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诏、墨敕与唐五代的政务运行（下）
三 从墨敕斜封、墨敕除官到墨制授官
(一)中村裕一对“墨敕斜封”的再检讨
以往学界对墨敕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对“墨敕斜封”的认识，后来的一些学者凡是遇到墨敕、墨制，一律与墨敕斜封联系起来，(49) 中村裕一对此已经进行了很细致的检讨，驳正了传统观点的片面之处。(50) 他的基本观点是：开元以前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注拟，再上报皇帝批准，而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宗睿宗时期皇帝不通过宰相，直接以墨敕斜封的形式任命官员是对这项制度的破坏；尽管如此，墨敕还是必须“斜封付中书”执行，经由中书、门下发出正式告身，也就是说墨敕不等于告身，它是告身式的制、敕词部分，墨敕斜封并没有完全偏离三省颁诏程序。
(二)“墨敕除官”及其文书形态
中村裕一还考察了唐末“墨敕除官”的现象，认为这与唐初官员“便宜行事”、“便宜从事”不一样，与中宗朝的墨敕斜封也不一样，唐朝皇帝把官员的任命权力交给了藩镇，最终走向灭亡。(51) 在他之前，学者谢元鲁从地方决策权力膨胀的角度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了，(52) 俞鹿年完全承袭了谢元鲁的看法，但没有展开讨论。(53) 三位先生的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但如前所述，中村裕一的研究偏重于文书的具体形态，俞鹿年只是给出一个结论，二者都缺乏对墨敕除官的史考察。
在隋唐五代关于官员任命的史料中，我们会看到“承制”两个字。隋初尉迟迥与杨坚对峙，“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署官司”；(54) 唐初，皇甫无逸持节巡抚益州，“承制除授”；(55) 安史之乱中，李忠臣杀敌有功，“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忠臣为德州刺史”。(56) 显然，“承制”是承受制旨的简称，是承皇帝的旨意授官。这种承制除官的情况一般出现在非常时期，一旦中央政权稳固，必然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回。唐末五代时期，承制授官重新出现，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唐朝廷用人权的丧失。
广明元年(880)，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成都，次年二月九日下诏：诸州有功刺史及大将军等，如要劝奖者，从监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敕授讫，分析闻奏。(57) 僖宗寄希望于淮南节度使高骈，但高骈始终不出兵。三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58) 当时长安周围还有几万散兵，郑畋“承制招谕，诸镇将校皆萃岐阳。畋分财以结其心，与之盟誓，期匡王室”。(59) 这是唐末墨敕除官的开始，是非常时期下唐朝皇帝给予藩镇的特权，希望以官爵来激发藩镇及其将士的斗志。
崔致远曾为高骈写过一封上僖宗的《谢诏止行墨敕状》，包含了墨敕除官的许多重要信息，略引如下：
右。臣伏奉诏旨，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已两度降敕止绝，自今后，凡有要甄奖者，并于急递奏闻，不得更议承制者。……伏遇陛下远事宸游，虑防爵赏，遂降无私之泽，遍资诸道之权。不料人人而兢弄笔端，处处而皆夸墨敕……臣前年虽奉诏旨，未欲施行，却缘亲率军兵，远期征讨，此时久屯南浦，将泛西江，忽被镇海节度使周宝，欲感军情，潜施巧计，便以无功将吏，悉皆超授官荣。臣所领士卒既多，将校不少，彼安座者犹为甄奖，此远行者岂免怨嗟。迩口声传，从头愤激。臣若不依周宝，必恐事生，遂准诏书得行军赏，已曾一一具事由申奏讫。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敕旨，仰遵成命，静守常规，至于近日所招贼徒，只与往时先赐官告，曾无僭越，岂可隐藏。(60)
首先要确定这件状的写作年代。文中既有“去春”，又有“前年”，造成了年代上的混乱，以至于中村裕一对把时间定在中和二年(882)不敢肯定。(61) 其实“去春”是僖宗诏旨上的话，“前年”是崔致远代拟高骈的口气。文集中虽然没有署上文章的写作时间，但一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件状之后是《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钟传于中和二年五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高骈为之请节钺，七月诏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62)《谢除钟传充江西观察使状》是在接到任命钟传的诏书后写的，应该是在中和二年，则这件状的时间下限是中和二年。状上说“臣前年虽奉诏旨，意未欲施行”，根据上下文可以知道指的是“去春权降诏命，许诸道承制除官”事，这应该就是广明二年二月九日僖宗许藩镇墨敕除官的诏书；状上所说前年与周宝的冲突，发生在广明二年五月到九月间。(63) 据此推断，这件状的写作时间是中和二年。由此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承制除官也就是墨敕除官，即朝廷赋予藩镇任命属官的权利，藩镇除官前无须上报朝廷同意，等授官之后再报告，然后朝廷发给正式告身(有时可能是事先发给空白告身)；第二，各藩镇纷纷承制除官，滥授私恩，僖宗曾两次下敕收回权力，其中有一次是在中和元年(881)十一月一日，到中和二年第三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第三，接到十一月一日的诏书后，高骈还在除官，给予“往时先赐官告”。可见，朝廷虽然努力想把官员的任命权控制在手中，但形势和唐前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中央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唐朝廷想彻底消除墨敕除官的决心并不是很强。