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二)
从另一个角度看，“姓氏”本身成为儒生谈论、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父系祖先意识在儒者队伍中的重要表现，同时，这些知识也成为巩固这一意识的工具。
就知识阶层而言，姓氏问题，在西汉几乎无人问津，基本见不到儒生的讨论，到了东汉，情况大变。
先有王充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图宅术”、“吹律定姓”与将“姓氏”归为“五音”的作法，进行理论批判。王充不仅指出“图宅术”理论上自相矛盾之处，同时通过将“姓氏”的来源追述到上古，来反驳“以口张歙调姓”，认为“夫人之有姓者，用禀于天，……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并举夏、商与周得姓为证。随后又指出“古者有本姓，有氏姓”，“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之后又进一步揭露了“五姓之宅，门因宜向”说的具体谬误。[140]王充基本是从理论的角度展开批判，关于“姓氏”主要是指明了进一步批判流行观念的方向：即把时人未必与上古有关的“姓氏”和先秦的“姓氏”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混为一谈，强调其产生的神圣（“用禀于天”）与具体来源的特定性（“氏姓有三”）。
《论衡》一书在东汉流传不广[141]，但王充对“姓氏”的思考并不乏知音。王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读到过《论衡》，可他在“姓氏”上的见解真可谓是王充的传人。王符亦认为“亦有妄传姓于五音，设五宅之符第，其为诬也甚矣！古有阴阳，然后有五行。五帝右据行气以生人民，载世远，乃有姓名敬民（号氏）”[142]，他承认“姓”有音，但认为“凡姓之有音也，必随其本生祖所王也，……虽号百变，音行不易”，并指出太暤、神农、黄帝、少暤、颛顼五帝的五行所属及其子孙姓氏的“音行”所属。[143]随后，他在《潜夫论·五德志》与《志氏姓》两篇中又对此做了具体的论证。在《五德志》中，他详细列举了五帝子孙的谱系及衍生出来的姓氏，尽管他意识到“姓氏”的复杂性，承认存在“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亦有杂厝，变而相入，或从母姓，或避怨仇”的现象，在具体梳理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难以找到归属的姓氏[144]，但在《志氏姓》中仍然继续按照“五帝”子孙谱系的线索列举周代以降的“姓”，特别是众多“氏”的归属。王符的基本思路是视“姓”有神圣的起源，并追述来源到五帝或先秦的正面人物，构建了“姓氏”传承的谱系，比王充的批评更为具体有据。仔细辨别，不难发现，他所构造出的“姓氏”传承线索虽然存在很多断裂，其依据的是父子相传。他基于这一假设，初步梳理了诸多姓氏的传承脉络。姓氏为“父子相传”已是王符思考的基础，在他的头脑中父系意识已根深蒂固了。
此外，《白虎通》中也有专门的部分论及姓氏，说明在白虎观会议上，姓氏也是议题之一；上述应劭、管宁、西晋时挚虞、黄容等也都有这方面的著述。东晋南北朝以后谱学大盛，钻研姓氏者日多，成为维系士族的重要手段，已是周知的事实，无需赘言。这些“姓氏”“研究”的思路大体不出王充与王符的框架，只是“编造”得更细致。
2. 父系世系意识的强化
父系意识发展的另一表现是父系世系意识的增长。具体说来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父系祖先的记忆的强化，一是对父系后代的追求。
1）父系祖先记忆的发展：从儒生到百姓
西汉人总体上缺乏父系祖先意识，极少有人能说清自己祖先的名讳，更不知其来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连自己父亲的名字也说不清，只呼之为“太公”，以致司马迁也无法确知其名讳，后人更是异说纷纭了。[145]至于其祖父以上的名讳，就更茫然无知了，因而，刘邦只在其父死后为他立了“太上皇庙”，不像后代开国君主那样动辄为祖先立“七庙”或“九庙”。[146]将他的祖先同唐尧联系起来乃是后来经学家们的发明。同样，《汉书》列传中几乎未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与来历，传记开头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字＋籍贯”。显然有别于魏晋以后的创作的传记，后者动辄开列出数世祖先的名讳。西京一朝除了项籍、张良、汲黯、李广、冯奉世等少数六国旧贵族的后代多少可知其来历，与王侯之后因《汉书》诸表的存在其世系源流可辨外，只有司马迁、扬雄、孔光与王莽寥寥数人能详细道出祖上的谱系。这并非是史家有意缺漏，也难以用传主出身低微，有意回避来解释，与传主本人普遍不留心、不记得祖先名讳、不了解祖上来历分不开。这一现象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父系世系意识的淡漠。
西汉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王莽是一代表。到了东汉时则有不少人留意此点，可追溯上几代祖先，《东观汉纪》就有不少记载。除了王充与王符的系统探源以外，东汉后期起，不少儒生也不约而同地关心起各自姓氏的来历，并沿着父系寻找其来源。桓帝以后的碑文上常常有这类文字。目前所见最早载有这类内容的墓碑是立于延憙八年（165年）的鲜于璜碑，此碑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其文云
□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汉胶东相之醇曜，而谒者君之曾，孝廉君之孙，从事君之元嗣也。
碑阴则镌刻了胶东君以下五代人的名字、职位[147]，据此可以列出鲜于璜以上五代的世系。此后很多墓碑都出现了类似的内容，或讲述姓氏的来历，或具体列举高祖、曾祖以下的名讳、仕宦，或兼而有之。如立于建宁元年（168年）的张寿碑、卫方碑、约同年的杨震碑、立于建宁二年（169年）的郭泰碑、憙平二年（173年）的鲁峻碑、憙平三年（174年）的娄寿碑、憙平六年（177年）的尹宙碑、光和三年（180年）的赵宽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中平三年（186年）的张迁碑、建安十年（205年）的樊敏碑，[148]等。这些碑铭分布广泛，北到今天的天津（鲜于璜碑），南到四川省卢山县（樊敏碑），东到山东东平（张迁碑）[149]，西到青海省乐都县（赵宽碑），多数集中在中原地区。说明这种追求不是一时一地的士人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
