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上）
有关古代地图的研究，一般将注意力着重于地图和地图绘制的意义和科学史价值，如王庸《中国地图史纲》（注：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史》（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注：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科学出版社，1984年。）、曹宛如等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注：曹宛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明）、（清），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4年，1997年。） 等。 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其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注：（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内部）版。），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真正有关的是科学的制图学，并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此他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所作的论述自然着重于地图学科的科学发展历程和它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近年来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姜道章先生在讨论中国传统地图学时，在着重于地图绘制特征的同时，也关注形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和因素，并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注：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3期（1998），第262—272页。）。而李孝聪先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流散欧洲的中文古地图（注：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同样的工作，近期有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叶凯蒂先生从社会学角度精彩地剖析了近代上海地图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意义（注：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8—121页。）。此外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巨著《地图学史》，该书第二卷第二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用大量的篇幅，从政治、、宗教、语言、、文学、、地理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等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使用与宗教和战争的关系、地图管理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考据学与制图学、地图中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制图中的视觉艺术、地图体现的宇宙观、西方实测技术对中国制图学的影响等等。该卷还把中国古代地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地图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阐明地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注：朱竞梅：《清代北京城市地图研究的与思考》，载《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7—85页。此处引文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定的改动。由于该著笔者没有亲见，所以不能够做深入的评价。正文所言乃依据朱文提供的内容所做的推测。不当之处，文责自负。有关《地图学史》的出版和分卷情况参阅该文注释24，另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7卷第2期（1998年），第169—177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图学史研究的社会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
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中，李约瑟先生虽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于他的目标是比较中国古代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自然以主流的科学认识层次上的制图学作为论述的对象，因此在这一巨著里也还没有讨论大量的方志地图。国内有关地方志地图的论述主要关注于地图绘制自身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学意义的讨论，如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注：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74—382页。），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注：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第334—342页。），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注：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载《文献》2003年第3期，第267—284页。）等。国外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注重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上述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著作《地图学史》，在其第二卷第三部《东亚南亚传统制图学》即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 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同样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宠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他的这一视角虽然有助于从帝国整体的文化与权力建构的高度把握明代的方志插图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在试图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方面，主要局限在国家—文化—权力这一模式之内，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只是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和较多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认识，而且无意中概念化了文化的政治权力色彩。从国家、地方、权力与文化角度出发的社会史研究模式往往容易走入这一困境。