为了争取藩镇的支持，借用他们的力量，承制除官成为唐朝廷经常使用的一种办法。中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已经有敕旨禁止承制除官，但中和二年僖宗以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时，却“听王铎自辟将佐”(64)(《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作“许王铎以便宜从事”)。在这之后，王铎承制授予了不少官职。如孟方立，王铎“墨制假方立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65) 如沙陀李克用，王铎先是“以墨敕召李克用”，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又“承制授武皇雁门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66) 还有朱温、王敬武等人。(67) 天复中为了对抗朱全忠，昭宗“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68) 其他如李克用、王审知等，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69) 然而此时的唐朝廷已经是风雨飘摇，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不管是有没有朝廷的授权都在自行任命官吏，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70) 到光启元年(885)，藩镇“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以至史臣慨叹“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71)
关于墨敕除官的文书形态，中村裕一检索出了实物史料，(72) 但没有复原一般形式，也没有指出它与其他的授官有何区别。现根据他检索的实物史料，复原如下：
敕某藩镇 牒
某某
[右。可某官。]
牒。奉月日诏(敕)：云云(许行墨敕)。授某官。仍具[事]申奏，并牒如右(牒知者，牒举者)。故牒。
年月日 [牒]
藩镇具官 [某押]
这种文书式不同于制授和敕授告身式。首先是文书的起草与签署。中村裕一检索出的实物史料里，文书都是由藩镇的幕僚起草，由藩镇签署，与三省和中书门下毫无关系。其次，是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刘后滨把敕授告身份为发日敕和敕旨两种，结句是“可依前件”的告身是敕旨告身，是对奏状的批准；结句是“可某官”的应是发日敕，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旨意。(73) 参照这个标准，墨敕除官文书下发的责任人应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是藩镇。为了协调这个矛盾并且保证皇帝的权威，文书使用了“敕某藩镇”的词语，而且要“具[事]申奏”，这样即使是藩镇授官，也是因为皇帝赐予的权利，藩镇授官后必须上报朝廷。最后，文书的定性。中村裕一复原了敕牒文书的一般形式：(74)
某某之事
右。某奏，云云。
中书门下牒 某
牒。奉敕：云云(宜依，依奏，余依)。牒至准 敕。故牒。
年月日 牒
宰相具官姓名
比较墨敕除官文书与敕牒文书，会发现二者很相近。上引天复年间的材料中，昭宗给予杨行密的任官权利是“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可见墨敕除官文书也是一种牒。因为墨敕除官不是通过三省程序进行的，所以不能用敕书形式；但藩镇是承制而授官，因此文书中又有皇帝的制敕。据此，墨敕除官文书是一定条件下敕和牒的特殊糅合。
(三)五代的“墨制”授官
中央和藩镇共享官员的任命权后，“墨制”、“承制”就成为除官的一个专有词语了，迄五代不改。当天祐四年(907)朱全忠代唐自立，建立起后梁政权时，“墨制”、“承制”的使用就更具有政治意味了。几处割据势力如蜀王王建、吴王杨行密杨渥父子、秦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等都不承认后梁政权，还在使用唐天祐年号，如岑仲勉所论：“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75) 唐朝已灭，自己还没有称帝，又不愿臣服于后梁，那么管内的官员任命该以什么名义？这几处的割据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墨制”。所谓墨制，孟知祥在向后唐明宗的上表中有一个解释：“亦自朝廷之成命，委藩翰以奉宣，凡有施行，后当闻奏”，(76) 可见，墨制与承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墨制在文体上更为庄重正式一些。
五代割据北方，自命为正朔，新朝一旦建立，就止行墨制、承制，期以将官员任命权收归中央。而南方各种割据势力，表面上奉事北方诸政权，在官员任命上依旧自行承制拜授。朱全忠建立后梁时，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战争持续不断，李氏父子既不承认后梁的统治，乃自行墨制授官。等到后唐建立，李存勖父子也开始整顿铨选。同光二年(924)三月，中书门下奏：
纠辖之任，时谓外台，宰字之官，古称列爵，如非朝命，是废国章。近日诸道多是各列官御，便指州县，请朝廷之正授，树藩镇之私恩，颇乱规程，宜加条制。自今后，大镇节度使管参(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参(三)州已下者，许管内官二人，仍须有课绩尤异方得上闻。(77)
长兴元年(930)五月又下制勘覆各种授官文书，重新确认资格。(78) 但这种努力却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多数出身行伍，通过武力上台，他们虽然时刻防范自己辖境内的方镇坐大，甚至不惜以武力清洗，但还是阻止不了雄藩骄帅的出现。(79) 方镇一旦坐大，他们也会要求墨制的权力，“墨制除官已经成为部分方镇军阀——节度使取代皇帝行使除授官吏权力的手段，这就意味着执行墨制除官的节度使已经与众不同了”，(80) 最典型的便是孟知祥的例子。
