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下)
三、美国的接收与归还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美军的占领部队在8月下旬开始登陆日本本土，9月中旬，美军正式进驻东京。这时距离日本投降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与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在宣布投降后，拥有充分的时间，自行首先处理销毁战争罪证等善后问题。这为他们烧毁文书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日本，不但拥有烧毁文书所需要的充足时间，而且拥有连纸灰也处理掉、不留任何烧毁痕迹的充裕时间。”（注：《米议会図书馆所蔵 占领接収旧陆海资料目录》，“解说”，第10页。）
美军占领东京之后，美国的随军专门接收资料的机构——华盛顿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 WDC)，于11月29日进驻东京丸之内的日本邮船大楼，并在东京北区王子的原陆军省兵器厂旧址，设立了作业工厂，在盟军最高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领导下，开始了接收日本资料的工作。接收工作到1946年3月31日结束，共计5个月左右。
美国方面这次接收资料，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但由于华盛顿文献中心是在日本方面已经烧毁了该烧毁的文书3个多月之后进行的接收，所以它能够得到的资料已经非常之有限了。兹主要考察其对于外务省、陆海军省资料的接收情况。
据日本学者的专门调查，华盛顿文献中心接收的资料主要是：(1)外务省：条约、协定的全文，关于外国的正式报告书，外交文书，领事警察报告，与驻外使领馆之间的电报文件等。(2)陆军省：·太平洋战线的作战记录，陆军省·参谋本部的日记、报告书等文书，谍报关系，陆军战史特别是有关中国事变·满洲事变的电报类，等等。(3)海军省：关于战略等的文书，军令部组织，山本五十六文书，陆海军协作的研究，，绝密文书(1909—1940)，等等。（注：井村哲郎：《GHQにょゐ日本の接収资料とその后—2—》，井村哲郎编：《米国议会図书馆所蔵 戦前期アジア关系日本语逐次刊行物目录》，东京：アジア研究所，1995年，“付录”，第489—490页。）
关于外务省文书的接收情况大致是：华盛顿文献中心从外务省记录库中，拿走了476卷记录；盟军最高司令部之国际检察局，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而拿走了部分资料。（注：臼井胜美：《外务省记录と〈日本外交文书〉》，《みすず》第200号，1976年9—10月，第55页。）
美国此次的接收对象，主要是陆海军的各机关。因此，华盛顿文献中心对于陆海军文书的接收，尤为着力。当时，归陆海军机关所有、保留到战后的资料，数量大致超出70万册，包括公文书类和图书类。公文书类资料，主要是陆军省的《大日记》11117册、海军省的《公文备考》和《海军省日记》等13884册。这些资料，因为早就被军部特意疏散保存而免遭空袭，也基本上没有被烧毁，从而被全部接收。（注：《米议会図书馆所蔵 占领接収旧陆海资料目录》，“解说”，第12—14页。）而据美国学者称：此次接收的陆海军文书有3万余卷、图书资料约25万册。（注：James William Morely, " Check List of Seized Japanese Record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9, No. 3( May 1950) , p. 306. ）
华盛顿文献中心接收上述日本资料后，运回美国，放在其图书馆保存。1948年2月，该中心被废止，其图书馆所保存的日本接收资料，被分别送往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 NARS)、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LC)继续保存。陆海军文书类在前者，外务省文书及军事图书类在后者。
1948年12月20日，美国国会图书馆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复制日本外务省的文书。经过同意后，国会图书馆派出专家队驻在东京，在日本方面的协助下，从1949年到1951年，前后用了28个月的时间，把美国接收的文书、外务省在战后收集与恢复的文书，以及东京审判所用的外交文书等资料，全部以缩微胶卷的方式进行了复制。这些多达200万页的资料，被复制成2116个胶卷，胶卷全长为2116600英尺。这套资料被命名为《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为了使用者方便，美国国会图书馆1954年专门制作了目录。（注：李镇明：《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图书馆学通讯》1987年第3期；Cecil H. Uyehara comp. ,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Japan, 1868—1945( Washington, D. C.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hotoduplication Service, 1954) . ）
《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制作以后，美国方面把资料原件逐步退还给日本方面。日本由此继续与美国协商归还陆海军资料的问题。1956年9月，美国国务院与日本驻美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关于归还日本陆海军文书的协议。1957年美国方面由于财政问题延缓一年实施归还。这期间，有些美国学者鉴于这批资料的重要性和以前之外务省文书缩微胶卷化的经验，由哈佛大学的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乔治顿大学的约翰·扬(John Young)等人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将这些待归还的资料缩微胶卷化。他们作业8个月左右，拍摄了166个胶卷，数量达40万页，随后并制作，出版了目录。这就是《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注：《米议会図书馆所蔵 占领接収旧陆海资料目录》，“解说”，第17—18页；John Young comp. , 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 C. , 1959) . ）但由于时间、经费的关系，《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所收录的陆海文书并不太多。据当时参与这个工作的约翰·扬说：只有大约5％的陆海军档案被拍摄复制了。（注：《日本细菌战罪行如何被掩盖》，1999年3月24日《消息》，第16版，原载1999年3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
1958年4月，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日本陆海军文书被正式归还日本方面。这些资料中，陆军方面是以《大日记》7721册为中心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记录类，海军方面以《公文备考》为主，包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日记》、《战斗详报》，以及明治时代的一些战时资料，计15592册。（注：《近代日本研究入门》(增补版)，第381—382页。）但是，据说在归还时，美国方面又拿走了1/3的《陆军省大日记》和1/7的《公文备考》。（注：加藤阳子：《关于中日战争日方史料的收藏与介绍》，(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1期，1996年3月，第181页。）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旧陆海军图书文献等资料，并未归还日本。
