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论价值转换及概念嬗变

    宋育仁一八九五年《泰西各國采風記》中有這樣一段議論：  

    外國之并力以圖中國，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國之獨異﹔亦有一名一實有以招之。實者，中國之地產富饒，棄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華夷之界限，中國擁其尊名，而事或廢弛，民多流徙，宜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嚴夷夏，而自來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漢以后夷禍相尋，至于今日。經言夷夏之辨，以禮義為限，不以地界而分。傳言降于夷則夷之，進乎中國則中國之。倘如舊說分以地域，則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無是事﹔進乎中國者，必進而據地，進而據地，滅人之國，方討之不暇，反視同中國，又無是理。……法國議和條約一款云﹕以后凡中國自行一切公牘，自不得以夷相稱，約雖施行，而其義終疑忌。此即各國與中國隔閡之情。可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爭名之習，人情大同。但彼知夷為踐稱，而不知所以賤，中國知夏為大稱，而不知所以大。徒擁虛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經訓不明，而貽害至于中外交亂。今于修訂公法書中講明此理，俾知聖人之書，一無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爭。聽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釋猜嫌，漸慕名教，則中國實為名教宗國，未有不推服欽崇。[1]  
    毋庸置疑，把“中外交亂”歸于“經訓不明”，顯然過于簡單，失之偏頗﹔因為這不屬于本文議題，故而無需贅言。就夷夏觀念的歷史淵源、時代情狀及其認識論基礎而言，宋氏論說至少涵蓋了以下重要方面﹕首先是開始禁止對外稱夷的歷史時間。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條約》〔宋氏云“法國議和條約”屬《天津條約》〕第五十一款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鑒于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大防，似乎只有條約才能〔至少在名義上〕禁止“夷狄”稱呼。確實，繼《天津條約》之后《北京條約》〔1860〕簽訂前后，在涉外用詞上出現了由“夷”到“洋”的明顯變化。[2] 第二，如果說禁用“夷”稱或多或少是西方炮艦政策亦即外 在脅迫的結果，那么，許多知識分子在認識上的發展則是觀念變化之極為重要的內在因素﹔宋氏論說很能表明這一點。其實，一八九０年代之前已有一些類似的見解，洪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