地图和图形作为一种地理陈述，与其他地理陈述形式如地理志、地方志、诗文等一样，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多样的主观意向所呈现的不同的地理知识。因为谁要想表述一个地区或者一种现象，就必须象艺术家一样在头脑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象：并且必须象艺术家有能力把他所看到的东西用手表现出来一样，地理学家也必须能够把思想上存在的图象用文字或者用画笔在地图上表述出来（注：（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3页。关于地理学中地理研究工作的表述形式，赫特纳在该书第五编“地图与图片”，第六编“文字表述”有十分详细经典的论述。）。这种地图形式的地理陈述，它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它作为一种陈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注：有关地图叙述与社会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1—113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379页。）。它反映了绘图者、编绘者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地图陈述者的地理空间认知和空间意向的呈现（注：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0—144页。）。这些主观意向与意图往往集中体现在与地图编绘有关的陈述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这一侧面的把握，为进一步理解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新的思路。为此，以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为基础（凡现刊天一阁方志皆不再注明版本），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作一初步的个案分析。
一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的政治意向及其认识差异
明代十分重视地理志的编修。明太祖洪武三年、六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七年分别诏令天下纂修志书（注：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明成祖同样重视纂修地方志书。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注：万历《寿昌县志》卷首，万历十二年刻本。），永乐十六年再次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则（注：正德《莘县志》卷首。）。从明中央颁布的相关文献对修志的规定来看，永乐朝与洪武朝相比，对方志的纂修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永乐后相对忽视地图的绘制。洪武年间比较重视地图的绘制，如洪武六年明令各府州“绘上山川险易图”，洪武十一年亦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而永乐时似乎较少强调地图的绘制，如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十六则中尚有涉及，而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二十一则则已经不再规定绘制地方地图。可见地图的绘制在永乐朝的官方标准之内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点可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方志地图和明代地图学史。二，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化，即政治意志对地方的控制。这与明代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建构和推行的步伐是一致的。它具体地体现了国家、地方和权力的在文化上的互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与范德的《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都是试图揭示这一关系的具体研究案例，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揭示。
既然明代方志修撰凡例突出强调了方志的政治功能，那么当时的方志编撰者或方志地图的编绘者又是如何规定并解释地方志地图与政治功能的具体关系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陈述所规定的地方志舆图的图景果真都是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话语？这些我们只有到“他们”的陈述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对广阔的国家疆域的图绘，是政治大一统的形象体现。《大明一统志图叙》所精心构筑的便是这一主观意图权威而标准的官方陈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徵云。（注：《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
其次，地图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能够直观深刻地表现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这在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在明代方志的相关陈述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表达。如崇祯《吴县志》修志编例云：“志必有图，盖古人左图右史之为学尚矣。说者谓张华能记千门万户，武平一能记三桓七穆，皆图学得之。今山川险要城郭桥梁道路并有绘图，似可于几案间阅历四境。方今昔对比，南北多警，修炼储备谨慎。故形胜、城池、仓储、兵防诸类特加详核，而于图与说尤相为表里，考据无患不确。”又嘉靖《青州府志》凡例云：“诸莒图矣。图所何？严兵防也。颜神镇、塘头寨类也。图沂山何？表名镇也。”又李汛后序云：“自昔方舆有图有志，所以资政治也，非但备遣忘，广见闻……夫据形胜，饬兵防，以备四方之警，举可按图而知。然则志之系于治体不亦重且大哉。”从上述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陈述主要侧重于稳固王朝内部统治的军事目的，即对内的政治控制功能，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它与地方行政并行。
第三，地图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和巨大的信息承载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在有关地图的陈述中，陈述者正是依据地图的这种特性而赋予其更多的地方统治功能。方志中府、州、县地图的绘制具有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就是使地方官熟知其管辖区域的与地理形势。这些地图被看作是地方官的施政图。在明代的士大夫看来，欲有效地治理地方，必须习知地方的历史，其中包括地方政区的历史沿革。因为这是理解地方事物和政治渊源的基础。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是理想的政治时期周代所确立的统治准则，它是驾驭政务的首要工作。嘉靖《淄川县志》《图考》所作表述即秉承了这一旨趣：
图考者何，尚象也。盖志以记事，图以模形。志之所不能言者，不先之以图则罔以考方辨域。故《周礼·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用此道也。惟淄川旧属青齐，秦汉而下沿革非一，而封疆变更亦因之。兹据皇朝疆域及历代图经，证以诸家纪传，作为图考。俾阅之者披图则可以知一邑之概。图其可以已乎？政之首务莫斯为要。
对于地方政府官吏而言，周知地方地理形势、民情风俗与地方物产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以便按地施治。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即以此为重：
叙曰：地重夫志，志重夫图。神农白皋受书，圣禹括地成象，即小形大，可不出户庭因迩知遥，但取诸指掌。辨方经袤，兹务惟先。广平郡延抵二百里，袤抵百四十耳。然左接山东，右邻南河，要冲扼塞亦系咽喉矣。乃上稽乾文，下列坤势，中画民邦。俗俾狄之而星土昭，近之而城邑各，旁之而形势存。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受土界民，制联九县，于是乎图封域。
而嘉靖《归州全志》《图考》同样注重于地图对了解地方地理形势和民情风俗的作用：
马缓聚米为山谷，遂成服远之功。张贵画地作城池，卒定安邦之策。然轸盖辅轮之广，山川为之限隔，风气为之不通，而民生其间亦各异俗，不可以一人理而一日周也。君子之于列国，夫岂能一一预履其地。粤瞻归郡宁无纪耶。是用作图考志。
