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罗治体”，就是历史，探讨为政优劣， 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给统治者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
我国最早的史书就是从服务于赞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即史书的最早编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春秋》编纂的目的就是“惩恶而劝善”，要明君臣之分，以维护周天子的统治。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1〕为原则，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 他在《史记》中探求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视人事的作用，对鬼神提出大胆的怀疑，为后来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教训。他在《楚元王世家》中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而乱臣贵。”这里祯祥即政治清明，是“君子用而小人退”的结果，妖孽就是政治黑暗，是“贤人隐而乱臣贵”的结果。他还直接批判今上（汉武帝）的施政得失。他在《项羽本纪》赞中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过也’，岂不谬哉！”蒙恬以筑长城为绝地脉，司马迁在赞中责备他“轻百姓力”。他在《伯夷列传》中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决不是由天命，而是人为造成的现实问题呀！说明事在人为。他在《封禅书》所载李少君、文成将军、栾大等，皆以鬼神欺诳为事，浪费了大量财物，这只能反映出统治阶级的贪婪无厌，为求长生不老，可以一欺再欺，而终不悔悟，“方土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司马迁目睹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败，人民遭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他深刻地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热情洋溢地歌颂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列之于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实际是告诫统治者要引以为戒，否则腐败到一定程度就会覆灭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中。东汉荀悦提出了“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3〕， 他认为编写史著的原则是“综往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于此。〔4〕在《汉纪》序中，他自信此书，“可以兴， 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薮”。班固在撰写《汉书》时，也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前朝经验教训为原则的。他注重“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事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他在《汉书》中充分肯定郡县制的作用，指出汉初郡国并行，诸候“骄骞，数不奉法”，“率多骄淫失道”，是皇朝离心势力，对统一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才有贾谊、晁错之议，削藩之策。他评论贾谊之议“通达国体”，“吴楚合从（纵）赖谊之虑”；评论晁错削藩之策，“锐于为国远虑”〔5〕。这就为东汉推行郡县制，削弱诸侯国之权势提供了借鉴。班固认为西汉刑狱繁重，其原因是存在“五疾”：一是“礼教不立”；二是“刑法不明”；三是“民多贫穷”；四是“豪杰务私”而匿奸；五是“狱犴不平”〔6〕。这“五疾”之论，具有远见卓识， 至今对政治仍不乏借鉴意义。班固创立了《沟洫志》主要写治河，汉代以农业为基础，国家经常“劝农”，注意兴修水利，水利得失直接影响民生，贾让的《治河三策》，至今仍有借鉴价值。汉代武帝时之强盛而汉末之衰败，同黄河的治理与失修关系甚大。班固写历史人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使贤任能的思想。对汉初任用智士，他曾经发表议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智）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使后人借鉴重用才智之士。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与各族和邻国通使和好。《西域传》赞记说，武帝为“断匈奴右臂”，凭借丰厚的物质条件，穷兵黩武，奢侈浪费，以致繁重的赋税而导致民众起来反抗，“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班固认为汉朝时西域“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恩德，咸乐内属。……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可见，班固主张以德服人，自愿通好，反对索取和奴役各族，为统治者提供处理少数民族与邻国关系的借鉴，这就是为政治服务。
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中明确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7〕。唐初所编六史都是遵循“贻鉴将来”的原则的， 突出反映了事在人为的思想。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提出了取“鉴于亡国”的原则，即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自身政权的“安”、“治”、“存”〔8〕。杜佑生活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亲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变化，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编纂，总结经验教训，以寻求治国安民之术，从而挽救唐王朝政治的危机。于是，他在《通典》序中提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在《献通典表》中说：“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于是，他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的原则，编纂了《通典》。