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下）
一部方志需要多少舆图才能够达到其相应的目的，不同的方志作了不同的陈述。嘉靖《太平县志》（注：嘉靖《太平县志》，卷首《太平县志图》。） 认为有县境和县治两图便可。嘉靖《吴邑志》（注：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 认为需要疆域、城郭、官署、儒学四图。嘉靖《仪封县志》（注：嘉靖《仪封县志》，图考。） 也认为应该有县境、县城、县治、县学四图。而嘉靖《威县志》（注：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 认为需要星象、县境、县治、县城、儒学、书院六幅。无论对舆图图幅的陈述在数量上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其陈述的核心在于疆域、城池、官署和儒学，其陈述意图都是为了突出图的政治功能，然而各种陈述对不同舆图政治功用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显然也不会一致。
如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认为：
按《周礼》九州之图掌于夏官，此后世图经所由出也。志纪事而先以图，义亦如此。图分星象，天文也。图县境，比地理也。仰观俯察，事从出也。图县治而别为城图，事从理也，笃近以举远也。图儒学，重育贤也。图书院，寄正道也。贤才自出之关，事从以叙焉者也。六图县而志之事概可考矣。故详为图，列之左方。
而嘉靖《仪封县志》《图考》则认为：
二气末剖，万品亡形。亡形亡象，害图害名。形象既立，图数始存。龙马负之以出，伏羲则之而画。凡得名必得象。仿舆图志图考志曰：县必有境，匪图无以观广轮。县必有城，匪图无以观向背。县必有治，匪图无以观其政。县必有学，匪图无以观其教。绘图于册，展卷而视，不问不步，举在目中。
而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又有差异：
始得王吴二先生所作《姑苏志》，继得杨南岸先生所作《吴邑志》。而杨志则专于吴邑者也。惜其词例颇善而有书无图。夫疆域旷狭，道里延袤，非图莫见也。乃请助于太学吴君补作疆域及城图。二以有官必有署，署所以临民而出政者也；有邑必有学，学者联之师儒，使业有定所者也，亦不可无图。是故四图既具而各为之说焉。说者所以尽图之蕴也。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观城郭则金池闾阖可识矣；观治署与学知有以绎之。则吏可循而士可贤矣。然则图其可以已乎？说其果皆迂言妄说乎？
上面这几段引文所包含的县级地方志舆图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都有县境图，县治图，县城图，儒学图，而对这四种类型舆图作用的陈述却有着一些差异：以县境图为例，嘉靖《威县志》从传统地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所以然之理，而嘉靖《仪封县志》则只是表达了反映其管辖区域地理范围大小的意图，嘉靖《吴邑志》则更为特别，认为县境图（疆域）反映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的呈现，尤其要呈现具有美学观赏价值的地理景观。撇开各自所绘地图精粗不论，我们从这些对地图的陈述出发的话，可以发现上述三者的陈述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和价值取向。一种是古代早期地理知识兴起的传统，是对现象的直接的体察和认知，并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一种是相对较为笼统的，被简化了的，日常化的地理空间知识，并不追求准确，精致的空间和地理认知，只是要获得一种大致的地理空间形象和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有点“懒惰”的知识。一种是有着一定“新”义的知识兴趣，即更多地强调反映地理景观真实的自身，尤其是突出地理景观的美学价值。这一知识兴趣和价值取向虽然并不是始自明代，它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也有着比较悠远的传统，但是在明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顶峰。它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泛政治化和权力化的樊篱，但是它已经开始缓慢地出具有“新”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产生“知识型”变革的兴趣的汇聚。
从上述引文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方志在陈述有关地方舆图编绘意图时除围绕着政治和权力表述以外，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方志地图编撰意向中所流露的丰富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深入全面地阅读、理解明代方志舆图的兴趣和警惕所在。下文对这种丰富性作一初步的呈现。
