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新证据——兼谈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化石的含义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6
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资料可以佐证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并非图腾。
人类学研究表明，上曾经至少有12种大象和猛犸象漫游在非洲、美洲和欧亚大陆，但是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更新世，大象和猛犸象在地球上许多地区大量消失，象科动物只剩下了现在的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以前家认为，在约1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地球气候急剧变化，植被受到影响，栖息地遭到破坏，大部分大象和猛犸象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以致灭绝。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原始人掌握了更精良的武器，拥有更娴熟的捕猎技巧，可以猎杀整群的大象和猛犸象，致使其灭绝。最近美国考古学家苏洛韦尔及其同事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他们认为如果主要原因在于人类，那么特定地区大象和猛犸象的灭绝情况应与人类在该地区的扩张一致；相反，如果是气候原因，则在史前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大象和猛犸象也应同时存在，直至气候变化来临。“他们对五大洲41 处考古地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途中，身后一路留下大象和猛犸象的遗骸。某一地区一旦有人类居住，这里的大象和猛犸象就开始从化石记录里消失”。因此“应对这些巨大动物从历史上消失负责的并不是剧变的气候，而是饥饿的史前猎人”。苏络韦尔提出，大象的祖先可能是因为居住在热带雨林等古人难以到达的地方，才得以幸存（王艳红《是“谁”杀死了猛犸象？》《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第2版）。猛犸象生存的年代约距今30—1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人类祖先“夏娃”的年代距今20—10万前。苏洛韦尔等人的研究证明大象、猛犸象并不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图腾，也是其它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一个佐证。
2005年春季，四川华蓥山地区因为采矿暴露出一个距今70—10万的化石坑，含有犀牛、剑齿象、豹、熊、巨貘、豪猪、野猪、牛、竹鼠等13类动物的化石，其中有一件鸟形骨器化石尤为珍贵：该器为正面展翅上飞的燕子形状，其腹部有一组连线呈三角形的3个大小均匀的圆洞，直径均超过1厘米，深也在1厘米左右。骨器背面及其它地方均有打磨痕迹。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金毅博士鉴定，初步肯定该器为人类早期艺术制品（邱海鹰《华蓥山10万年前有人类生存》，《广安日报•川东周末》2005年2月27日）。笔者认为，这件属旧石器中期（距今约20—5万年）的骨器化石是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又一力证。
据研究图腾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何星亮《半坡鱼纹是图腾标志，还是女阴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此前中国罕有发现旧石器中、晚期可以与图腾相联系或比附的考古资料，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化石其年代正是在旧石器中期，考虑到该器当年制作的艰辛和不易（整器雕刻、三个钻孔及打磨工序）和其与图腾理论的吻合，将该器断为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物无疑是很合适的。但是这种认识面临着一些障碍：其一，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可能被原始人置于木柱顶端，竖立于门前、屋项或室内外其它合适的地方（旧石器中期罕有房屋建筑，因此可以考虑推断为洞穴居址的内外）。鸟形器是展翅上飞的形象，因此最合理的竖立方式就是头上尾下。这样一来，钻孔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尾端而且也应该只需一个以便插入小木柱即可（且不说1厘米深度是否牢靠），而腹部勿需钻孔。按此思路，鸟形骨器显然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二，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以考虑为以水平方式置于木柱顶端（仍然是展翅飞翔状），这样就需在腹部位置钻孔以便插入木柱顶端。但是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器腹部的三个钻孔均靠近颈部，无论使用一孔、两孔或三孔，鸟形器均不可能平置于木柱顶端。由于钻孔方向垂直于腹颈部平面（据图片观察），所以鸟形器也不是或不会斜置于木柱顶端。故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三，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能被原始人随身携带（具有护身符的意义），即穿挂于身体某个部位。如果是这样，鸟形骨器上的钻孔应该是腹、背对穿，而且只需一个穿孔即可。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其四，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只能披兽皮、穿草裙，甚至身上仅有遮着的一点织物，随身携带的图腾崇拜物一般不会有衣兜之类盛装。但即使考虑有这种可能，鸟形骨器仍不能断为图腾，因为其腹、颈部有三个非常费工费时的钻孔。作为装在衣兜里的图腾崇拜物，它不必要有这三个钻孔；我们探讨鸟形骨器的性质、功能和意义，也必须对三个钻孔给出合理的解释。故鸟形骨器非图腾崇拜物。