他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是人事，岂唯天时”。抛开天的作用，从人的因素中寻找国家兴亡的原因，得人才则兴。他说：“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颍”，这些都是成“王业”、“兴霸国”、“富国强兵”的“贤者”。社会安定在于“薄赋轻徭”，律己节俭。他说：“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不节而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天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己，乐其输矣。”显然，这就是通过编纂史书为统治者提供轻徭薄赋，开源节流，社会才能安定的借鉴。故清乾隆帝称誉《通典》为“经国之楷模”〔9〕。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辑的原则。直接以资治通鉴为名，宋神宗读后甚为赞赏，御赐书名，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一点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以戒者。”点明了编书的原则是为统治者治国施政提供借鉴。并通过编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胡三省更是把《资治通鉴》说成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0〕这足以说明《通鉴》编纂的政治原则是治身治世，有利于政治教化。司马光完全抛开了天人感应说，主要从统治集团本身去探索治乱兴衰的原因。他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故而，他认为统治者“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11〕，“天下兴衰，系于用人”，这个结论至今仍对政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元朝编纂宋、辽、金三史，也是以给政治提供借鉴为原则的。《进金史表》说：“汉高帝入关，任萧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书》，盖历数归真主之朝，而简编载前代之事，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朱元璋建立明朝，下诏编纂元史，其原则在《进元史表》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明清之际，历史著作的编纂与现实政治也紧密相联，引古筹今，鉴往训今，从历史中寻求解救社会危机的良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为史为？”〔12〕这就提出了编史的原则是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
由上可知，传统史著编纂以探讨政治兴衰，为现实提供借鉴为原则，或以古为镜，帮助统治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俯顺民心；或考究国家政体的历史沿革，揭露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和专制君主的腐朽；或寻求历史根据、阐发自己政治主张，革除弊政；或探求历史发展的方向，实行社会变革等，充分发挥史学著作的社会作用，使史著对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扶明义教”，就是在史著中极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记载的各个皇朝政务记录、王公将相的世系家谱、专制政治的政教典章，都贯串着儒家的伦理纲常，广泛推行礼乐教化政策，淳化社会风俗，稳定社会政治。
传统史著的编纂都以立德为先，一些虽无事功表现但在立德上有突出事迹的人物往往在列传中居于首要地位，身为平民的孝子、烈女亦在青史上留名。历史家柳诒徵所著《国史要义》中谈到“礼”（儒教伦理）与中国史著的关系时，曾有下面一段精辟的论述：
夫本纪世家何以分？分于礼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礼也。列传之述外戚、宦官、佼幸、酷吏、奸臣、叛逆、伶官、义士，何以定名？以礼定之也。不本于礼，几无以操笔属辞。故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
史著正是通过定名分，褒善贬恶，以达到谏诤君王，赞助的目的，编辑者以礼仪或伦理原则审判人物和事件。《春秋》用道义发挥政治教化的功能，古人把它视作伦理教科书，认为它可以“崇善而抑恶”，可以“昭明德而废幽昏”。《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春秋》具有教化功能，他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事变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纂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他认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3〕。《春秋》贯穿的伦理道德思想通过“书法”即微言大义寓褒贬表现出来的。《史记·孔子世家》说：“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左传》更是把一切政治事件说成是礼义教化的结果。在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发生的城濮之战，以晋胜楚败而告终，作者分析其因说“出毂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也就是说这次战役晋胜是政治教化的结果，德和义是胜利的根本。
《汉书》的编纂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评价历史，一味用历史去论证和阐释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和永久性，用班固话说“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这样历史著作就成了明天道，正人伦的儒家伦理教科书。《汉书》在历史上博得统治阶级的青睐，并得与《五经》相亚的显位，显然与该书“宗经矩圣”的编纂原则有关。如《汉书》卷6《武帝本纪》载元朔元年（前128年）诏书说：
