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是我国上的重大变革时期，成为封建社会前后两期的分水岭。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在学术领域，展现出许多与前代学术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各种门类的撰述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呈现出蓬勃的势头。虽然唐宋时期的学者没有使用“经济史”概念，但已经具有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考察历史的自觉意识。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其《食货典》包括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赋税、户口、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各项内容；宋末元初史家马端临撰《通考》，有关食货的内容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八考。以上几个方面，大致反映出唐宋史家关于社会经济史认识与撰述的范围。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唐宋两代学者撰写了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史著作，其数量远远超出唐以前历代学者同类著作的总和，而且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田赋、货币、屯田、水利、市易、均输、朝贡、漕运、矿冶、茶盐、救荒等名目。下面依据两《唐书》、《宋史》和《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择要述其梗概。
邦计国用经济史著作。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在国家经济制度上，有了更加明确和更为细致的规定。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曹璠《元和国计图》10卷，李吉甫《元和国计略》1卷，盛度《庸调租赋》3卷，佚名《经费节要》8卷，李维《邦计汇编》1卷，丁谓《景德会计录》6卷，佚名《庆历会计录》2卷，田况《皇祐会计录》6卷，韩绛《治平会计录》6卷，李常《元祐会计录》3卷，王珪《在京诸司库务条式》130卷，曾布《熙宁新编常平敕》2卷，蔡確《元丰司农敕令式》17卷，吴雍《都提举市易司敕令》并《厘正看详》21卷，佚名《元祐诸司市务敕令格式》206册，秦桧等《绍兴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54卷，吕祖谦论、门人编《东莱先生西汉财论》10卷。
农业经济史著作。唐宋立国的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与前代农业经济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商品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大量的剩余农副产品进入市场。以桑麻、竹木、果蔬、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在农业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武则天《兆人本业》3卷，薛登《四时记》20卷，王旻《山居种莳要术》1卷，李绰《秦中岁时记》1卷，陆龟蒙《耒耜经》1卷，韩鄂《四时纂要》5卷，徐锴《岁时广记》120卷，陈元靓《岁时广记》4卷，真宗《授时要录》12卷，李淑《耕籍类事》5卷，丁谓《农田敕》5卷，汪槔《古今屯田总议》7卷，陈靖《劝农奏议》30篇，林勋《本政书》10卷，陈旉《农书》3卷，曾之谨《农器谱》3卷，王居安《经界弓量法》1卷，孙光宪《蚕书》3卷，秦湛《蚕书》1卷，赞宁《笋谱》1卷，吴良辅《竹谱》2卷，陈仁玉《菌谱》1卷，蔡襄《荔枝谱》1卷，佚名《荔枝故事》1卷，韩彦直《永嘉橘录》3卷，陈思《海棠谱》3卷，张峋《花谱》1卷，仲休《花品》1卷，张宗诲《花木录》7卷，欧阳修《洛阳牡丹记》1卷，王观《扬州芍药谱》1卷，史铸《百菊集谱》6卷，史正志《菊谱》1卷，王贵学《兰谱》1卷，范成大《范村梅谱》1卷，陈翥《桐谱》1卷。
手经济史著作。唐宋农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建筑、冶金、酿酒、纺织、制盐、造纸等行业更加发达，而且出现制茶、制糖、制香、制墨、制砚等行业，独立生产的手工业阶层日益壮大。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李诫《营造法式》34卷，张甲《浸铜要录》1卷，朱翼中《北山酒经》3卷，窦苹《酒谱》1卷，沈立《锦谱》1卷，楼璹《耕织图诗》1卷，李承之《江湖淮浙盐敕令赏格》6卷，佚名《编类诸路茶盐敕令格式目录》1卷，高聿《盐池录》1卷，陆羽《茶经》3卷，温庭筠《采茶录》1卷，毛文锡《茶谱》1卷，丁谓《北苑茶录》3卷，蔡襄《茶录》2卷，佚名《茶法易览》10卷，王灼《糖霜谱》1卷，丁谓《天香传》1卷，洪刍《香谱》5卷，陈敬《香谱》4卷，苏易简《文房四谱》5卷，李洪《续文房四谱》5卷，蔡襄《墨谱》1卷，李孝美《墨苑》3卷，晁氏《墨经》1卷，米芾《砚史》1卷，高似孙《砚笺》1卷。