当然，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150]若仔细考辨的话，不难发现汉以后碑文中许多说法不合史实，难以凭信。东汉末立的张迁碑称“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高帝龙兴，有张良，……文景之间，有张释之”云云[151]，将张良也视为其张姓先人，显然是错误的。这种追寻的结果尽管错误百出，但沿着父系寻找祖先的观念已然日益强化，换言之，父系祖先意识已成为促使他们追寻氏族来历的基础。
这种追寻流行的具体背景一方面应是选举重阀阅。时人看来“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152]，上古是“赐姓命氏，因彰德功”[153]。东晋人徐众亦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号，或以祖名，皆有义体，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孙不忘也。”[154]有无姓氏与有无功德关系密切，在“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以族举德，以位命贤”[155]之二风十分盛行的社会里，若能找到姓氏的来源，意味着祖上有功德，对于抬高其后代的声望、博得名声大有好处。如果可能，儒生会乐于攀附这样的高枝，以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弈世盛德。
另一方面，古文经学的兴起、《左传》的流行也为追寻姓氏来源提供了可能。郑樵说“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156]此说略嫌绝对，但他指出《左传》对于“姓氏”研究的重要性是十分正确的。《左传》中的确包含了许多涉及姓氏的记载，东汉以后研究姓氏的人，如王充、王符、应劭，无不取资于此。《左传》受到重视始于西汉末的刘歆，东汉时虽基本未立为官学，但研习它的儒生日多[157]。他们可以借助于《左传》附会自己姓氏的来历，构建出父系系谱。且《左传》的总体思想倾向性也是如汉人所概括的“崇君父，卑臣子”、“义深于君父”，[158]与成长中的父系意识合拍。
父系系谱意识的成长，也是随后家传、家谱纷出的观念基础。
应当指出，这种观念主要是以《左传》、《国语》中的知识为基础的，并非人人所能掌握。原先只为少数儒生所垄断，但风气形成后在社会上会产生影响，不断由士人向社会其它阶层扩散。流风所及，到北朝时，不少普通百姓也能举出若干辈的祖先的名讳了，乃至知道祖先的来历。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造像记中说
姚伯多者，轩辕之苗胄，虞舜□后胤，官□……始祖留（刘－－指前赵）时南□……□用为皇越兵将军，黑州□□司徒，□……公姚和留（刘）时镇南□将军、□州□□□石……留（刘）时太中大夫、江夏太守。姚乔（？）石（指后赵）时使部……尚书、冠军将军、上谷太守。姚（金＋合）荫姚（指后秦）时四……县都盟统，吉阳保主。曲州令。祖姚车……和□□中□□□□北地二郡。父姚芨……[159]
记文有残损，但大意仍然很清楚。讲的一是祖先出自，二是祖上的名讳、官位，与汉儒墓碑上的内容相近。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160]这类说法未必可信[161]，更多是表现了造像者的一种观念与追求。这种风气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北魏孝文帝时开始的“定姓族”确立门第序列有直接关系。这些造像者祖上往往有仕宦的经历，所以可以举出他们的官职，至于一般的百姓，记住的只是先人的名讳了。太昌元年（530年）的樊奴子造像上刻有奴子八世祖樊坦以下的名讳[162]。至于镌刻了曾祖以下的祖父名讳的造像就更多了[163]。这种对父系祖先的记忆与来历的追求，体现了普通百姓父系祖先意识的发展。前面提到《仪礼·丧服传》有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认为因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在记忆父系祖先上参差不齐，即父系祖先意识的发育程度高下不等。这种状况已逐步发生变化，不同背景的社会成员在这方面的差别正在缩小。这一意识的成长为后代形成父系“宗族”奠定了观念基础。
2）父系继嗣意识的成长：绝后到过继与禁异姓收养
另一方面，父系继嗣意识也在不断强化。汉文帝与晋武帝对绝嗣的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汉文帝之子刘揖（一作刘“胜”）封为梁王，史云“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立十年死[164]，刘揖死而无子，当时身为梁王太傅的贾谊曾上疏建议“为梁王立后”，[165]不见采纳，终未为刘揖立后，结果，“无子，国除”，文帝只是将其另一子刘武由淮阳王徙封为梁王[166]。刘揖被谥为“怀”王，按“谥法”的解释，“慈仁短折曰怀”，刘揖“短折”不假，是否“慈仁”并不清楚。不过“谥法” 中关于“短折”的谥号还有“恭仁短折曰哀”、“未家短折曰伤”，[167]同样适合刘揖，文帝最终选定谥为“怀”，恐怕还在于“怀”兼有“怀念、思念”之意，寄托了父皇的追思。文帝尽管因爱子早亡而忧伤，虽有大臣提议也不为他立后，可见当时父系继嗣观念之淡薄。
晋武帝的做法则大不一样，多次为数岁而殇的诸子立后。其子司马轨，“年二岁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谥，以楚王玮子义嗣”。另一子司马祗，死时年七岁，无子，“以淮南王允子迪为嗣”。又一子司马演“薨，无子，以成都王颖子廓为嗣”。[168]武帝对他的弟弟无后也很注意，其弟司马兆十岁而夭，武帝践阼后，特以其子司马景度为司马兆之后，景度不久又死，又以第五子司马宪继司马兆后，又薨，复以第六子司马祗继为后，薨，又封第十三子司马遐继司马兆为后。武帝在为司马兆立后问题上锲而不舍，动因是 “（兆）少聪慧，有夙成之质。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绍立其后，而竟为遂，每追遗意，情怀感伤”[169]以实现其母的遗愿，这种遗愿本身就浸透了很强的父系继嗣意识，与汉文帝的漠然态度适成鲜明对照，足见近五百年间这一意识的发展。
这种观念也渗透到普通百姓的头脑中。东汉初年，鲍昱为县长，县人赵坚杀人系狱，“其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惟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昱怜其言，令将妻入狱，遂妊身有子”，[170]即是一例。《后汉书·吴佑传》记载的则是官员令无子的系狱待死者的妻子入狱同宿，以求得子，亦是怕人绝后。《晋书·良吏·乔智明传》记西晋时张兑事与此类似。