二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中值得重视的其他意向
首先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的是，有部分明代方志舆图的编绘陈述注重于表达让舆图描绘区域自然地理的真实和优美的风景名胜。如崇祯《吴县志》舆图即注重于区域自然地理的图绘，而且经过比较认真的野外测量和勘测。据该志卷首郑敷教《重修吴县志序》云：“绘图书策，使浏览斯篇者收百里于几席，则布衣徐霖度量地势，绕山涉水之力亦末可泯也。”又知县牛若鳞所作的序中记载该志纂修经过时说：“纂修经始于崇祯辛已孟春之溯，脱稿善本于壬午仲春之望，周一岁逾四十有五日，寒暑昼夜无间。编摩摹写各图则辛已孟夏月溯出郭，绕境涉湖，舟中吮墨，再扃户，凡两阅月五易楮始成。布衣徐霖竭心目之力多焉。”由此：（1）该舆图的绘制首先作了实地勘察，前后经历整整两个月。（2）在实地调查中，对局部地区进行了测量，并随即绘制了草图。（3）野外工作后，又经过室内清绘，且五易其稿才最后成图。（4）野外勘察与实际绘图主要由徐霖主持操作。这表明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是在野外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绘制草图，最后经过室内清绘成图。其舆图的成图过程已经和实测地图的绘制相近。这在明代方志中是难得的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地理研究价值。
这种追求真实形象地反映区域地理景观的意图，在当时并非孤悬。如嘉靖《江阴县志》之《凡例》即云：“志有图有表，图仿唐十道，著山川境土城廓厢舍。”而嘉靖《太康县志》《图叙》更为明确：“人物户赋类非言无以尽其详，惟言已记之，无事于绘状。若夫集店之坐落，疆域之界限，山川城池之巍睿，至于景致之物色，非图无足以见其真。故以列于志，复绘图于其首。邑境总绘一图，后分绘诸图。先之以城池街巷坛掸一图，次以县治学校二图，行司二图，府馆置邮二图，又次以景观八图。俾阅志者一邑之规模指掌（/）（/）于斯矣。”
明代方志舆图注重地方风景名胜并不仅仅表现在所谓的地方八景或十景的陈述和图绘上，而且直接表现在舆图编绘者的主观陈述中。如《天启平湖县志》卷首《平湖县志图引》即云：“志有经必有图。吾湖介三山九水之间，坦远疏秀视他邑尤胜，善画者莫能图。顾使拙笔为之，山川有灵，不且笑我唐突乎。用是不敢以己意点缀。聊于历览之余，略纪其梗概如此。姚瑞桢识。”依据该志舆图绘制者姚瑞桢的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可以发现他绘图的目的并不在于体现地方政治、权力、治理与教化，而是试图突出表现地方上秀美的自然景观，而且他的图绘是建立在“历览”的基础上的，与上述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有着同样的实地考察的基础和追求真实的意识取向。显然它与一般方志中程式化的八景图十景图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强烈的自然地理景观意识，虽然与他自身的乡土感和士绅审美意向以及晚明士风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地方图绘去政治化的认识对于弥漫着浓郁的政治意图的明代方志舆图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冲决。这种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泛政治化社会的冲决。这种意识在明代方志舆图中的表现并非孤例。上引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即云“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已经潜在地表露了这一意识。
其次，地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反映地理景观的变迁。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当下的地图来记载地理变迁，也可以通过绘制历史地图来反映地理变迁。在明代方志中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和城市地理变迁的情况比较多见。
