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下)
三、迈向近代的“剪”
及至近代，辫发问题又因时代的嬗变而成为的焦点，相对于既往的历史，辫发问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而隐晦的文化、象征意义。
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近代以来却面临着“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而被视为“夷狄”的局面。西方人称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注：参见李承基：《第二故乡》，自印1997年版，第91页。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中国留学生的长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2页。），遭到侮辱和耻笑。“国粹”成了“国耻”，于是，一些留学生将垂在脑后的辫子或盘起来，或干脆剪去。
留学生处理辫子的方式有所不同，隐含着对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许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就不得不留着辫子，并用帽子盖着，被人们称之为“富士山”。这些人多为保守主义者或想回国后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人。而剪掉辫子的学生就有所不同了，既有叛逆的“无辫仔”（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页。），也有些人不是。晚清剪辫与剃发、蓄发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再更多地考虑国内民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辫发成了“落后”的标志，剪辫就具有弃旧从新的味道。尽管如此，清王朝还是将剪辫子这种大胆行为看成是反叛。所以很多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又装上了假辫子。
专为归国留学生装假辫的专家与清初的理发匠虽然都是为了使男人的脑后有条辫子，但却满足着不同的社会需要。理发匠是为了使辫发代替束发，由此帮助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假辫专家则是使象征新时代、新制度到来的短发暂时隐藏起来，向传统的辫发表示屈服。可见辫发作为政治符号，至晚清仍居于发式的主导地位，象征着清王朝统治稳固。
可是，随着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也必须现代化，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多。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
维新派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注：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在维新派的心目中，辫发是一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既不利于机器生产，又不利于执枪跨马，还会阻碍富国强兵之路，因此需要改良。这反映了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保国、保种的急切心情。辫发与女子的缠足一样成为“落后”与“积弱”的象征，维新派所竭力呼吁的男子剪辫与女子放足，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和指向救亡。作为身体标志的辫发承载了强国强种的政治重任，又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革命派提倡剪辫的动机，与维新派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与维新派不同的地方，即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冠服徽识，是民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常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清朝强令汉族和其他民族剃发蓄辫，是满族统治集团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罪行之一，革命要唤起人们对这一罪行的仇恨，以便激发出更大的反满热情。因辫发而腾笑五洲的奇耻大辱，乃是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是反清革命的动因之一。于是，剪辫成为争取“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羁”的人们斗争的目标。革命者以此作为激发人民排满情绪，投入反清革命的有力手段。《黄帝魂》中刊载了《论辫发原由》一文，写道：“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注：张枬：《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
显然，时代虽然变化，但是作为民族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辫发问题，却贯穿了有清一朝。就像清初剃发是归附清朝的标志一样，清末剪辫与否，也常常成为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注：匪石：《野荻一夕话》，《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再版。）。革命党人视剪辫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而清王朝也竭力反对剪辫，剪辫者即为革命党之流。在1905年，当端方、戴鸿慈等出洋考察宪政官员回国“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此后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更是将剪发同革命谋反联系起来。发辫成了双方尖锐矛盾、斗争的集中的身体体现。不过，剪辫易服之潮流自1910年开始汹涌而来。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而在种种压力面前，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谕旨云：“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注：《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使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发布《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历数辫发为清罪状之一，并立即颁布禁止蓄辫文（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由于剪辫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对各阶层的要求有所差别。11月上旬，由都督府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近日剪发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实繁有徒。从初十日起，三日之内，由各长官调查，一律除去发辫；否则革除，听其自便。”又规定各机关职员蓄辫者没收证章；军队士兵不剪发辫者不发月饷。有几天还特设检查哨于各城门，蓄辫者不得出入（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对平民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认为“既于商民无碍，而限期在本年之内，尤非操切可比”（注：《内务部关于剪发不易服等奉批议复事申复黎都督文》，《湖北军政府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故一般商民仍多观望。直至1912年1月3日，乃制发国民执照，交保安总社转发各分社，劝令商民一律剪发，听者予执照一张，以免入城门时受军警盘诘，一方严令警士干涉，勒令剪去。为此，“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之发仍交还本人”（注：《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58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见，剪辫主要是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被推行。距“剃发令”266年，距“蓄发令”60年，又出现的这道影响深远的“剪辫令”，虽然仍很严厉，但没以死相挟，可响应者却较前两次为多。“未及三日，武汉之头颅一新，各属遂以不令而行矣。”（注：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册，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第69页。） 通过努力，在首义之区尽管不能断言辫发已肃清，但敢于明目张胆摇着辫子横行街市的人确实少多了。而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数千人集体剪掉发辫的壮观景象（注：《上海时报》，1911年12月17日。）。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资政院请，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由此可见，剪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并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重大进步。由维新变法时期的“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到革命派“华服剪辫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即是明证。可以说，这种势在必行的改变既是中国与世界外交礼仪从冲突到趋同的进步过程，又是中国半殖民地不断深化的屈辱过程，更是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浪潮冲击下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此外，随着革命和时代的变化发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剪辫运动由全国各地兴起而后推动京畿地区，京畿地区的民众推动清政府。这种由下而上的推进过程，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进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剪辫令所造成的流血牺牲远比剃发令和蓄发令要少得多，也反映民主共和时代政治上的进步性。