异姓收养，经历了从上下通行到禁止的转变，也体现了父系意识的强化。东汉时“世人无后，并取异姓以为自继”[171]很普遍，曹魏时仍然被允许，魏初有人作《四孤论》，提出若干情况下孤儿被异姓“收养教训成人”是否应循礼教还本姓？参加讨论的博士田琼、大理王朗认为无需还[172]，表明“异姓收养”在一些儒生中仍受到认可。魏明帝曾“以夫人郭氏从弟（直＋心）为之后，承甄氏姓”[173]，即是异姓收养。刘备收养刘封实际也属于此。史云刘封“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174]。见于史书的还有蜀汉的张君收养卫继为子[175]。到了东晋，社会上异姓收养还是“行之甚众”，[176]甚至晚到明清，异姓收养在民间仍然很流行。[177]不过，自蜀汉开始 “法禁以异姓为后”，张继据此改回“卫” 氏。这是历史上首次以的形式禁止“异姓收养”。西晋时这一规定又入律，并为唐律以后的诸律所继承[178]。
西晋重臣贾充立后事集中展示了此时异姓收养上不同态度的交锋与儒生主流观念的变化。贾充死而无直系男性后代，但他有弟、至少三个从子与四个从孙[179]，不乏旁系男性后人。其妻郭槐要立外孙为后，在朝野引起不小的争端。郭槐初有此意，便遭到贾充属吏韩咸、曹轸的谏言，槐不听，两人又上书，求改立嗣，未见答复，槐也上表称此为贾充遗意，武帝下诏表示尊重贾充的愿望，说“外孙骨肉近亲，推恩计情，合于人心”，但不许他人以此为比。[180]后礼官讨论贾充的谥号，博士秦秀认为他“悖礼溺情，以乱大伦”，“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建议谥为“荒”，武帝最终未采纳，另谥为“武”[181]。
诸侯死后立嗣事通常无需皇帝过问，由鸿胪处理即可，此事因众人强烈反对，最终由晋武帝作为特例裁决，表明士人主流与朝廷对异姓收养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异姓为后不再被认可。贾充本人负责《晋律》的修订，其妻郭槐自云“刊定律令，……我有其分”[182]，《晋律》中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而贾充夫妇个人的选择与法律的要求不符，体现了朝廷普遍愿望与他个人想法的矛盾，这也是观念转变关头难以避免的现象，同时也显示了古老传统的力量。此后，常可见到士人类似的言论，东晋时范宁与谢安书说“（异姓收养）是谓逆人伦昭穆之序，违经典绍继之义也”，[183]曹魏明帝以异姓为其亡女之后，孙盛评论到“（直＋心）自异族，援继非类，匪功匪亲，而袭母爵，违情背典，于此为甚”[184]。社会的实践与士人的观念间尚有相当的差异，他们力图扭转时风，下面即是一例。
这时开始有人宣传异姓收养无法供养祖先。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原记载一事：周霸无子男，其妻用新产的女儿与别人换得一儿，后来发现此儿在冢上祭祀祖先时“结踞神坐，持刀割肉”，祖先不敢前来，周霸问其妻，知此儿非其子，“呼与辞决”，说“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祖先不享血食，无可奈何”，迎回其女，并养从弟子熙。应劭在文后评论到“神不歆非类，明矣。安得养他人之子乎。”[185]这一故事恐为杜撰，意在反对“异姓收养”，根据则是《礼记》中的“神不歆非类”之说，强调的是父系血统观念。此类故事应是伴随着推广父系世系意识而出现的，与整个父系意识强化的大背景相互呼应。
上述背景下，北朝中见到的宗族至多是“观念”形态的，尚无组织[186]。另有很多所谓的“宗族”只是对聚居一地的同姓人的泛称，难以用后代的概念去理解。至于百姓，仍主要限于同姓聚居，才开始出现追寻共同祖先的趋势。在当时的百姓的名字上常常可以见到“×强族”一类的名字，但这恰恰表明他们对“族”的认识尚属初步，只是个别人的愿望和追求，是一种外在的符号，并非现实。在“宗族”真正发达以后，是见不到这类名字的。祈愿内容中明确提到“宗族”“亲族”的造像极少，笔者所集1602种造像记中仅不足10件，比例低于１％[187]。数量之少、所占比例之低都说明造像者至少在造像祈福时普遍缺乏对“宗族”的关注。造像的组织形式也尚未见到“宗族”，他们并未普遍构建出详细的系谱与组织，反而要利用佛教组织“邑义”来动员和组织同姓的佛徒。
三结论
上文简要钩勒了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生活中由父方、母方并重到父系意识独领风骚的脉络。作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宗族”是在汉代以降至宋代千余年的漫长的中逐步形成的，这是一个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变化，对以后历史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汉魏六朝正处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开始。此时“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当时史书中所说的“宗族”“九族”不可尽理解为 “父系继嗣群体”，其中也会包含母党与妻党。产生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朝廷与儒生的推动与引导，由上至下缓慢扩展。[188]至于其意图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其它原因，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
鉴于此，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在宗族上，而应如F.Steven Sangren所指出的，要把分析的目光扩大到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组织[189],需要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如里社、僤、佛教影响下出现的“邑义”、“社邑”等，给予更多的注意，深入了解它们在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包括它们与后来宗族形成的关系。
据此，以往认为的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是需要修订的，通常所说的隋唐妇女地位高也不应仅归于胡风的影响，也应考虑汉代以来的固有传统。方法上看，由于当时的“宗族”的自我认同尚不发达，依靠父系系谱而进行的家族史研究的适用性也要认真思考，概括的所谓的“家族”的特点也值得反思。对此，西方学者已有所警醒，开始重视“联姻”关系在当时的重要性，值得中国学者借鉴[190]。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乡村社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修订过程中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吉林大学历史系许兆昌先生、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秦兆雄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James L. Waston（华琛）先生给予多方帮助；2002年1月就本文的研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做过讲演，得到与会学者的指正；2003年1月又将此文提交本所中古史研讨会，本所诸多同仁多方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2]侯旭东：《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82页。