孟知祥原是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李存勖灭前蜀后以之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李存勖死后，他扩充军队至七万多，不向后唐输赋税，又灭董璋，兼有两川之地，部下遂请知祥称王，“以墨制行事”。(81) 此时后唐明宗在位，孟知祥上表请“部内刺史令录官员，乞许行墨制”，(82) 明宗一味姑息，封他为蜀王，诏许墨制：“自今已后，剑南诸道应节度使刺史并州县官军府文武将吏等，或升或降，贤愚或黜陟功过，一切委卿，遂使选择差署施行讫奏，朝廷更不除人。”(83) 这样，孟知祥在两川的地位得到巩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后唐对其无可奈何。等到明宗去世，孟知祥很快就自立为帝，建立后蜀政权。
由孟知祥的例子不难看出，墨制在五代十国之所以不能禁止，在于分裂格局下，所谓的“朝廷”权威不振，只能与方镇共同分享着对官员的任命权，既没有力量彻底解除方镇的权力，也不可能消除方镇、重建朝廷的权威。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权威出现之前，墨制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一种过渡。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确认，墨诏、墨敕是“王言之制”以外的一类王言，(84) 它的特性包括四方面。第一，发布者只能是皇帝，墨敕除官的文书虽然实质上是由藩镇下发，但名义上仍然是皇帝。第二，不经过三省的颁诏程序，由禁中直接发出。墨敕在门阙制度中虽然也要经过中书、门下，但那并不是执行颁诏程序，而是中书、门下在执行墨敕的旨意。第三，形式多样，非常灵活。墨诏、墨敕是一类没有纳入程式化的文书形态，除了墨敕除官有固定的文书形式外，其他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借用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发日敕、敕旨等的文书形式，只是在日期之后省去官员的签署。第四，具有同“王言之制”相同的效力和权威。今人常常引用贞元三年(787)陆贽的上疏来质疑墨诏、墨敕的合法性：“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85) 按照陆贽的说法，似乎唐代的律令早有规定，墨制所出者非正式诏令，有司“不须承受”。但这是一份被李肇指为“征据错谬”的奏疏，已有学者指出了陆贽上疏的背景是他与吴通玄兄弟的政争，意在通过撤销翰林学士之职而使吴氏兄弟和德宗疏远，(86) 这就降低了奏疏所引“令式及国朝典故”的可靠性，至多可以说明有司有权对墨诏、墨敕表示怀疑，这一点在门阙制度中已有反映，在敦煌文书里也可以找到例子：(87)
S. 2703V/1《唐天宝八载(749)十二月敦煌郡典王隐牒为分付合郡应遣上使文解总玖道事》
4 一牒上中书门下为勘修功德使 墨敕并驿家事(88) S. 2703V/3《敦煌郡典王隐为诸司上使封牒事目事牒(天宝年间)》
9 二上和籴使李侍御为任使 墨敕牌券事(89)
由于材料所包含的信息有限，笔者只能作出一些推测性的解释。第一条材料里，“勘”为动词，是覆核确认的意思，整句可以推测是敦煌郡给中书门下上牒，勘验修功德使所带的墨敕。同理，第二条材料可能也是向和籴使李侍御核实任使携带的墨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除门阙制度、墨敕斜封和墨制除官外，唐五代史料中明确提到墨诏、墨敕的有83处(不包括重复)，只有上述3处对其产生怀疑，其他未见有拒绝执行的情形出现。
通过对83处史料的统计，笔者发现，出现在玄宗以前的有21处，玄宗至敬宗有59处，文宗以后仅3处，这样的时间分布体现了唐五代政务运行的变化。
开元以前，墨诏、墨敕主要用于对臣下的慰问、赞扬，有时担当“密旨”的角色。开元时期国家政务急剧增多，三省体制下宣署申覆的繁琐程序严重影响了效率，为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中书门下体制逐渐建立，(90) 同时，为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皇帝旨意以政令形式颁布下达，玄宗擢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书。(91) 正是在这个时期，墨诏、墨敕的使用开始频繁，而且应用的范围扩展到一般性的政务，如召集学士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批答臣下推让官职的表状，重定南郊星辰位次等。肃、代以后至敬宗，墨诏、墨敕的使用呈现一个高峰状态，大量用于对臣子的赏赐、慰劳及表状的批答，一些重要的信息绕开中书门下传递，这种非程式化的政务运行引起宰相的担忧，以至于李吉甫向宪宗建议“军国大事以宝书易墨诏”，(92) 其目的就是要把政务运行重新纳入程式化的轨道。可见，墨诏、墨敕实际上成为中枢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务运行的另一条途径。在这种方式下，皇帝直接决断，根本不须经过中书门下；或者让翰林学士代为批答后，直接由宦官或地方的进奏院甚至使者把旨意传达下去，更为迅速快捷。而且，皇帝借此可以向臣子表示“私恩”，如前引给刘禹锡的手诏后批云“朕自书”，显然是给予刘禹锡的特别恩惠。刘后滨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央的政务裁决是分层次的，“分别由皇帝亲自决断、由宰相和相关官员进行审议批复并报皇帝批准以及由宰相直接裁决”，中书门下体制下，大量重要的人事任免都出自皇帝的旨意，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93) 墨诏、墨敕的大量使用正因应了这一论断。
