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中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与营口的兴起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沿海贸易；营口；锦州；牛庄；没沟营
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清代中叶已是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它成为东北第一个通商口岸实属必然。但无论在古代史还是近代史研究中，营口开埠之前的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本文首先考察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的实况①，然后分析锦州、牛庄与营口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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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笔者所见最早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1943年发表的《康熙乾隆时代における满洲と支那本土の通商につぃて》(后收入《史考证》，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全文见中氡镜谌?淼?31—148页《康熙乾隆时代关內外的通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松浦章、中国学者郭松义、朱诚如、董玉瑛、谢景方、邓亦兵等陆续发表了一批。笔者也曾撰写《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贸易》二文，主要利用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
一、清代前期沿海贸易的发展
东北地区原为满族(女真)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明政府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又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置努尔干都司，并确定辽东行政上归于山东布政司。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对东北进行开发，各地商人也纷纷前来贸易。
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 “前往关东贸易”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民国《盖平县志》卷16)。乾隆以降南方海船到辽东贸易的数量大大增加，位于渤海湾西岸的锦州开始成为闽广商人贸易的重要港口。如乾隆十四年福建闽县蒋长兴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到锦州发卖，在锦州购买瓜子、黄豆等货返航(《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乾隆十六年山海关监督的奏报称：“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1](P399)。
渤海湾内山东、天津与东北的贸易比南方各省更早。明代辽东属山东布政司所辖，辽东的粮食、棉花布匹等军需物品多依靠山东供给。嘉靖年间渤海湾内的民间私贩开始冲破禁令发展起来,有记载称：“山东、辽东旧为一省，近虽隔绝海道，然金州、登莱南北两岸间，渔贩往来动以千计，官吏不能尽诘。”(《明世宗实录》卷460)清代海禁开放以后，渤海湾内各港口间的贸易进一步发展，“奉天南面……宁海、复州、熊岳、盖平等地方与山东登、莱二府对峙，商船不时往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30)
有相当一部分南方海船也参与了渤海湾内的商品贸易。如江南船户夏一舟于雍正十年正月受雇于徽州商人吴仁则，装载绵花253包从南通州开船，到山东莱阳县卸货；该船于三月转往关东南金州，五月受雇于太仓州商人周豹文，装炭380担运抵天津交卸；其后又受雇于 商人徐梦祥，到山东海丰县装载大枣287石，十月十二日开船返回家乡[2]。该船在渤海湾内山东、关东、天津之间转了一大圈，历时九个月。又如苏州府元和县船户蒋隆顺等，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受雇于镇江府客商，装载生姜到天津交卸；六月受雇于天津客商，前往关东牛庄运粮到山东黄县交卸，该船就在黄县过年。翌年二月起又多次受雇前往关东运粮，分别载至天津和山东黄县、利津等地交卸；十月受雇于福建莆田县商人，到山东海丰县装载枣子，拟运到宁波交卸(《历代宝案》)第二集卷73)。该船在渤海湾内天津、关东、山东之间往返数次，历时达一年半之久。
大豆和杂粮是东北输出的最主要的商品。江南地区从东北输入的商货以大豆为最大宗。如乾隆十四年苏州府常熟县船户陶寿及客商蔡立三等装载生姜到天津发卖，然后转往关东大庄河口购买黄豆返回(《历代宝案》第二集卷31)。乾隆三十九年太仓州崇明县商人“持钱三千吊自本县发船，十月初一日到关东海州地换买黄豆”，该船装载黄豆200石于十月十四日返航。嘉庆十二年十月苏州府镇洋县商船前往关东金州贸易，装载黄豆360石、秫米10石，以及海参400斤于十一月初七日返航[2]。
闽广商船从东北输入的大豆也为数不少。如乾隆四十二年福建海澄县静字1320号商船从厦门贩糖北上，在锦州装载黄豆262石、瓜子7l袋等货返航(《同文汇考》卷73)。嘉庆十八年七月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从上海装载茶叶前往锦州贸易，十月廿七日从锦州返航， 该船所装货物计有黄豆1000石、白米12包、瓜子30 包、鹿肉8包、牛筋5包、木耳7包以及大量药材[2]。