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舆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尽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这条诏书就把德孝和仁义作为国兴之本。据《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掘野鼠去草实而食。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仍不忘汉室，不忘祖国，具有坚贞的爱国精神，当李陵劝他投降匈奴时，他说：“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若，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体现出忠君为国的君臣大义。东晋袁宏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历史著作就是阐扬“名教之本”，以“弘敷王道”〔14〕。《后汉书》也是阐扬礼教伦理，序定专制人伦之作。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 卷61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范晔极力表彰党人不畏强暴，蹈仁赴义的精神，盛赞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15〕，批评胡广越是糊涂，官升越快，“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16〕。这就为人们提出了行为规范，以备借鉴。
唐太宗御撰的《晋书》也大力宣扬儒教伦理道德。晋书编纂者以“敦励风俗”为旨趣，一味用历史阐释君臣纲纪，特别推崇“孝道”，全书把孝道与忠君融为一体，鼓吹“君王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宣称为人之道必须“全其孝”、“竭其忠”，反映在史书内容上，编纂者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的“孝悌名流”，编为《孝友传》，搜集所谓的“贞烈守节”，编为《烈女传》，又特辟了孝父忠君的《忠义传》。全书之中伦理道德的说教色彩尤为浓烈。杜佑《通典》在兴教化而致治方面也特别突出，书中最详，能直接体现“教化”精神的礼，篇幅几为全书的三分之一，对食货、选举、职官、乐、兵、刑等论也无不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
宋代编纂的史学著作实质上成了地地道道的“道德经”，成了释名分纲常的“传”。欧阳修编纂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就是以史解经，用史实弘扬三纲五常。他感于五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夫妇人伦大坏的史实，遂撰《新五代史》来体现礼教伦理纲常，立志效法《春秋》“一本于道德”，试图通过五代史的编纂，重建“人伦之本”、“臣子大节”。《新五代史》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一方面猛烈抨击五代时曾任各朝宰相的冯道等人，不顾名节，寡廉鲜耻之徒，严厉谴责以子弑父的朱友珪和临阵射杀其母的李彦珣等人为不忠不孝之徒；另一方面用大量的篇幅褒扬所谓“挚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的死节之士，吹捧那些“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而风行于天下”的恩义之徒。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评价事件和人物。他说：“夫礼，辩贵贱，序亲属，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17〕他编纂《通鉴》凡君相之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然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例如，后周显德六年，司马光作论曰：“或问臣五代帝王唐庄宗、周世宗，皆称英武。二主孰贤？臣应之曰：天子所以统治万国，讨其不服，抚其微弱，行其号令，一其法度，敦明信义，以兼爱兆民者也。”唐庄宗灭梁之后，湖南马殷遣子希范入贡，庄宗说马氏之业终为高郁所夺，郁是马氏之良佐，希范、希声闻庄宗言，乃骄其父命而杀之。“此乃市道商贾之所为，岂帝王之体哉？”这是由于庄宗只知打仗用兵之术，而不知治国之方。而周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王环以不降受赏（显德二年），刘仁赡以坚守蒙褒（四年），严续以尽忠获存（五年），蜀兵以反覆就诛（三年），冯道以失节被弃（二年），张美以私恩见疏（二年）。江南未复，则亲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岂得与庄宗同日而语哉。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世宗近之矣。”这些都有益于政治教化和社会风俗。
元明清各朝的历史学家纷纷鼓吹编纂史书“以表彰道学为宗”，直言不讳的宣称要“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持，彝伦敕是以匡扶”〔18〕。宋以后的官修四史大都以表彰道学为原则，“余事皆不堪措意”〔19〕。《道学传》、《忠义传》、《奸臣传》、《逆臣传》连篇累牍，正史、别史尽是鼓吹六经，羽冀名教之作，历史著作完全成了伦理道德的说教。
综上所述，我们从“明罗治体”和“扶明义教”二个方面论述了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从“治体”来讲，传统史著提供了治国方略，为政治提供的是智力支持；从“义教”来讲，传统史著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规范，推出了许多悲壮高洁的民族英雄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忠君爱国之士，为政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正是这条编纂史书的政治原则，才使传统史著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传统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也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编纂史著要立足现实，为政治服务，探讨治国之道，浇灌美丽的精神文明之花，为社会主义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注释：
〔1〕《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2〕司马迁：《报任安书》。
〔3〕《申鉴》卷4《杂言上》。
〔4〕荀悦《汉纪·目录》。
〔5〕以上分别见《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赞、卷53 《景十三王传》赞、卷48《贾谊传》赞、卷100《叙传》、卷49 《晁错传》赞。
〔6〕《汉书》卷23《刑法志》。
〔7〕《唐大诏令集》卷81。
〔8〕《贞观政要》卷8《刑法》第31。
〔9〕《通典·御制重刻〈通典〉序》
〔10〕《新注〈资治通鉴〉序》。
〔11〕《通鉴》卷72明帝景初三年条。
〔12〕《读通鉴论》卷6《光武十》。
〔13〕《史记·太史公自序》。
〔14〕袁宏《后汉纪·序》。
〔15〕《后汉书》卷54《杨震传》。
〔16〕《后汉书》卷44《胡广传》。
〔17〕《资治通鉴》卷1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条。
〔18〕《迸宋史表》。
〔19〕《四库全书总目》卷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