从横向来看，剪辫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反映。湖北新军的官兵在举起武昌起义义旗之前剪了辫子，以无辫为革命标志。章太炎不满于唐才常等人的勤王主张，就用“割辫与绝”的方式表示与改良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都以剪辫为革命的先行。康有为几次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同他在剪辫问题上的摇摆紧密相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请求皇帝率先断发易服，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起点（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袭来时，他成为了保皇党，反对革命。1912年，他给逊帝溥仪上书，追悔戊戌上书时说的话，表明当时想剪辫易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过五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暂时“寒流”，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竟想留发重梳辫子了。从剪辫到蓄辫，表现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一种转变。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处在辫子军保护的小朝廷中，蓄着不足六七寸的辫子，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守旧派。辫子的去留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由此可见辫发在清朝历史中深重的政治意味。
相对而言，民国初年留辫的人多为政治或思想保守者。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怀念与忠诚，他们甚至梦想清室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一时看不惯短发。遗老辜鸿铭觉得自己留的那条稀疏的花白头发编成的辫子仿佛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象征。还有的人已经把辫子当成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舍得剪掉。在浙江海宁乡下，“镇上茶馆里，就有五六个年轻朋友，专门乘人不备，代人剪辫，惹起许多口舌。有的人辫子被剪掉了，抱头痛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硬要剪辫子的人赔偿损失”（注：严谔声：《剪辫子》，《新民晚报》1961年10月11日。）。另有一些人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以夷变夏”，所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人怕皇帝再坐龙廷，会杀无辫的人，所以对剪辫和革命持观望的态度。
总体而言，由于辫发在有清一代蕴涵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因而对待剪辫的态度是衡量个人思想态度的外在标志。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辫发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就如多棱镜般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歧异和对立。然而无论如何，辛亥革命后人们毕竟获得了剪辫的自由，短发逐渐普及。在清末曾因辫子吃过苦头的鲁迅说，他之所以爱护共和制的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是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注：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55页。）。这句话本身除了对于剪辫的欢迎之外，也暗含着文化与政治上的意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和观点也会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评论”第二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页。）。辛亥革命的确使封建伦理道德及其派生出来的许多习俗、理念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观念进一步动摇，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新习尚得以更快传播。但这种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变化是不均衡的，受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宗法结构、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种种的差异性在剪辫运动中都得到了深刻反映。
“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注：《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如同清王朝的覆灭不是导致新王朝的建立，而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一样，发辫的肃清也不是重新束发于顶，而是短发的普及。辫发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一种文化记忆和一种政治符号，已然随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加强，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剪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身体领域的反映。剪辫运动同辛亥革命一样，受到世界变革潮流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结语
从清王朝前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辫发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清初剃发的历史曾说：“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个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之怪现象。”（注：[日]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而这一所谓“怪现象”正说明发式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满族统治者为确立自己统治权威的一种表现。清王朝一直奉行剃发政策，视百姓剃发为顺从其统治的象征，这就使得辫发与其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始终密切相关，成为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和移风易俗的冲突焦点。而辫子本身从“剃”到“蓄”再到“剪”的变化过程，也见证了整个清王朝的兴衰和中国逐渐迈向现代化的历程。如同发式的变化需要渐变的过程一样，这段历史也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一种新发式能否最终取代旧发式，也成了政治斗争能否成功的标志。
同一时期的人们对辫发的认识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局面，反映出社会心理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同样一条辫子也发生了态度上的转变，又体现了相异的文化和习俗由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古语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剧烈的社会转变总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恐惧和排斥，这是心理定势在发生作用。而这种转变能否最终完成，不仅取决于新事物对固有环境的适应程度，更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的发展状况和主导文化的开放、包容程度。而习俗和文化一旦确立为传统，就会有极强的传承性，并往往在下一次新旧交替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尽管也会表现出某种变异性。这些特性在辫发问题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对历史的回顾，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辫发，属于身体，更属于历史。辫发是关系统治权力、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习尚的大问题，是历史冲突的焦点，更是个人和社会发展轨迹的一份真实记录。
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有清一代发式问题所体现的是“权力”对于身体的规训和宰制。从剃发到蓄发、剪发，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史成为一部身体史。民族的风俗、文化理念以及政治权力，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并没有选择身体姿态的自由，而是必须受限于外在“权力”的摆布。与此同时，选择何种身体姿态，也就成为表达政治态度、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心态的身体符号。在这种身体文化中，贯穿清朝始终的辫发史，展示的是身体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塑造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