墨诏、墨敕作为一种政务运行途径在文宗以后迅速衰落，个中原因尚待考察。但它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唐末五代的舞台上，方镇对于墨制除官权的褫夺正说明了它在上的特殊地位。墨制的发布一向由皇帝掌握，昭示的是帝王的权威，所谓“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当方镇掌握了墨制授官的权力，尽管表面上还要以“准诏行墨敕授某官”的形式来表示对皇帝权威的认可，其实是借助于墨制、墨敕把皇帝的权威加在自己头上，取得“代天子立言”的神圣光环，为自己的割据寻找合法性，这实则更凸现了帝王权威在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作者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导师郝春文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刘后滨先生多次讨论，郝师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参见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绪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国内学者主要研究成果有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祁德贵：《论唐代给事中的主要职掌》，《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后滨：《从敕牒的特性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唐研究》第6卷，2000年；《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刘后滨的系列成果现以专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③李林甫等：《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王言之制”有七：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3页)
④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该书的修订本以《隋唐王言の研究》为名出版，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
⑤笔者此处借用了胡三省的解释：“墨敕出于禁中，不由中书门下”。见《资治通鉴》卷208，唐纪，中宗神龙元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89页。
⑥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2章第5节，第3章第8节，第5章附节Ⅷ。
⑦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第53页。
⑧《魏书》卷111《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6页。
⑨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696—698页。
⑩《宋书》卷63《王昙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9页。
(11)《宋书》卷83《谢庄传》，第2176页。
(12)《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4页。
(13)《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2页；《唐会要》卷71《十二卫·左右监门卫》，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85页；《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00页。
(14)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7《卫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93—594页。
(15)《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第1200页。
(16)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697—698页。
(17)《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启闭之节，奉出纳管钥。若非其时而有命启闭，则诣閤覆奏。”第1846页。
(18)《旧唐书》卷77《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第2690页，中村裕一的标点有误，本文径改。该奏疏又见《唐会要》卷4《储君·杂录》，第45页；《全唐文》卷234《请定宣召太子仪注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3页下。
(19)《唐六典》卷25《诸卫府》，“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将军”条，第643页。《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903页)和《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四上》(第1289页)的记载大致相同。
(20)《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30页。
(21)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95《异僧九·洪昉禅师》引《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635页。
(22)赞宁：《宋高僧传》卷24《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午，第623页。
(23)《全唐文》卷694《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第7126页下—7127页上。
(24)《宋高僧传》卷10《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第225页。
(25)《宋高僧传》卷12《唐缙云连云院有缘传》，第285页。
(26)《太平广记》卷208《书三·购兰亭序》引《法书要录》，第1590页。