嘉靖《宁州志》之《舆地图》中的陈述认为舆地图的功能在了然地形物产之外，还在于理解其厚德载物的生民之道：
按《修水备考》首先舆地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亦《周礼》属司险之遗意欤。夫抟厚载物，地之道也，资生之功与乾为匹。是故治于人而食人，治人而食于人，皆惟其地以有生焉。此宁四境之治所以裕民也。
上述对地方志舆图的陈述，虽然都强调了地图有助于地方统治与治理的功能，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地理知识的传统和施政旨趣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就上述相关陈述而言，其地理知识的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周礼》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政治地理的空间认知。上引嘉靖《淄川县志》与嘉靖《宁州志》的相关陈述皆追述了《周礼》的传统。2、以《禹贡》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所属空间的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似可看作这一传统的表现。3、以历史实践为源流， 这是一种相对比较朴素的地理认知传统，其侧重点也在于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归州全志》以马缓张贵事功之典故为论述之凭证，即是以史为鉴这一传统资治思想和实践的表现。4、在上述陈述中，同时还反映了《易》的思想影响：所谓坤之道，乃厚德载物，有资生之功；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强调天、地、人的自然性。其施政旨趣大致的差异表现为：在勤政的基础上，或强调治民，注重形胜，以控制为上；或注重天、地、人的自然性，虽然也是为了便于更好的统治，但是带有一定的富民思想。这些施政思想虽然并不与各自所陈述的知识传统绝然相关，但是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二者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关联的。
以上有关方志地图的陈述还只是笼统地表达地图所具有的统治功效，在明代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关方志地图所具有的具体政治功能的陈述，并且对地方志中不同类型的地图赋予其各自相应的政治功能和用途，使其理论显得系统而完善。嘉靖《太仓州志》（崇祯刻本）之《图考》就全面、详细地陈述了志中所绘各图的原因和各图应有的政治作用，堪为代表：
或问于寅（按：该志篡修张寅）曰：子为太仓志而冠以六图者其义何（邑）（耶）？寅曰：夫图也者志之纲也，政之方也。是故先之以州境者，则南襟娄江，北带茆蒲，沧溟缭其东，工峰枕其西，地里至到，幅员延袤，山川险易之（处），（封）疆扼塞之故，皆可经略之矣。先王封遂之职，（守）（国）之制，斯其义也。次之以州城者，则雉堞相望，启（闭）从时，公署诸司，兵农杂处。建制虽出于僭伪，保（守）永赖于承平。关隘以扼其（），坼冲以御其侮，（亦）（海）滨之巨防矣。王公设险守国，以逸待劳，（斯）（其）（义）（也）。次之以州治者，则都图之割据，丘圩之分列，贡赋转输，川陆所至，村社连络，鸡犬相闻，风气之淳厌，民情之勤惰，皆可鼓动之矣。古者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沟洫，卢中有伍之类，斯其义也。次之以昆山、常熟、嘉定分界者，则远近之相距，多寡之相扼，蜿蜒之相形，犬牙之相制，豪强不得以兼并，贪暴不得以多取，逋逃不得以遁匿，追捕不得以侵扰，慎其疆埸之事，严为瓯脱之防，则先王建邦启土，疆理天下，此其大端也。是故以率民物，以同（民）利，政教施为之（所），道化转移之机，有不疾而速之神，有不行而至之妙。知者观其图而玩其义，则思过半矣。是图也，其有裨于政也夫！作图考。
然而无论是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还是了解地方民情风俗，以地生民，其表达的都是按图施治的主观意向，其陈述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努力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吏。
第四，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者认为，地图的编绘不仅有利于直接的地方统治这一有形政治活动，而且在无形的意识形态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首《如皋县志图志》云（注：此处篇题为笔者据文所加，这段文字附于原志舆图后，无文题。）：
作《周易》者必冠之先天，而作《易通》者亦首之以太极，是书之贵有图也，尚矣。皋诚小邑，要亦有江山之秀丽，而江海之茫洋载在斯乘也。苟不图之于编首其何使人开卷而了然耶。然非直以江海为观美已也。按县治图者可以使治民不入郑侠安上门图，按学校图者可以使校士多入仲淹百官图矣。则是图也，宁不其所阙者大乎噫。此萧相国所以不取金帛而必收图籍也。志如皋县志图。
这段序文认为，地方志中的舆图不仅可以使人开卷有益，了解地方自然景观之美，其重要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县治图可以达到使人安分守己的风教效果，而学校图（儒学）则可以达到引导士风的作用。当然这只是明代士人对地图风教作用的一种陈述。“他们”对于地图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有着一定的差异。
就政治教化的对象而言，上引《如皋县志图志》表达的是对治民、生徒的政治风教意向。一定程度上把普通百姓和学校儒生看作陈述的阅读对象。这种陈述在明代方志中虽然并不多见，尤其是把“治民”，即老百姓看作其陈述的阅读对象更为少见，不论其具体的实效，单就其陈述的意图来说，所表明的已经是一种不同的意识取向，值得我们体会。而嘉靖《漳平县志》卷首《漳平县图说》则陈述了通过地方舆图来启迪地方父母官仁爱勤政思想的主观意图。该文的作者用问答的表达形式来突出这一主题：
或曰：敢问所以刻图者如何？余曰：孔子之重民，则于负版者而必式之。子朱子谓君子之于禽兽，施恩于见闻所及，则是图也，非吾民之所寓止者乎，非鸟兽草木之所附丽者乎？故阅是图者不独知固城池，谨山隘，熟邑之形胜而已。盖举目而漳之民物莫不悉于是具焉，则其仁爱之心岂不油然生乎。推而至于人民，育鸟兽若草木裕。实此图启之也。君子曰图方寸而得一邑之故为智，究图而使漳之民物各得其所为仁。仁、智县而治道毕矣。图信不可以不刻。
第五，明代方志编绘者往往从地方政治的角度规定地方舆图编绘的图幅和次序，并对这种主观意向作了相应的陈述。明代方志中编绘的舆图数量和各种舆图在方志中的位置并没有固定的和统一的标准。就现存明代方志的舆图数量而言，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据。依据对明代方志阅读的感性认识，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明代地方志没有绘制舆图。而在编绘舆图的方志中，其数量的差异相当大：从一、二幅到数十幅不等，甚至有多至百余幅者。但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县志的舆图数量有相当一部分是按一定的程式编绘的，主要包括县境（疆域）、县治（县城）、官署、儒学这几类图，有些还包括地方景致图（一般是八景）。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模式不仅表现在舆图的图幅数量和类型上，而且还表现在舆图所具体表述的内容和图例上。对于后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LFan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所表达的主观意图并不止此。这种千篇一律的地方舆图，给我们的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志地图编绘只是应景之作，它所体现的似乎是地方政治的因循守旧与敷衍了事。这些近乎一致的方志地图编绘体例所暗示的是一种有关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陈述契约。但是我们在看到明代方志编撰者们对舆图编绘的图幅数量和次序的认识的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同时，更要看到“他们”的陈述在具体的观点和理解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如果说其内在的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更多的是“我们”的阅读的话，那么对于其差异的关注，则更多的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