城市经济史著作。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域性经济中心的产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从事工商业人数不断增多，导致中国传统的型城市向经济型城市转化，加速了中国城市商业化的进程。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长安志》20卷、《东京记》2卷，孟元老《东京梦华录》10卷，耐得翁《都城纪胜》1卷，佚名《西湖老人繁盛录》1卷，吴自牧《梦梁录》20卷，周密《武林旧事》10卷。
商业贸易史著作。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贸易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富人阶层和商人群体开始崛起，国内外贸易（包括朝贡贸易）更加频繁，货币需求量急剧增长。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严守则《通商集》3卷，洪遵《会稽和买事宜录》7卷，赵勰《广南市舶录》3卷，李德裕《黠戛斯朝贡图》1卷，崔峡《列国入贡图》20卷，宋敏求《朝贡录》20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10卷，李清臣等《元丰土贡录》2卷，佚名《安南土贡风俗》1卷，佚名《西南蛮夷朝贡图》1卷，李孝友《历代钱谱》10卷，封演《钱谱》1卷，张台《钱录》1卷，于公甫《古今泉货图》1卷，陶岳《货泉录》1卷，杜镐《铸钱故事》1卷，董逌《钱谱》10卷，洪遵《泉志》15卷。
治河赈灾经济史著作。唐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沿海一带社会经济迅速，成为北方粮食物资供给之地。为保证漕运畅通，北方的黄河诸水与南方三吴水利得到有效治理。兴修水利还与救荒赈灾相关联，成为唐宋朝廷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类内容的著作主要有：张动《直达纲运法》并《看详》131册，王章《水利编》3卷，佚名《水部条》19卷，沈立《河防通议》1卷，李垂《导河形胜书》1卷，章惇《导洛通汴记》1卷，佚名《宣和编类河防书》192卷，李注《李冰治水记》1卷，佚名《大禹治水玄奥录》1卷，郏亶《吴门水利》4卷，单锷《吴中水利书》1卷，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2卷，富弼《救济流民经画事件》1卷，董煟《救荒活民书》3卷、《活民书拾遗》1卷，刘珙《江东救荒录》5卷。
上述各类经济史著作的增多，反映出整个社会对经济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给予自觉重视和普遍关注，标志着当时学者对经济史著作价值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和提高。
唐宋时期经济史著作的勃兴，对传统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有关治河、漕运、农贸、工商、财政、救荒之类关系国计民生的撰述，有的萌生于唐代，有的兴起于宋代，至元明两代呈现出明显增多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以正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史部·故事类”记载为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两《唐书》无一记载，《宋史》占据十分之一以上，《明史》则占据半数之多，说明关注与撰写经济史著作的人数日益增加，成为“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
第二，自从杜佑《通典》确立“以食货为之首”（《食货典序》）的撰述思想和撰述体例以后，历代典制体史书奉为圭臬，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宋白等《续通典》、马端临《通考》、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代官修《续通典》、《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文献通考》、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诸书均以食货内容居首，自觉地从历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中考察历史，对社会经济发展史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三，经济史著作的蓬勃发展，为唐宋以后历代正史《食货志》的撰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两《唐书》以前的历代正史，《食货志》绝大部分记载与农业经济相关的田制、赋税、户口、徭役诸方面内容，而自《宋史》以后的历代正史，《食货志》记载的与国民经济相关的货币、商税、市舶、、漕运、水利、赈灾各方面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极大地拓宽了史书《食货志》撰述的内容。
第四，唐宋以来经济史著作的勃兴，把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一史学思想的影响下，宋、元、明、清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农政、盐政、茶政、马政、船政、漕政、荒政等经济史著作，不但清晰地反映出上述各个领域的历史发展状况，而且形成关注社会历史与国计民生的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