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及其上面的三个圆孔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我国新时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普遍见有鸟形刻画、鸟形图像或鸟形器，其中尤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形图像或鸟形器与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有可比性：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鸟纹最初为写实的鸟形象，其后逐渐为形似火纹 的三足乌图像，再后来又变为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外加三个圆点纹图形或弧边三角纹一边加一个圆点的图形（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A、B ，《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这种演化形式说明，当时鸟纹的象征意义与三足乌图象、火纹、弧边三角纹（或加三个圆点，或加一个圆点）的含义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趋势是：早期是带有写意性质的鸟形象但又接近于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其后发展为弧边三角纹或镶边的三角纹，再到空心的三角纹（或在空心中央加一个圆点），最后是弧边空心圆点三角纹的三角上再加三个圆点（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三）。马家窑文化中这些鸟纹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也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而且与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及其各种变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多见弧边三角纹（或近于火纹）或上加三个圆点或作镶边再在三角上加三个圆点的图形，它们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类似图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而且都是源于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形。良渚文化中常见正面展翅向上飞翔的鸟纹或鸟形器，尤其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玉壁上的鸟纹（江松《良渚文化的冠形器》图四，《考古》1994年第4期；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图一一，《考古》1997年第2期）与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化石形神俱似。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这些鸟形图像及其变形纹饰，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崇拜的产物，是星宿三星的象征物，是其表现和表达方式，是远古人类行用火历、用大火星（心宿二或心宿三星）授时的证据：火纹象征大火星，三足乌、弧边三角纹均是以“三”数指代心宿三星，上加三个圆点也表示心宿三星，加一个圆点表示中间最明亮的星宿二，而鸟纹即表示火鸟（后来的祝融）非指太阳鸟。史前的三足乌图像不是太阳鸟，太阳鸟之说应是汉代人对古代图像的误读所致（参见拙著《伏羲画卦》）。这种表达方式还见于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中间12道弧形齿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四周四只首尾相接的凤鸟表示一年四季，每只凤鸟都只有一条腿三爪接近火纹形，而双翅奇小作火纹状，它们都表示心宿三星授时和崇拜（而非太阳鸟），合则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图见朱章义、张擎、王芳《金沙：闪耀古蜀国珍宝的辉煌》，《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日头版）。金沙出土金器鸟纹及上述史前文化鸟纹用“太阳鸟”都是讲不通的。
根据笔者对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用象（图像、形象、意象）、数（数量及数量关系）结合的办法来反映和表达当时的文化、思想观念、信仰等是一普遍而基本的传承、记载方式，而且在极其广阔的时空内都是如此。如中国境内约自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之初至今都存在和使用这种传承方式：史前时代是原始人最主要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夏、商、周逐渐向以文字为主过渡，秦汉以来文字取代了纹饰的地位但仍有典型的器物和图案结构存在如1996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上的设计图案（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至今我们也仍在使用这种传承、表达方式如故宫的形制和其间存在的数量关系（祝勇《宫城：数字里的密码》，《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2日），如中英街警示钟的设计和寓意（段萍《中英街警示钟的保护与修复》，《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如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实事求是”宝鼎的设计和寓意（罗安银《“鼎”天立地 匠心独运——世界最大青铜宝鼎诞生纪实》，《广安日报》2004年8月13日），如2004年宝鸡市纪念炎帝典礼，“中华始祖炎帝之位”的牌位高95厘米，象征炎帝“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牌位宽34厘米，代表着全国34个行政区划单位，覆盖供桌的黄布上印有56颗红星，代表着全国56个民族”（新华社刘鉴、边江《宝鸡 海内外人士祭祀炎帝》，《四川日报》2004年4月5日）等等，其他如“三个代表”、“三山五岳”、“五湖四海”、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南京之行是“感念之站”，北京之行是“和解之站”、西安之行是“怀亲之站”、上海之行是“希望之站”等等，都是同一思维和表达方式。当然，“象数”思维和这种传承、记载、表达思想文化的方式并不限于中国，而是遍及全世界、整个人类，尤其是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人类。所以根据古代人类传承文化、文明这种思维和表达方式以及上述中国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笔者认为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也是心宿三星崇拜的象征，鸟象造型及三个钻孔所象征和表达的意思相同，即都是心宿三星授时、崇拜的反映和象征物。