[3]详见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下简称“鲁”），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函第一册，第47-52页。[4]“鲁”，第二函第五册，第969—973页。[5]“鲁”，第二函第二册，第363-370页。[6]分见僧哲等四十人造像记与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册，第1-2页；第3-4页）,王法现造像记、陈神忻造像记与邑子七十人造像记（“鲁”，第二函第二册，第411-414页、第二函第四册，第737-740页、第二函第四册，第747-751页），并参侯旭东《北朝幷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个案研究》（待刊）。[7]参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新史学》第6卷第2期。到宋代以后，大体上南方以“同姓聚居”的村落为多，北方则“多姓聚居”的村落更常见。这一不同可见牧野巽：《中国にぉける宗族の村落分布にかんする统计的一资料——剡县乡志にっぃて》，《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三卷，御茶の水书房1980年版，第171-262页，特别是第253-257页与河北定县的比较。[8]《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2694、2701-2702页。[9]《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第2215页。[10]《通典》卷三《食货》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62-63页。[11]如果只有一子，后代的规模无法扩大，至少应有二子。[12]为便于分辨，意义上的作为分析概念的宗族用“宗族”来表示，史书中所使用的则不加括号。[13]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收入所著《周秦汉社会结构之研究》，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342页（此书后改名《两汉思想史》卷一）。徐氏强调“姓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见第326、339—340、344页， 颇有见地。[14]如瞿同祖：《中国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0页；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6, 他的研究假定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模式是基于父系继嗣的观念，见James L. Waston: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ese Quarterly 92 (Dec. 1982) p.591. 尽管Waston提出要对“族”做语源学或“心态考古学”的研究（同上，第593页）,他仍然相信中国”自汉至清许多基本的亲属原则与实践几乎延续未变”，见他与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合编的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的导论，p.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15]参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原作于 1935年，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3页认为宗族是为同一祖先传衍下来，而聚居于一个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缘群体；他的定义侧重了“宗族”作为实体组织的一面。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收入《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29-151页，突出了汉人家族亲属制度中系谱理念的重要性。王崧兴：《汉人的家族制－－试论‘有关系、无组织’的社会》，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民俗与文化组》，台湾中研院1989年版，第271-273页同样强调了观念上的系谱模式的“宗族”存在的普遍性，认为功能性的“宗族”团体并非处处可见。[16]《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第4039页。[17]《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第871页。[18]《三国志》卷九《曹洪传》注引《魏略》，第278页。[19]如东汉末的曹休、司马芝与司马朗、诸葛亮、诸葛瑾与诸葛诞等。《三国志》卷九《曹休传》说“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则携母跑到了吴，与其它曹氏的去就不同，第279页。[20]可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1-2页；丁鼎：《<仪礼·丧服>考论》，第四章第二节，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85页，不过，第185页“外亲服表”中“外祖父母”服注明为大功”，误，应为“小功”。[21]《通典》卷九二“凶礼·缌麻成人服三月”，第.2514页。[22]庾氏着有《丧服》三十一卷、《丧服世要》一卷，并注《丧服要记》，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第920、921页。[2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丧服无定制”，王树民校证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69页；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2章第15节“丧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176页。