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一般认为裴秀《禹贡地域图》可能是最早的历史地图集，但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则是北宋时税安礼所编之《历代地理指掌图》，图的质量虽然较差，但是对此后的历史考证地图集的编制有着较大的影响（注：前揭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1984年，第204页；《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292页；唐锡仁、杨文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明代，利用历史地图集编纂自己所需的地图，在方志舆图的编纂中得到表现。正德《颍州志》（注：刘节纂修，（正德）《颍州志》。） 凡例“引用”下列有《二十一史》，《一统志》《中都志》以外，还列有《历代舆地图》，这表明该志地图的编绘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对当时有关历史地图研究成果的利用。该志现刊天一阁本已无舆图，无从考见其详情。但明代方志卷首所列地图往往有称“古今图”“图考”者，亦可为之旁证。有些方志卷首列的地图篇幅较多，其地图包含古今，可视为该地的历史地图集。如嘉靖《惟扬志》（注：朱怀干修，盛仪纂，（嘉靖）《惟扬志》。）、隆庆《仪真志》（注：申嘉瑞修，李文纂，（隆庆）《仪真志》。）。嘉靖《惟扬志》卷一《古今图》后的“图说”对此有明确的陈述：“益地括地圣德肇图，司徒司空周官载籍。汉收秦藏而知扼塞，魏据县志以决纷争。唐列国要国照之名，宋存方域方物之曲。远概全物之旧迹，近睹宝佑之遗编。扬州代起夏商，仪真朝自南北。宋之府域，虽悉推之，州县犹远。因列绘于篇端，用存羊于既往。扬子虽废，一迹尚留；海门屡坍，三迁互见。考今古而县参，庶展阅之了然。岂曰沈括图草之成适符兴国闰年之贡云尔。”
这一类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其辖区同属今安徽境内的嘉靖《宁国府志》（注：李默纂，（嘉靖）《宁国府志》。） 与嘉靖《池州府志》（注：王崇纂修，（嘉靖）《池州府志》。）。两志所列舆图皆起于秦终于明。嘉靖《宁国府志》卷一《郡地图》列明以前地图七幅：秦鄣郡县图、汉丹阳郡县图、晋宣城郡县图、隋宣城郡县图、唐宣州县图、宋宁国府县图、元宁国路县图。嘉靖《池州府志》卷首列明以前地图共六幅：秦鄣郡图、汉丹阳郡图、隋宣城郡图、唐朝始立池州图、宋池州图、元池州路总管府图。比较两志，其中秦汉图幅的地物描绘与图注说明基本相似，而隋唐宋元各图则随政区变迁而依次变化，两志所图内容也因政区所辖不同而大异。然依据其秦汉两图，我们似可推测两志在编辑方志地图时所的历史地图资料是相同的，或属于同一历史地图系统。
第三，为了记载当时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景观变迁。嘉靖《建阳县志》凡例云：“建阳县之图仍旧，不必更画。但廓图如儒学，昔在廓内，今迁溪之东北，扣水寺今改为西察院，水陆寺今改为公馆，故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若儒学书坊，亦宋儒经履之区，故特附云。”由此可知该志编者对区域内重要人文地理景观的变迁较为敏感，希望在舆图的编绘中能够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云“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求真的态度，为的是能够达到反映具体的人文地理景观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便于后人考古。
而嘉靖《萧山县志》对儒学的图绘还有另一层意图。该志《儒学图》后有文云：“衙门基地无不方正者，而儒学不然，以法令无施而人易欺侵也。萧山儒学基地见侵于民者颇多。嘉靖三十二年，察院陈公尝经断之参，而竟末复旧，事属相沿，法难尽执尔。侵者既已坐罪，复令有司筑墙以界限之。夫民之所以能侵学地者，乘墙之倾垣也。使时加修葺岿然不变，欺侵其永绝矣乎。时移势改之后，或恐前弊复生，爰书此以告后之尹萧山者。岘山魏堂识。”从这一陈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该图编绘者对于儒学遭受欺侵命运的哀怨与爱莫能助的无奈，希望能够通过图绘和图说来达到记载其具体的空间位置，并引起地方官吏的重视，从而使它的生存空间能够在得到维护。（这里所言儒学基地受到侵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官学地位的变化，即由明初之盛到中后期日趋无足轻重）
第四，地域的简单区别。如嘉靖《袁州府志》严崇《重修袁州府志序》所言：“是故首之图，境土别矣。”嘉靖《福宁州志》目录通叙云：“是故按迹以图，先其概也，故冠诸篇。”正德《云南志》《修志义例》云：“志首总图以著各府州县方位，各府及直隶州司并军民卫司又各图以别之。”上述陈述体现了比较简单的意图，就是给人一个直观的概念以区别反映辖区的空间概貌，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概略性的空间。