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与前述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年代差距在10万年以上，我们以同样的思路和方法去释读和理解它们，一般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巨大的跳跃，甚至也可能有人以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笔者认为，如以“图腾”之类概念来将二者作联系，用前者为“图腾”推断后者为“图腾”或因后者为“图腾”而推断前者为“图腾”（当然实际二者都不是“图腾”），这样做实在是危险的。但是因为是与天文历法、星象观测有关，巨大的时间差距可能不成其为障碍。心宿三星与季节相应的是：大火（心宿三星）昏见于东方地平线为春分，昏见于西方地平线为秋分，昏见于南中天为夏至，晨见于南中天为冬至。虽然因岁差关系要确定大火与季节的这种准确对应关系需要对观测到的天象与实际的季节或分至点作一些人为的调整，但大火出没于天穹这种天象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即数千年前古人观测到的大火出没规律、其与季节的对应关系，数万年前的古人能够观测到同样的情形、得到同样的印象和认识，数十万年前、数百万年前的古人同样如此，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所以数万年前、数十万年前的原始人与数千年前的原始人观测大火星的出没规律，必然会有若干相同的重合点，只要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一致，就会出现相同、相近或类似的图形、图像，而不依赖于代代相传。可以举例证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墓葬龟甲，其背甲常钻凿连线呈方形（斗形）的四孔，冯时、陆思贤等学者研究认为，古人以龟背、腹甲象征天地，龟背圆形以象北极天盖，上面钻凿连线呈斗形的四孔象征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同时它们也曾作为极星受到古人的崇拜（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256页，四川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46—4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据《光明日报》报道，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在东西伯利南部的一个古村落遗址曾发掘出一幅35000年前制作的星图，该星图刻在一个石制龟壳上，而且表现的是当时北半球星座的情况：“一些大的星星在这幅星图上以小而深的圆坑标示。最大的圆坑标示的是北极星，其周围的一些圆坑很象是仙后星座。在星图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大熊星座。但是，这个星座的勺形同现在有明显的不同。组成勺柄的几颗星比现在低垂，航海者熟知的大熊星座内的玉衡星位置同现在也有很大的不同”（《三万五千年前的星图》，《光明日报》1980年8月28日第3版）。南西伯利亚出土的石刻星图距离我国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数千公里，年代差距在三万年以上，但是二者都以龟甲（或龟甲形状）象征北极天盖，在上面钻凿圆孔反映和表现北斗星、北极星的情况，其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是惊人的相同和一致，二者绝不存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而是由于同在北半球，古人观测到的天象相同相近，其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趋向一致，所以出现了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惊人的吻合”。因此，对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而言，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是否有观测大火的需要、能力以及相应的表达、表现能力？
根据记载，我们能够知道的古代历法的产生时间一般不会太早，在这个年代是在夏、商、周时期，如商代甲骨文反映出商代历法，《夏小正》被认为保存了夏代历法的信息。根据一些传说资料，我们可以将古代天文观测或最初的历法的产生时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0—4000年间），如传说中的帝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晨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炎帝、黄帝乃至伏羲均创制有历法。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将古代天文观测及早期历法的创制时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河姆渡文化中发现有距今7000年前的大量的稻谷遗存，河北磁山遗址发现距今7000多年的大量的腐朽粮食粟的遗存，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发现系列距今8000多年的人工栽种稻谷的遗存信息，河南贾湖遗址也发现距今约9000年前栽种稻谷的遗存信息，还有河北南庄头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等，都发现有种植农业起源的信息，其年代都在距今约一万年前。