(27)《新唐书》卷117《裴炎附裴伷先传》，第4249—4250页。
(28)《全唐文》卷277张敬忠《准敕勘复蜀州青城山常道观奏》，第2812页。
(29)分见《全唐文》卷246，第2492页下—2493页上；卷511，第5193页下；卷273，第2770页；卷541，第5493页下。
(30)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52—361页。
(31)张说：《张说之文集》卷15，四部丛刊本，第4页。
(32)分见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15、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1、403—440页。
(33)张九龄：《曲江张先生文集》卷14，四部丛刊本，第11a页。
(34)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89—97、148—155、263—270页。
(35)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25—333页；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第277—284页；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26—327页。
(36)《刘禹锡集笺证》卷11，第287页。
(37)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洪遵编：《翰苑群书》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第595册，第357页。
(38)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701—702页。
(39)圆照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37页下。
(40)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30—331页。
(41)佚名编：《寺沙门玄奘上表记·请太宗文皇帝作经序并题经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18页下—819页上。
(42)《寺沙门玄奘上表记·皇帝报玄奘法师请入嵩岳表敕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826页上。
(43)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707—709页。
(44)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页。
(4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页。
(46)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107、129、134页。
(47)雷闻：《从S. 11287看唐代论事敕书的成立过程》，第328、330—331页。
(48)分见《表制集》，第829页中—下、830页上、838页上。
(49)如清代钱大昕在给乙速孤行俨碑所作的跋里就说：“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中宗之世，政出多门，后宫贵戚，墨敕斜封，凡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大都以贿得之。(乙速孤)行俨殆亦以贿进欤。”(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6《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6卷，祝竹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清代袁枚也说：“墨制者，即斜封墨敕之谓，盖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见袁枚：《随园随笔》卷5《金石类·墨制授官碑文不讳》，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赵新德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50)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54—355、692—696页。
(51)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38—945页。
(52)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22—124页。该书是作者1987年的博士论文，出版时没有修改。
(53)白钢主编、俞鹿年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5卷《隋唐五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54)《全唐文》卷395《周太师蜀国公尉迟公祠庙碑》，第4027页上。
(55)《旧唐书》卷62《皇甫无逸传》，第2385页。
(56)《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第3940页。
(57)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13《行墨敕授散骑常侍牒词》，四部丛刊本，第67页。案：《资治通鉴》将该诏书系于中和元年正月(第8246页)有误，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3页。
(58)《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元年正月丁丑条，第8247页。
(59)《旧唐书》卷178《郑畋传》，第4634页。《旧唐书》此处系年月有误，从《资治通鉴》。
(60)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3《谢诏止行墨敕状》，第16页。