[24]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第919页。[25]《三国志》卷四二《许慈传》，云魏郡胡潜“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第1023页。[26]牟润孙：《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79页）较早揭示了这一重要现象，但讨论多集中在皇室与外戚，犹有不周。这里作些补充。刘増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149页对牟说的论据提出商榷。如刘氏所说，其论据所涉及文句解释问题（第142页），有些似乎牵强，但如果综合考虑其它方面的因素，牟文所强调的现象在汉代，乃至六朝，的确是广泛存在的，其说可从。详见下文。[27]仁井田升与刘俊文均将此令视为“封爵令”，见《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220页，《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44页。不过，这里说的是“户绝”而不是“国绝”，也许是“户令”。[28]《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二年律令”简三六九—三七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29]《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二年律令”，简三七七，第184页。简文“同产”后衍一“产”字，删。[30]《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二年律令”，简一八○—一八一，第227页。[31]《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47-3948页。[32]《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上》，第3961-3962页。[33]《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02页。[34]《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04页；卷九八《元后传》，第4015、4017页，传称“食邑”，未举出具体数位，但从数年后封侯时的封户推断，数量必不多。[35]《汉书》卷一○《成帝纪》，第310页；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03-705页，王谭封户2100户、王商封户2000户、王立封户2100户、王根封户3700户、王逢时封户3000户。[36]《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18页。[37]《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39-4040页。[38]《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下》，第3099、4002页。[39]《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第712-713页。[40]陈平、王勤金：《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先令券书〉初考》《文物》1987年第1 期，第20-25页；陈平：《再谈胥浦〈先令券书〉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9 期，第62-65页；久保田宏次：《中国古代にぉける家产相续——江苏省仪征县胥浦101号前汉墓出土〈先令券书〉を中心に》《堀敏一先生古稀纪念 中国古代の国家と民众》，汲古书院1995年版，第129-146页。诸家的释文与解释不尽相同，但在我涉及的问题上，并无分歧。[41]这一点美国学者韩献博有所讨论，见所著《汉代遗嘱所见女性、亲戚关系和财产》，李天虹中译，《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783页。[42]《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第1630页。[43]《南史》卷二五《到溉传到洽传》，第678、680页。[44]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一《后娶篇》，王利器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4页。[45]《隋书》卷七七《隐逸·崔廓传》，第1755页。[46]《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注引《魏略》，第673页。[47]具体的事例与讨论见唐长孺：《读〈颜氏家训·后娶篇〉论南北嫡庶身分的差异》《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4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皇子系母姓”，第61页；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 “汉人多从母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545页；牟润孙：《汉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之六“子女之称母姓”，第71-74页。[49]《潜夫论·志氏姓》，汪继培笺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4页。[50]参上引牟润孙文，第55-60页。[51]《后汉书》卷三六《范升传》，第1226页。[52]分见《后汉书》卷三九《刘般传》，第1303页、卷二二《朱佑传》，第769页、卷四三《朱晖传》，第1457页。[53]《晋书》卷四一《魏舒传》，第1185页。[54]《晋书》卷三九《荀勖传》，第1152、1153页。[55]《晋书》卷八六《孝友·庾衮传》，第2281页。[56]《晋书》卷六七《郗鉴传》，第1801页。[57]《南史》卷四一《萧景先传》，第1045页。[58]《梁书》卷五○《文学·颜协传》，第727页。顾协（《梁书》卷三○《顾协传》，第444页）、江总（《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第343页）、王元规（《陈书》卷三三《儒林·王元规传》，第448页）幼年均有类似的经历。