这些考古发现或可说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已开始进行天文观测甚至创制有最初的历法，基本上得到证实，因为种植农业的起源和出现必然伴随着原始人对年周期和季节的认识以及早期天文观测活动的存在。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种植农业尚未开始，原始人主要靠狩猎和从事采集活动维持生存、生命，那么他们是否需要知道季节、时令的变化以及进行最初级的比较简略的天文观测活动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采集和狩猎（攫取性或称掠夺性经济）要受天然资源的限制，人类要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迁徙。这种迁徙有两种类型：季节性迁徙、区域性迁徙。前者是指因季节不同，人们需要改变生活区域；后者是指人们为了获得食物而要变更采集和狩猎区域”（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次印刷）。季节性迁徙与季节认识有关，区域性迁徙与方向认识有关，二者都离不开对天象的认识以及粗略的天文观测活动。不仅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需要知道季节、物候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就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也当如此，即在新石器时代前的两、三百万年漫长的时期内，原始人都需要季节、物候、方向等方面的比较简陋（在今人看来是这样）的知识而且会逐渐习得，只是由于进化程度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可以认为，天文观测以及对天象的认识自有人类以来，它们就已产生和存在而且与人类相伴始终。在没有人工照明、对大也没有理性认识的原始社会，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以及随之而来的光明的白天，原始人无论因为恐惧、好奇或者生存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他们都会被那漫天星空、日月流转所吸引，尤其是那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与季节、方向有密切关系的日月星辰更会在原始人心中刻下不灭的印痕。所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对晨、昏时通红、明亮且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大火（心宿三星）的认识是不奇怪的，可以认为他们那时对大火星的认识已有上百万年的文化积累、积淀。
以往，由于史前研究、史前考古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缺失，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未能得到的释读和对待，我们对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科学文化及相关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所知甚少，主要是凭考古发掘出的物质文化结合古代文献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作一些猜测、推测、比对，实际上“隔着一堵墙”（参见拙稿《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文化存在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据笔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判断古人对年周期的认识、十进制的运用、初步的加、减、乘、除知识以及历法的制订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约一万年前，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伏羲时期、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由于旧石器时代尚无陶器，那时的原始人主要而且只能使用木器、石器、骨器，木器无法保存下来，石器上刻划纹饰、图案又极其困难，所以迄今所见旧石器时代刻划很少，只有欧洲发现有较多的旧石器晚期刻纹骨片及洞穴壁画，其他地区罕见。至于旧石器中期的刻划，尤其不容易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在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就是一片空白，不能象一些学者根据文化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材料得来的认识那样，笼统地认为原始人完全没有数学知识、没有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新石器文明、青铜文明会是突然出现的。前述南西伯利亚出土3•5万年前石刻星图以及欧洲旧石器时代尤其是奥瑞纳期（距今32000—26000年前）克罗马侬人的骨刻月历（尤玉柱《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均能说明这一问题，而欧洲旧石器晚期洞穴壁画的艺术价值，其对动物形态观察、描绘之准确为世所公认，仅拉斯高洞穴就有600多幅壁画和大约1500件雕刻作品，学者认为“它们在艺术技艺上完全可以和任何当代美术馆的作品相媲美”（曹兵武《二十世纪的世界考古》，《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31日）。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原始人已经认识了数量关系中的“三”或者10以内的数呢？笔者认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中普遍发现一种三棱大尖状器，其“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缘，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三个边棱上有交互打击的痕迹”。这种三棱大（小）尖状器在陕西蓝田、大荔，山西共事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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