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夜之间 它们就变成了过街老鼠？
摘要： 从政府监管到社会运转，我们的现实社会，都还远未跟上互联网的创新节奏。
过去1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行业一直代表着最前沿的发展力量，在引领整个社会经济变革转型同时，无论自身的产业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都在资本的助推下超速成长。
但现在，超速发展埋下的隐患，开始集中爆发。
五一前，国务院下发了《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互联网金融成为重点清理整治对象。
五一假期，青年魏则西的离世，引发了公众对百度的声讨，以及搜索引擎商业模式的反思。
五一刚结束，深圳一女子搭滴滴顺风车遇害，互联网出行的安全也再度引发公众恐慌。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仿佛一夜之间，各类互联网创新就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受到的质疑也如风过浪起，沸腾难息。
在这些问题背后，是互联网错了么?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互联网+的下一步，又将何去何从?
互联网创新：欲取其利，必承其弊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是，无论曾经成功的光环，还是如今问题的追责，公众对互联网的理解，大多数都还停留在互联网公司身上。
但在事实上，推动互联网发展的，以及互联网发展后改变的，却远远不只是互联网公司。
所有互联网的创新，最终都要以现实世界的改变为其发展边界;而现实世界中的法律、文化、生产力乃至各种制约，也将成为互联网的发展瓶颈。
最近的一个案例教训，是2015年大批O2O迅速兴起又迅速消亡。这一轮泡沫破灭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线下的供应能力，不足以支撑新兴商业模式带来的改变。
简单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核心是对提高搜集、计算、处理与传输信息的方式与能力，进而以此提高现实社会生产力。
而本届政府出台政策推行互联网+战略，试图利用互联网公司来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社会进步和体制根本性变革，原因也在于此。
但在此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治课上我们都学过，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而生产关系不适应的情况下，会制约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所以当生产力的进步改变生产关系，就必然促进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社会运行体制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对有错，即使是对的，也有利有弊，欲取其利，必承其弊;而且生产力进步越大，带来的变化也越激烈。
比如机器人，它带动了制造力的提升，但同时也就会造成工人的下岗。比如打车软件，它让释放利用更多的社会车辆，提升交通效率，但对原有的公共交通利益格局就会形成冲击，也会给公众出行的安全保障带来新的管理难题。
那么，如何在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释放互联网的创新红利?
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改革都会以试错方式在局部试点，成功之后逐步推广，最终实现了整个世界的彻底变化。
比如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借助一些点的突破，触发了全国整体改变，一举扭转贫穷落后的局面。
互联网最初的创新也类似，一些互联网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打破了框架，颠覆了传统，利用现代科技，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生活。
然而，互联网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它的变化太快，而且一旦完成变化，就会迅速蔓延全网络乃至全社会。这种创新变革的效率提升，事实上增加了社会的应变压力。
所以，如今的核心问题在于：互联网创新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未能及时改变，就进行了发展的掣肘。
互联网遭遇的瓶颈
互联网进行的是局部突破，而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却没有跟上创新发展变化，长此以往，互联网+的战略难以持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根本原因，是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太快，导致政府管理、行业规则、社会监督等约束条件难以跟上，最终形成各种疏漏。
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往往是聚焦于一点，短时间未必会达到倒逼大变革的程度;但它在互联网之外，却往往会催生极为重大生产关系变化，甚至引发广泛而彻底的社会/经济形式转变。但社会性的变革大都非一日可蹴成，难以跟随互联网+进程，在短时间内完成足够大、足够深、足够广的剧烈变化。
其中，压力最大的当属立法。立法的重要性与严肃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必须以时间为代价，而且往往要等现待足够多的现实问题出现后，再进行规范。
这导致在互联网时代，法律与互联网创新之间，产生的落差正在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创新都不得不行走于政策的空白地带或灰色地带，一些由于创新产生的社会矛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往往都难以解决。
当互联网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习惯于呼唤监管，甚至直接指责监管部门不作为不负责。但正如六神磊磊的最新文章《找不到大恶人的时代》，当互联网的业务处在传统监管体系的夹缝中，似乎谁都可以管，可出了问题，却又找不到责任方。
以魏则西事件为例，虽然道德上百度备受谴责，但在如果以实际的法律分析，互联网的后向收费行为并不完全受传统的广告法约束，以现有法律而言，工商总局很难判定百度推广的法律责任。
那么，有没有别的法律法规，对这样的行为进行监管和约束呢?
