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镠与传统宗教
摘要：钱镠的成功，与其善于利用传统宗教有密切关系。他利用时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回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增添神圣的灵光，以增强凝聚力；通过各种祭礼，神道没教，以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从卜筮中获得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建国后，他又通过封神建庙等宗教活动，宣扬王权神授，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用人治国及生产领域，都可见传统宗教思想对钱镠的影响。传统宗教在吴越国上所起的作用，积极性大于消极性。
关键词：钱镠；传统宗教；“天人感应”；神话；祭祀
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治杭州)节度使钱缪，据有杭、越两藩，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其原因，一是其国长治久安；二是其国，文化昌盛，正如著名学者卞孝萱、郑学檬所著《五代史话》所言：“吴越在钱氏治理下，上比较安定，文士荟萃，人才济济；经济繁荣，渔盐蚕桑之利，甲于江南；海上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也称盛于时。”一个地狭(仅有十三州)民寡之小国，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仔细探讨过此问题。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谓“南方九国之中，嗣主较为贤达者，无腧钱氏，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教诲子嗣得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居桑梓之地，更注意人心民情吧?笔者认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善于利用宗教，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巩固了统治地位；而且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充分激励了士气，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还通过宗教活动，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言以蔽之，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
一
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在作战中，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浙江绍兴)后，把杭州交给了钱镠。后董昌妄自尊大，背叛唐朝，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据有两浙，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史载他“善射与槊，骁勇绝伦”，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然而，揆之史实，笔者认为，助钱镠事业成功的，与其说是勇悍，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神化自己，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
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载入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色色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乾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藉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乾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乾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限量。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藉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