四、日本现存资料的状况与不足
从上看来，美国接收、部分归还于日本的资料，主要是日本的外交文书、陆海军文书等。而这些资料，又主要是在日本投降前后，免遭烧毁或人为保留下来的文书。
上述资料归还日本之后，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对这些归还文书并未开放。因此，海外学者还只能主要运用《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日本陆海军档案(1868—1945)》等缩微胶卷资料。也正因为这些资料，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公开于世，而便利了学者们的有关研究。（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克劳利利用上述资料写作了博士，并出版了专着( James B. Crowley, Japan' s Quest for an Autonomous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中国的北京图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美国购买了上述胶卷资料，但利用者一直寥寥。196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编印、内部发行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卖国投敌资料》，主要出自《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杨凡翻译)；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内中有部分资料亦出自《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秦祚翻译)。最近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院合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也收录了一些出自《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的翻译资料。）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于1971年4月开馆，收藏的主要资料是“外务省记录”。现存战前期的记录约有50000卷，其中，“旧记录”约有22000卷，“新记录”约有26000卷。（注：白石仁章：《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第534号，1992年11月；柳下笛子：《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军事史学》第32卷第3号，1996年12月。）笔者在该馆仔细进行过核对、考察，发现昭和战前期的“新记录”A门(、外交)之关于部分的外交文书，主要就是美国退还的《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缩微胶卷)的原件。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在1979年12月设立了“史料阅览室”，按照1980年日本内阁关于公开情报的决定，向一般的研究者公开所藏史料。本馆史料以“陆海军文书”为中心，陆军史料81000卷、海军史料35000卷，共计约有116000卷。而其中最重要的“陆海军文书”，是由美国归还的陆军省的《大日记》、海军省的《公文备考》。前者自明治初年到1942年，约7700卷，内有关于满洲事变的“陆满密”、“陆满普”，关于“中国事变”的“陆支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亚密”等文书多卷。后者自明治初期到1937年，约11000卷。（注：相沢淳：《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戦史部》，《日本历史》第533号，1992年10月；影山好一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図书馆》，《军事史学》第29卷第1号，1993年6月。）此外，日本投降前后，军部的某些重要干部，私自保存了一些资料，既未被烧毁，也未被美方接收；他们在自己先行撰写了著作之后，将这些资料移送到该图书馆保存利用。主要是陆军的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保存的关于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防政策的文书“服部史料”、“堀场史料”，以及海军的岛田俊彦保存的军令部文书“霞关史料”等。（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戦争全史》，东京，鳟书房1953年版；堀场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导史》，东京，时事通信社1962年版。岛田俊彦自着、合着的著作有多种。因为资料的特殊性，他的著作一贯受到重视。关于服部卓四郎等的工作，参见井本雄男《所谓服部グル—プの回想》，《军事史学》第39卷第4号，2004年3月。）根据上述在日本残存的军部文书，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55年10月20日成立、1976年5月10日改称“战史部”)，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编纂、出版了《战史丛书》共102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69—1974年版)，其中有关于中国部分的多卷。这套丛书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注：《战史丛书》直接有关中国的部分为：《支那方面陆军作戦》(1)、(2)、(3)，《中国方面海军作戦》(1)、(2)，《北支の治安戦》(1)、(2)，《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军》，《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军》，《一号作戟(1)河南の会戦》、《一号作戦(2)湖南の会戦》、《一号作戦(3)広西の会戦》、《香港·长沙作戦》、《关东军》(1)、(2)，《满州方面陆军航空作戦》，《中国方面航空作戦》。中国大陆首先出版的中文译本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之《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缅甸作战》、《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书局1979—1991年版；《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随后出版的中文译本有：“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1—43卷，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1991年版。）1978年开始，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开始刊行1934—1945年间的海军省调查资料。该资料原系战前海军省调查部门收集、战后由昭和同人会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属于海军的“公文书”。（注：土井章监修：《昭和社会経済史料集成·海军省资料》第1—30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刊，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78—2004年版。）