有。比如2015年4月刚刚修订的《广告法》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但如果严格照此执法，那么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后向收费商业模式就根本行不通，互联网+的发展空间大大受限。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互联网创新带来的问过于复杂，问题爆发过于迅速激烈，所以很多政策思路都陷入"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窘境。
更何况，在法律约束不到的地方，以前还有现实社会关系链条构成的道德和潜规则，还有很多无形的东西来维持社会秩序。而如今，互联网让世界都"变平了"，新建立起来的是一个颠覆一切，金钱至上，创新无罪的价值观，靠自觉性和底线，已经hold不住新出现的问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其实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大数据领域，欧美都有更严苛的隐私保护规则，过严就会约束这方面的创新;而在出行领域等，优步也遭遇过司机侵害乘客安全的事件。
而对于国内来说，问题更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管理部门固步自封，不愿担责。可管可不管的情况下，遇到难题，何苦主动跳出来惹一身骚?反正最终即使出了问题，只要按职责划分来说，自己部门都绝对找得到免责的理由。
比如工商总局认定百度推广的行为不是广告，可以不遵从广告法，那么工商部门就可以不出手，不作为，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事儿不归我们管"或者"这事儿我管不了"。
但这种"懒政"思路，最终却令各种矛盾爆发变得更加激烈和集中。
更深层的原因，是互联网创新单点突破之后，应该是以点带面，通过生产力的提升带动生产关系的调整，推进社会整体进步。但我们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快速发展演进的社会体系，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也没有及时反思和调整。
在这个问题上，王云辉2014年写过一篇文章《互联网考验监管体制》，其中已经有较为深入的阐述。
目前，各个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都在各司其职、各自为战，部门边界和利益相对固定，协调难度非常大。当出现一些新问题时，往往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但互联网发展到现在，它对改革的倒逼，已经越来越聚焦在全局的管理模式创新和利益调整方面。
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第一种模式：谁创新谁负责。核心意思就是：环境的其他要素和治理模式不变的情况下，由实现创新的企业来负责解决创新引发的问题。
如果要实现这种模式，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要给企业授权。比如授予百度处罚虚假广告内容商的权力，赋予运营商抓捕伪基站犯罪分子的权力，给予滴滴公司打击虚假车牌的权力等。
但是这些前提一说出来，大家就都会明白：这不可能。
企业只能为公检法等政府机构提供证据配合调查，或者发现线索后提交相关部门处理，自身并不是国家机器，这些机关和部门也不会将这些权力让位给企业。
可事实上，一些政府机关的思维模式恰恰是这么想的：你改变了游戏规则，相应的责任应该由你承担，问题由你去解决。作为企业享受了创新带来的价值，名利双收，为什么要我去擦屁股?
于是这种最简单直接而又显得有些粗暴无理的方法，被冠以"社会责任"的帽子，企业要去做一些本该监管部门行使的工作，做不好就要替政府部门挨骂。
去年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黑卡黑车，政府别拿企业当挡箭牌》，此文一出，被广大网民鄙视为给互联网公司洗地的文章。我的本意不是说企业不该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讲企业承担的责任范围和程度，需要与他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相匹配，如果只有责任而无权力，那么很难达到效果。
顺带说一句，这方面国企也有和互联网企业类似的窘境，甚至在国企更为突出。因为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根本不去区分国企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认为拥有垄断资源的国企，就是政府部门的代言人，拥有与政府相当的权力，其实，不然。
第二种模式：设定管理和法律框架，允许企业在框架体系内进行创新，并不断调整优化这些框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格局。
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美的互联网管控模式。
如前所述，互联网的创新突破也给欧美带来了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对企业干预较少，体系框架调整比较及时;相应的，企业也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触碰框架，更不敢突破底线。
设定管理框架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各自分工划定各自的底线边界，另一种方式是重新分工，划定整体的框架。
到底应该如何操作，既适配互联网的发展，又符合中国国情?难!
只是科技创新，最多是带动管理体系变革，但自身并不是管理变革。互联网公司再大，也只能改变局部的管理，难以承载全部的改革创新目标。
此前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创新，旨在发挥互联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带动社会进步和管理变革。如今，能做的，好改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做了不少，接下来政府的出手应该是改变自己，让职能划分和监管模式适应互联网社会，利于互联网化的演进和发展。
如果整体的环境再不改变，恐怕互联网的创新改革行将动力不足，爆发的问题也就会越来越多了。
【作者： 宁宇 微信公众号：尚儒客栈(CMCC-ningy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