(61)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0页。
(62)《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五月、七月条，第8269、8272页。
(63)《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元年五月、八月条，第8251、8257—8258页。案：该年七月改元中和。
(64)《资治通鉴》卷254，唐纪，僖宗中和二年正月辛亥条，第8262页。
(65)《新唐书》卷187《孟方立传》，第5448页。
(66)分见《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十月条，第8277页；中和三年正月己巳条，第8287页；《旧五代史》卷25《唐书·武皇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7页。
(67)分见《资治通鉴》卷255，唐纪，僖宗中和二年九月条，第8274页；《旧唐书》卷187《王敬武传》，第5445页。
(68)《资治通鉴》卷263，唐纪，昭宗天复二年三月条，第8573页。
(69)分见《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太祖开平二年五月条，第8696页；《新唐书》卷190《王潮传》，第5492页。
(70)《全唐诗》卷705《寓题》，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115页。
(71)《旧唐书》卷19下《僖宗本纪》，第720页。关于广明以后藩镇的跋扈情况，可参看日野开三郎：《支那中世纪の军阀》第5章第二部分的论述，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1卷《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东京：三一书房，1980年，第156—163页。
(72)参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941—945页。
(73)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34—336页。
(74)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513、529页。
(75)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0年，第453页。
(76)《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38页下。
(77)《宋本册府元龟》卷632《铨选部·条制第四》，第2042页上。
(78)《宋本册府元龟》卷633《铨选部·条制第五》，第2048页下。
(79)关于五代军阀的情况，可参看日野开三郎：《五代史概说》第4章，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2卷《五代史の基调》，第311—359页。
(80)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页。
(81)以上见《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7—802页。
(82)《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7页上。
(83)《宋本册府元龟》卷178《帝王部·姑息第二》，第439页上。
(84)刘后滨认为，“所谓‘王言之制’，是关于唐前期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处理国家政务文书的概括说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书形式，见氏撰：《隋与唐前期的中书省》，《盛唐政治制度研究》，第164页；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把王言分为四类：王言之制、临时的王言、私的王言和惯用的王言，墨诏和墨敕属于最后一类。
(85)李肇：《翰林志》，洪遵编：《翰苑群书》卷1，四库全书本，第595册，第298页下。
(86)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87)2003年秋，笔者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敦煌吐鲁番文书研读”课时，承荣新江教授提醒注意这两件文书中的墨敕问题，在此特致谢意。
(88)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释文见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社会の外貌》，《讲座敦煌》第3卷《敦煌の社会》，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89)图版见《英藏敦煌社会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册，第203页；释文见唐耕藕主编：《敦煌社会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77—478页。
(90)“中书门下体制”是刘后滨提出的概念，简要的介绍请参看《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导论》，第1—62页；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66—72页。
(91)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11—16页；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第19—22、198—200页。
(92)《新唐书》卷146《李吉甫》，第4739页。
(93)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第353—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