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适应社会检索资料的需求，日本根据村山富士前首相1995年8月的谈话精神，作为“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事业的一部分，于2001年11月30日，在国立公文书馆设立了“アジア历史资料中心”，把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的上述资料，进行数码画像处理后，通过网络逐步发布，以供日本国内外学者利用。目前，海外学者即使不在东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http: //www. jacar. go. jp)，利用上述资料。（注：牟田昌平：《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公文书馆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军事史学》第39卷第1号，2003年6月。）不过，要把全部馆藏资料上网，尚需较长的时日。
尽管如此，由于投降前后烧毁文书，日本的现存资料状况仍然有很大缺陷；而且由于美国的接收和日本在海外各地烧毁文书的情况不一，造成了大量日本资料散落海外，以至于日本的有关专家也慨叹道：约有一半的资料，并不在日本。（注：《米议会図书馆所蔵 占领接収旧陆海资料目录》，“解说”，第23页。）
一是，如上所述，由于美国方面并没有归还接收的全部日本资料，因此，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里，迄今仍然藏有不少日本档案资料。（注：除了日本学者的上述介绍之外，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吴天威教授也在文章中介绍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于1994年9月9日公开了“日本外交文件(1934年7月至1938年7月)”3000余份，其中特别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件(吴天威辑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多次向吴天威教授请教过有关情况。也有的中国学者说美国国家档案馆制作了缩微胶卷“1930—1940年的中日关系档案”(龚书铎、郑师渠：《中国历史》，全国社会规划办公室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最近，王选女士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复制了《日本战争犯罪索引》的档案资料目录，并在2003年9月赠送给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一套。详情可：http: //news. sina. com. cn/c/2005—04—23/14276471561. shtml）
二是，在中国等其他海外地区，仍然残存着不少日本档案资料。根据笔者的推断：按照日本东京的中央政府与军部关于烧毁机密文书的命令，日本驻中国的各机关与派遣军等部门，应该也会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大量烧毁自己保存的文书；但由于中国各地受降(包括苏军在东北受降)的情况差别很大，应该有一些日本机关未及全部烧毁档案，而残留在中国当地。例如：满铁本部的档案，主要馆藏于沈阳市的辽宁省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也藏有部分资料，该馆还专藏当年日本焚烧之后留下的“纸灰”(碳化)档案。（注：参见辽宁省档案馆编《辽宁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大连市档案馆编《大连市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接收了满铁调查部的遗留；而满铁大连图书馆的资料，至今仍藏于大连市图书馆。（注：韩建平、厉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对满铁文献的一次接收》，《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档案，在北京也有收藏。（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档案，有日本学者指为美国所接收(井村哲郎：《GHQにょゐ日本の接収资料とその后》，《図书馆学杂志》第74卷第8号，1980年8月)。也有美国学者称自己于1946年2月在北平，收购了被日本焚毁之余的日本CIC总部的档案，后送交北平国家图书馆(T. K. Koo, " Some Econom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Genesis of the Japanese-sponsored Regime in North China" ,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6, No. 1, 1946, pp. 65—77. 另外参考戴东阳《近60年来美国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http: //www. cass. cn/jindaishisuo/show-News. Asp? id=6775)。关于这些档案在战后的接收与在北京的收藏情况，笔者目前还不太清楚。原北京图书馆曾经接收过日本投降时未及全部销毁的使馆档案，并编印了目录(北京图书馆外文编目组编：《馆藏日本大使馆档案目录》，1954年7月印行)。张雁深《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和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的论着，都使用过该档案资料。已故的汪精卫研究专家蔡德金先生，据说利用过有关档案。曾在原北京图书馆从事过整理工作的房建昌先生，最近在多篇中都介绍和使用过其中的部分档案(参见房建昌《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日本在华北、华中地区的活动档案资料，在天津、青岛、上海市档案馆有所收藏。（注：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1996、2001年笔者曾分别在上海、青岛市档案馆进行过有关的调查。）日本在内蒙古地区(“蒙疆”)的文献，在张家口市图书馆也有收藏。（注：王启元：《张家口市图书馆馆藏日文文献评析》，《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4期。）台湾总督府的档案，全部现存于台湾地区。（注：藏于南投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馆。）
这些情况说明，在日本国内现存档案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于“日本之外”发掘、寻求日本的档案资料，不但十分必要，而且还是大有可为的。
综上所述，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之事，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包括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等领域)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因此，笔者最后要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继续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档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