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心团长”日入万元?上海团购热潮能火多久

来源:岁月联盟 编辑:猪蛋儿 时间:2022-05-10

刘涛迅速的点击“返回上一步”或“重新载入”,再继续前面的动作。6点零7分,刘涛终于成功完成支付,抢到了一周以来唯一一次菜。他原本勾选了200多元的商品,最后只成功支付了40.9元。此后一直到晚上,当他再次进入叮咚平台的时候,系统提示持续为“当日运力已约满”,各个分类里面的商品也几乎全部显示为“售罄”或“补货中”。

在本轮疫情发生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循环是很多上海居民的日常。大家在业主群里讨论叮咚、盒马等平台抢菜的秘诀,但成功的人并不多。4月10日左右,刘涛加了差不多上10个微信团购群,蔬菜、牛奶、猪肉、鲫鱼、海鲜等应有尽有。一般50份到100份成团,快的当天下午就能送达。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的出现,解决了很多上海居民买菜难的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多方调研了解到,由于物流运力紧张,零售商只能减少配送次数,增加每单货物的商品量,且渠道对接、熟人经济和统一采购模式等都促使社区团购成为近期上海消费者购物的主流。值得关注的是,一旦未来封控结束,“团长”会持续存在还是消失?社区商业又会何去何从?


社区团购火爆的缘由

团购并不是新鲜词,但自上海封控以来,社区团购可谓火爆。

“以前团购仅是购物方式之一,我可以到店购买、可以点外卖、可以单品网购送货。但是封控之下,大家不可以出小区,无法到店购物。物流配送运力紧张,你买一单货品,根本找不到人来运送,这时候小区的群里就开始讨论拼单,大家一起买。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抱团取暖,大家基本的米面油等需求都是一样的,拼一个大单一起买比较方便,送货也就有指望了。”消费者吴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上海市静安某小区的“团长”蒋婷也是同样的想法。“一些年轻人日常以点外卖为主,封控期间不仅点不到外卖,家里也没有多少囤货,平常依赖的饿了么、美团、京东、天猫这些电商一时间很难送货。社区团购弥补了封控初期运力紧张的问题。”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几乎成为解决消费端的需求的唯一方法。而对于商家而言,社区团购也几乎是唯一的销售模式。

“平时顾客可以到店购买,但现在只能在线上。且我们一家300个员工的门店,如今只有几十人留守在门店,却需要每天接2000多单甚至3000单,相当于以往十倍的在线订单。光靠我们这十分之一的人力一单一单去配送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调整货品,有些东西不做单卖,而是整箱出售,消费者团购了整箱货品后,我们一次性送过去,一趟物流其实满足了整个小区的购物需求。”上海家乐福万里店的店长季林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现在都是整箱或大礼包商品展示,都是便于团购的商品。

“很多供应商没有能力对每个订单进行单独的配送,但同时不少供应商有销售的需求。我所在的小区中70%的居民是中老年人,这类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的购买渠道不是电商,而是小区周围的菜场小店,这些商超小店几乎占了小区80%购买商品来源。但在封控期,大家都开始涌向电商,电商无力承接这么多需求。而原有的线下超市供应商却找不到销售渠道,另外,居民也没有购买渠道,在这背景下两方的需求产生了对接,用社区团购的形式消化供应商的商品,即把过去菜场、超市的售卖途径转到了‘团长’处。”在蒋婷看来,社区团购火爆一是居民确实有需求,二是原来的供应商需要一个分销渠道,两者结合推动了封控期间社区团购的发展。

上海嘉定南翔某小区志愿者告诉记者,据他观察,在疫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单元楼每天要运送的叮咚货物大概10~20份左右,而一个单元楼的住户将近100户。家住上海杨浦的吴嘉斌与几位小伙伴组建了团购项目组,作为“团长”,他通过制定策略和细分流程,在4天内给居民们完成了2000份订单。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团长”为何比“正规军”强?

虽说理解了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对于上海消费者的必要性,但为何“团长”的重要性会超过一些专业的电商平台管理者?

这就要从此次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说起了。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一般的团购是大家拼单购买,但不一定保证购买规模有多大,也未必集中在一些基本品类。但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可以保证足够大的量,且大部分居民的购物需求基本一致。这就有了很大的统一性,且需要一个团购的领导者来对接所有事宜,那就是“团长”。

“现在社区团购的基本模型就是‘团长’来统计大家的需求,且集中在一些品类,然后由‘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比价,得到大家的认可后进行统一采购和配送至小区,‘团长’来进行点货、分拣和分发,最后还有货款的结算,如果想要做得更专业的话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机制。我们的社区团购就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分为渠道组、楼栋志愿者组、统计和财务组、物资分发组,统筹管理组以及数据分析组。大家各司其职,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项目管理模式。”吴嘉斌对第一财经记者描述道。

而在这样一套采购流程中,“团长”至关重要,封控之下,“团长”能做到的事是一些电商“正规军”难以做到的。

“在物流紧张的情况下,商家不得不节省物流成本,所以从原先的一位一位送变成一个个小区送,可以理解成‘to C’销售转向了‘to B’。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位组织者,将每位消费者的需求统一起来。到了小区内部,物流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必须打通,‘团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生鲜商品的线上化是各个消费品中比例最低的。疫情期间,原先线下的供应商、线下的消费者需要被对接起来,消费场景从菜市场、超市等转化到了线上,而其中的对接人就是‘团长’,他们替代了之前线下经销商的工作。”一位生鲜电商平台从业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可见在封控之下,谁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谁就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这一点,“团长”可以做到,而一些电商却未必能做到。

“叮咚、盒马卡在骑手资源上。”一名“团长”表示,电商平台依靠骑手完成物资从配送站到小区的派送,疫情期间只有部分骑手有通行证,许多骑手在小区里面难以出行。

公开信息显示,叮咚买菜在宝山片区原本有29个站点,覆盖约1000个小区,正常情况下,每个站点30~40人,日均单量不低于2000单。4月1日浦西封控后,宝山区15个站点关闭,每个站点出勤人数仅20个人,每天接1500单就已经满负荷了。以此简单计算,封控前叮咚买菜宝山区日均配送量大约为5.8万单,封控后日均配送量为2.1万单,运送量降低了50%以上。加上不同片区资源分布不均,宝山很多区域都覆盖不了,明显满足不了用户需求。

“团长”们则通过社会资源找到有保供文件和通行证的供货商,凭借组团形成的大额交易量与供货商直接交易,省去中间商环节。在接到同一个片区多个小区的团购需求后,供货商开着自己的货车把物资挨个运送到各小区门口,小区物业和志愿者再分发到各个单元楼和住户门口。简单来说,叮咚等电商平台往往是卡在了”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能力,反过来也制约了他们拿物资的能力。社区团购回到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没有电商平台那么精细高效的分工,但因为物流通畅,反而能够保障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此外,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还具有“熟人经济”和以需定供的特点,相比较其他电商平台,“团长”更具有这方面优势。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认为,“团长”有些是社区小店店主、宝妈等自由职业者,“团长”的优势,一则在于熟人社交,降低获客成本,二则以需定供,减少库存积压。社区团购中“团长”在寻找供应商或者开团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可控的、优质稳定的、靠谱的供应链。团购的集单模式,决定了不需要配置大量的终端配送资源,但自主可控的物流系统,仍然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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