)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郑)和以夸外番”[6] (卷三○四，《郑和传》)。尤其是明后期，东南沿海地区人们饱受倭寇之患，当时就有罗懋登根据郑和故事写成《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借以“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忱”。二是东南亚地区华人身处西方殖民主义者欺凌压迫环境，也需要从祖国的文化资源中来寻求一种心理诉求和寄托。于是，具有航海壮举的郑和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他们的保护神。不过，这种“委巷流传甚广”的盛世故事，一旦传播开来，“皆俗语流为丹青耳”。[25] (第101页)然而，这种特殊语境中的“俗语”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理应把这种“俗语”从“丹青”中剥离出来。
结语
上述考察表明，不仅郑和下西洋没有直接推动中国民间力量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和扩张，而且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构建的华夷秩序，强调的是“怀远以德”和“协和万邦”，追求的是“共享太平之福”，决无任何不良企图；虽然东南亚诸国国王在礼仪上接受明成祖的册封，但明成祖以及明朝并没有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事务，也没有占领这些国家的一寸土地。相反，明成祖还以明朝的强大实力所带来的影响力，在调解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上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他的向心力。
然而，如果从整个15世纪甚至包括16世纪的长时段角度考虑，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却在迅速下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然是明朝国力的衰退。尤其是1449年明朝军队在土木堡(位于今河北怀来)遭受蒙古军队的伏击并导致明英宗被俘，明朝统治者需要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北防建设，既无心思也无力量投入海外。不过，明成祖所构建的东南亚地区华夷秩序，也存在着自身缺陷并对明朝与东南亚之间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明成祖在构建华夷秩序过程中强烈追求的是他个人的核心而忽略了明朝的利益，因此缺乏国家的利益机制。相反，“郑和奉命出海……以重利诱诸番，故相率而来”，[26] (卷三十三，“永乐中海外诸番来朝”条)却损害了明朝的利益。永乐十九年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邹辑等人就曾上奏称，“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罷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7] (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条)从“实罷中国”一语可见，明成祖所构建的这种华夷秩序对明朝财政经济消极影响之大。而且，明成祖完全排斥了中国商民参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活动，使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又失去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另外，在永乐时期与东南亚关系的内容结构中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更难以在东南亚诸国培育人们的文化认同意识。因此，明成祖所构建的东南亚华夷秩序，并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