第五，传诸久远，便于后世考证。希望使区域内的地理景观，尤其是当时人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地理景观能够通过图绘的形式流传后世，这是当时人赋予地方志舆图的一个常见的功能。嘉靖《云阳县志》修志义例云：“志也者志也，谨识遗忘而用传永久者也。故经之以天，纪之以地，列之以人，三才备而事情著矣，事情著而道法行矣。是故首图绘而嗣以谱、城池、疆域、山川，形胜概备焉。”据此，图绘是和地方志中的其他内容来共同承担传诸久远的功能的，是一种符号形式的传承。与传诸久远相关或相类似的是便于后人考证。如上引嘉靖《建阳县志》所言“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便于稽考的意图之一是为了向后人展示当时之“盛”。这种盛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示地方统治的所谓政通人和。嘉靖《淄川县志》图后附论，便是此类陈述的一个例子。其文云：“诸方封域类有志，然多无图。士君子生于其时者皆得以观其盛，惟出于其后者莫得以究其详。故观《泰山记》可以考帝王巡狞之方，观阙里图可以识圣贤宫墙之类，此其选也。夫淄川在昔为国州为路，其变易之繁，分属之迹，不可得而图也。据今之为邑，而县境县治学校列为三图。山川流水城郭之分，公署学校之设，使旷世之下，可以知建置，可以示殊方，不必旁搜浩索，其欲观约以见博者，皆据图可考焉。”在此，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代方志中的相关陈述比较注重其便于考证的功能，其所言之考证与清儒所重之考据很为相似，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第六，便于浏览。地图作为地表形态的直观呈现，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可以让观者通过形象的图案和符号快速有效地掌握某一地区的概貌。这可以说是地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此，明代地方志中多有陈述。如嘉靖《天长县志》叙志之缘由云：“地舆志首疆域……县治学宫县城县境有图，便观览也。”嘉靖《邓州志》潘诞楠《邓州志自序》：“是故志之首图也，邦国之故，分合互呈以标大意，括繁辞，为郡县五图。”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图表：“志作而首图表何也？图以形之，图见而地舆可坐知也。”
第七，懒惰型，以之聊备一格。有些明代地方志对舆图的编绘并不重视，在方志中编绘舆图只不过是聊备一格，使体例相对完备而已。因此这类方志舆图的编绘就比较简单和粗略。如隆庆《赵州志》“赵州志图引”云： “右州县图疆里略备，其诸城邑之方位具在志中，已可考见。固无矣悉图也。今止录其封疆之界云。”而更为偷懒的是用绘工手中之旧本稍加编排便作为新图了。如万历《会稽县志》云：“右图凡五，聊以似邑治之概，亦多从绘工之旧本而稍次之耳。大而详于书者此不能尽画载，或细而略于书者此顾载之，亦不为一一琐较以务求其合也。”如此编绘的舆图很难起到真实反映地理景观的作用，比起没有编绘舆图的地方志并不高明多少。然而从上述方志的陈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动向，即在明代地方志的编撰中，至少从隆嘉万时期开始，地图的编绘作为地方志中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一思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方志编撰者的一种共识，基本改变了永乐以来的状况。
三 小结
通过上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地方志的编撰者和地方志舆图的编绘者对于地图编绘的态度和认识是丰富多彩的，是生动活泼的。在他们的陈述中，我们既可以发现某些共同之处，如相当数量的陈述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功能，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如对舆图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就各不相同。而更值得考察的是在此之外的差异，如对区域地理景观自身的关注。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重新呈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地得到从中所体现的当时人的地理知识的不同传统和一些虽然微弱但却是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萌芽的知识兴趣。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地观念与知识系统，同时表现出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义。这些还有待于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以及世界图景中做更为细致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