[59]《周书》卷二○《贺兰祥传》，第336页。[60]《隋书》卷三八《皇甫绩传》，第1139页。[61]《隋书》卷六六《房彦谦传》，第1561页。[62]《隋书》卷四三《河间王弘传》，第1211页。尉迟纲与尉迟迥兄弟年幼时也有此类经历，见《周书》卷二○《尉迟纲传》，第339页。[63]《晋书》卷七五《范汪传》，第1982、1989页；卷九○《良吏·范晷传》，第2336页。并参潘光旦：《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范晷、范汪、范弘之、范泰》，《潘光旦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64]《隋书》卷六六《房彦谦传》，第1561页。[65]《三国志》卷一○《荀彧荀攸传》及注引《续汉书》《荀氏别传》，第307、319、321页等。并参潘光旦前引表，第134、136页。[66]参潘光旦前引表，第346-347页、[67]《晋书》卷三一《后妃传》，第952页。[68]《晋书》卷九三《外戚传》，第2412-2413页。[69]《晋书》卷九三《后妃传》，第952-953页。[70]《晋书》卷四一《杨骏传》，第1178页。[71]《晋书》卷九三《外戚传》（第2412页）说，皇后之父杨文宗“其先事汉，四世为三公。文宗为魏通事郎，袭封蓩亭侯”，据《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69页），震的曾孙杨众在建安二年（197年）被封为蓩亭侯，杨众当为杨文宗之父。[72]《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第783页、卷一《武帝纪上》，第1页。[73]参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74]潘光旦先生在他所翻译的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的注释中很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中国古代也存在过重舅权的现象，并着重分析了丧服上抑制舅服与春秋时舅甥继承的事例以证明他的看法，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34页之注214，又见《文集》第10卷《论中国父权社会对于舅权的抑制》，第458-463页（此条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吕文浩先生示知）。这里仅就潘先生未论及的汉代以后的情况作些补充考察。[75]人类学家对此讨论很多，参见里弗斯《社会的组织》，商务印书馆1990年影印1940年版，第82-83页；费孝通《生育制度》，第196-198页。[76]详参周天游《两汉复仇盛行的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23-124页的统计。[77] E.S Hartland: Primitive Law.
张建国：《夷三族解析》（原刊《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后收入《帝制时代的中国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最晚出，讨论详尽，但他提出的“夷三族”亲属范围的“卡”字形结构，是难以成立的。他所确定的亲属范围只限于“父系”，没有注意到上述汉代兼重母方的观念背景，也与文献记载矛盾。他在文中提到东汉末曹操因从妹夫宋奇被诛而从坐免官（《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第3页）,为罪及妻族之证（第138-139页）,在分析“夷三族”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例。实际上《三国志·李恢传》记东汉末恢任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县令，犯法，恢坐习免官，亦证明从坐牵连妻党。如果说“罪三族”都包括“父族、母族、妻族”的话，比它更重的“夷三族”对“母族、妻族”倒网开一面，实在难以理解。至于张晏、如淳为何注史书中的“三族”罪，不应忽视魏明帝制定新律后“夷三族”已不是常刑，《晋书·刑法志》载《魏律序》云“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第925页）,因此注家才需要为这种已渐稀少的刑罚作注。
魏晋时期作为临时性刑罚的“夷三族”涉及的亲属也逐渐发生变化，大致是范围在缩小，并偏向父系，如不诛及已出之女（《晋书·刑法志》，第926页）等。另，由于魏法于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同上，第927页）,郑玄为古文经学家，在“九族”问题上强调“父系”，不能不影响对“夷三族”之“三族”的界定。张晏的“父母、兄弟、妻子”的解释，或许就是曹魏时的新规定。由西晋时“夷三族”的使用看，基本限于“父母、兄弟、妻子”。潘岳被诛，“夷三族”，其母、兄弟、兄弟之子与已出之女一时被害（《晋书·潘岳传》，第1506页）,而潘岳的从子潘尼却未受株连（《晋书·潘尼传》，第1515页）。陆机被株，“夷其三族”，波及子、兄弟、兄弟之子，而从父兄弟之子已不从坐（《晋书·成都王颍传》，第1106页；《陆机传》及《陆云传》，第1480、1485-1486、1487页）。而在汉代，大概父系有服亲都会受到牵连，《三国志·常林传》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吉茂因其宗人吉本起事被捕，后因锺繇证明茂与本“服第已绝”，方得不坐。到了北魏时，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如诛崔浩案外，“族”刑牵连的亲属范围就更仅限于直系父系亲属了。“夷三族”范围的变化也与各个时代人们对亲属的亲疏界定分不开，它从含母党、妻党到仅限父系与父系意识的发展，与主导观念同步。
[99]《颜氏家训》卷一《兄弟》，第23页。
[100]《通志》总序。[101]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收入所著《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第342页。徐氏强调“姓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见第326、339—340、344页， 颇有见地，但他以为平民一旦有“姓”，就会有父系“宗族”组织出现，说见第326，过于简单化。[102]牧野巽：《汉代の姓氏と亲系》，《中国家族研究》下，《牧野巽著作集》第二卷，御茶の水书房1980年版，第61-71页；徐复观上引书，第317-323页。[103]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第51-53页；杜正胜：《编户齐民》第5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93—194页，到西晋时似乎仍有少数百姓无姓，盗墓发现“汲冢书”的人叫“不准”，可能就无姓。[104]尾形勇就已注意到周代“姓氏”与秦汉以后的“姓”之间的“断层”，见所著：《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但他没有具体指出哪些“姓”是汉代新出现的。[105]《元和姓纂》卷四.179. 卷八.58、卷八.249、卷六.224、卷三.150、卷五.177.、卷八.124、卷三.48。[106]《元和姓纂》卷二.165、卷一○.117。[107]见《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常宽》曰“时蜀郡太守巴西黄容，……着……《姓族》……凡数十篇”，任乃强校补图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0页。[108]如南朝陈的姚察，史称“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陈书》卷二七《姚察传》，第351页）。[109]当然，洪氏所说的“希姓”不尽罕见，如“劳”姓。[110]杜正胜前引1990年书，第194-195页。[1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皇子系母姓”，第61页、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 “汉人多从母姓”，第544-545页、张孟伦：《汉魏人名考》第10章“改名”，兰州大学，1988年、杜正胜前引1990年书，第194-196页。[112]《三国志》卷六二《是仪传》，第1411页。林宝《元和姓纂》卷6“是”姓条将此事做为“是”姓的源头，实误。东汉汉安二年（143年）立的“北海相景君碑”碑阴题名有 “故修行营陵是盛字护宗”、“故干营陵是迁字世达”（见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同朋舍1994年版，第88-91页），均早于孔融改姓。可知是仪改姓前，营陵已有“是”姓，孔融只是提议用当地存在的同音的“是”姓取代“氏”而已，并非另造新姓。[113]《三国志》卷八《张燕传》，第261、262页注引陆机《晋惠帝起居注》。[114]《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第644页。[115]《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第645页。[116]《三国志》卷四三《马忠传》，第1048页。[117]《魏书》卷九四《抱嶷传》，第2021页。[118]《三国志》卷一七《张辽传》，第517页。[119]《周书》卷一七《怡峰传》，第282页。[120]《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注引《魏略列传》，第486页。[121]《晋书》卷五一《束晳传》，第1427页。[122]《三国志》卷五三《程秉传》注引《吴录》，第1249页；又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引《文士传》，第1667页。[123]晚至北朝时，仍偶见改姓的情况，见《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传》，第544页。[124]王充：《论衡》卷二五《诘术篇》，黄晖校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27-28页。[125]《论衡》卷二五《诘术篇》，第1032页。[126]《汉书》卷七五《京房传》，第3167页。[127]见《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66页，卜者王况对李焉语。[128]参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1页。[129]《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附陈元达传》，第2679页。[130]《后汉书》卷一○下《皇后纪下》，第444页。[131]《三国志》卷二二《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第644页。[132]《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第1305、1309页。[133]分见《三国志》卷四三《马忠传》，第1048页；同卷《王平传》，第1049页。[134]《三国志》卷四三《马忠传》，第1048页。[135]《三国志》卷四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卫继事，第1091页。[136]《三国志》卷六二《是仪传》注引徐众评，第1411页。[137]关于徐众着《三国志评》，见《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第955页；及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的考证，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册，第1003页。徐众为东晋人的根据，见《通典》卷九五“为内外妹为兄弟妻服议”，第2570页；及同卷“族父是姨弟为服议”，第2573页。[138]《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第1733页。[139]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冒姓”，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14页。[140]王充：《论衡》卷二五《诘术篇》，第1028-1040页。[141]见《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第1629页；《北堂书钞》卷九八“蔡邕谈论更远”引《抱朴子》，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374页。[142]《潜夫论·卜列》，第296页。[143]《潜夫论·卜列》，第297页。[144]《潜夫论·志氏姓》，第404，及第454-462页，如对“张”姓来历，最远只追述到《诗经》中的“张仲”。[14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及索隐引皇甫谧、王符说，第341、342页。[146]据《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第517页列举了王莽的“九庙”，西晋的宗庙制度见《宋书》卷一六《礼志三》，第446-447页。[147]《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第156页。[148]《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第166、168、174、176、202、208、224、226、246、252、262页。[149]《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第260页的说明。[150]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相传之讹”，第801页。[151]《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篇，第252页。[152]《白虎通》卷九“姓名”，第402页。[153]《潜夫论·志氏姓》，第401页。[154]《三国志》卷六二《是仪传》注引徐众评，第1411页。[155]见仲长统：《昌言》，《全后汉文》卷八九，第954页；《潜夫论·论荣》，第34页。[156]《通志·氏族略·氏族序》。[157]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九“春秋”，第447-472页，列举习《左传》的汉儒甚详。东汉永康元年（167年）立的武荣碑说荣“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糜不贯综”，亦是一例。[158]《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章帝初年贾逵上奏语，第1236、1237页。[159]“鲁”第二函第一册，第29-30页。[160]如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李氏合邑造像碑（“鲁”第二函第二册，第314页）、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蔡氏造像碑（“鲁”第二函第三册，第553-554页）等。[161]大统十四年蔡氏造像便如此。将蔡邕、蔡谟与蔡元联在一起，见“鲁”第二函第三册，第 553页。[162]“鲁”第二函第一册，第213页。[163]如北魏正光二年锜麻仁造像（“鲁”第二函第一册，第121页）、东魏兴和二年廉富造像（“鲁”第二函第二册，第285页）、武定七年王光造像（“鲁”第二函第二册，第431页）、北齐河清元年赵科造像（“鲁”第二函第四册，第745页）、天和五年郭始孙造像（“鲁”第二函第五册，第995页），天统三年张静儒造像（“鲁”第一函第六册，第1037页）等。[164]《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2页；又见卷四八《贾谊传》，第2230页。[165]《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61页。[166]《汉书》卷四七《文三王传》，第2212、2207页。[167]《史记》正义引《谥法解》。《谥法解》原出《逸周书》，《史记正义》所引为“现存《谥法解》最为近古的一种版本”，语出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168]《晋书》卷六四《武十三王传》，第1719、1721、1722页。[169]《晋书》卷三八《文六王传》，第1137页。[170]《后汉书》卷二九《鲍昱传》注引《东观汉记》，第1021页。[171]《通典》卷六九“异姓为后议”引后汉吴商《异姓为后议》，第1914页。[172]同上，第1914-1915页。[173]《三国志》卷五《后妃传》，第163页。[174]《三国志》卷四○《刘封传》，第991页。[175]《三国志》卷四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卫继事，第1091页。[176]《通典》卷六九“异姓为后议”引范宁与谢安书语，第1914页。[177]参安·沃特纳着，曹南来译，侯旭东校：《烟火接续－－明清的收继与亲族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2、98-103页。[178]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载，东晋时他“又以异姓收养，礼律所不许”云云（第2155页），提到“律”，说明这一类做法已在法律中受到禁止，此“律”制定于西晋，为东晋所沿用，参程树德：《九朝律考》“晋律考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5-226页。又见《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刘俊文笺解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42页。《大明律》卷四《户律》、《大明令·户令》。[179]《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75-1176、1170页。[180]《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71页。[181]《通鉴》卷八一“太康三年”，第2580-2581页。[182]《晋书》卷四○《贾充传》，第1171页。[183]《通典》卷六九“异姓为后议”，第1914页。[184]《三国志》卷五《后妃传》注引孙盛曰，第164页。[185]《太平御览》卷三六○，又卷八八三引。[186]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523页。伊佩霞也有类似的观点，见所著“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pp.18-19,收入上引1984年她与James L. Waston合编的论文集中。[187]参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页。[188]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英）科戴维、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 期。[189] F. Steven Sangren，“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 Beyond Kin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3.3. (May, 1984), pp .391-415.[190]见J. Holmgren, “Northern Wei as a Conquest Dynasty: Current Perspectives; Past Scholarship”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40. (Sep.1989), pp. 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