山东从东北输入的商品以杂粮为主。山东半岛的登莱二府丘陵山地较多。是山东最主要的缺粮区。清代前期尽管清政府严禁东北粮食输出，却曾多次特准山东从东北运粮。清代中叶山东半岛人口增长，更加仰赖东北的粮食，有记载称“山东登、莱二府向赖奉天高粮、粟 米、苞米三项粮石”(《清宣宗实录》卷280)。山东福山县的烟台、利津县的铁门关都是东北粮食输入的重要港口，昌邑县下营海口也是“通关东，米船岁人关东豆及高梁无数”[3]（P248—250)。
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也是杂粮。天津与东北的粮食贸易始于康熙年间，从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曾屡屡下令：“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甚至减免关税，以鼓励商人贩运。不过，这些多属因灾特许。乾隆中叶随着东北粮食供应能力的提高，清政府对奉天粮食输出的限制逐渐解除。康熙年间天津赴东北贸易的商船“不过十数艘”，乾隆年间已增至数百艘[4]。据统计，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十月前往锦州贩粮的天津商船就有199只，其中“往回三次者四十四只，二次者九十只”[5]。天津居民靠“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天津八大家中也多有以贩运粮食起家者[4]。
棉布是东北从南方输入的主要商品。据《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估计，清代中叶苏松地区每年进入长距离运销的4000万匹棉布中，约有1500万匹销往东北和北京[6](P278—279)。明代江南棉布的北销须经由运河，清代则多由海路北上。乾隆末年刘河口淤塞，北行沙船改泊上海，销往东北的棉布在此汇集北运，故有“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之说[7](P45)。
东北从山东输入的主要也是棉布。乾隆年间山海关监督金简奏报称：金州进口之“山东白布每捆三十五六疋至四五十疋不等，历来每捆仅估三十三疋纳税”[8]（P32）。乾嘉年间山东已形成好几个商品布输出区，如济南府齐东县每年从“布市”上汇集棉布数十万匹，“通于关东”；章丘、长山、邹平所产棉布多先汇集到周村，然后转贩东北。山东半岛登州府所属各州县地不宜棉，棉花系从江南输入，但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普遍，有商贩收布销往东北[9](P90—92，327—328)。如雍正十年福山县福字9号船，装载布匹、线带、布鞋等往关东贸易[10](P716—717)。乾隆三十九年福山县一艘商船载有青布480匹，白布26疋前往奉天，拟出售布匹换买粮食[2]。
棉布之外，东北从南方输入的商品还有绸缎、茶叶、纸张、糖、瓷器等各种手工业产品，输出商品则除大豆、杂粮外，还有干果、海味、药材等农副产品。《赤嵌笔谈》记载，福建海船赴东北贸易“贩卖乌茶、黄茶、绸锻、布匹、碗、纸、糖、曲、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榛子、海参、银鱼、蛏干”等(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2)。又据加藤繁先生记述，金州城天后宫正殿内的屏风上镌刻有各种商货名称和捐银比例，末尾题有“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众商公立”字样，加藤繁先生在文中开列了这些商货的名称，现转录如下(见表1)。
表1 乾隆年间金州天后宫屏风上开列的商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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缎子 绸子 丝线 包头 毛串 夏布
估衣 布袜 帽箱 红白糖 苏木 花胡椒
黄白蜡 南北药材 槐子 细杂货 粗杂货 竹筷
经折烟杆 官粉 杂布 烟叶 丝烟 铜器
锡 生熟漆 炮竹 鹿觔 ○棉花大包 ○棉花小包
扛连 西纸 红纸 ○线麻 ○檾麻 ○大麻子
南白布 白布 绵货 鹿角 布鞋 草帽子
白矾颜料 锡箔 茶叶 青茶 干菜 曲子
糖果 枝元 乾生姜 槟榔 山果 杂油
草香 脂并 倭元 铁器 瓷器 海味
○松子瓜子 ○芝麻薏米 ○山茧 琉璃 黄表 花尖
草纸 川连 ○杂粮 ○元豆 ○苏并 ○豆并
钉油 ○山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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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第三卷第142页。
表1所列商品当然绝非仅进出金州一口。我们可把它看作是东北沿海与南方各省贸易往来的主要商品。据加藤繁先生考察，打有O印的棉花、线麻、檾麻、大麻子、松子、瓜子、芝麻、薏米、山茧、杂粮、元豆、苏并(饼)、豆并(饼)、山紬等是金州输出之货品，其余没有O印的货物大部分应是输入商品。其中．紬、缎来自江浙；“南白布”应是来自江南的棉布，所谓“白布”大约指山东所产；茶叶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红白糖则产自福建等等[11](P143—145)。
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如纸张也是南方北上的重要商品，上表中扛连、川连、黄表都是纸的品种，再加上西纸、红纸、草纸等，在全部70余种商品名称中占了6种。清代纸张产地主要有福建、江西等省。福建的纸张产自闽江上游的延平、邵武二府，顺闽江而下至福州出口。乾隆四十四年福建闽县船户林攀荣就是“装载纸货由福州出口”到锦州发卖(《历代宝案》第二集卷65)。茶叶中乌茶、黄茶来自福建，青茶来自浙江、安徽。乾隆九年锦州海口所到茶叶有“浙绍土茶”和“青茶”，“浙绍土茶每箱七十余觔”；“青茶系徽州土产之极粗者，在地买价每觔不过二分，卖价百觔三四两不等。”(档案：乾隆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奉天府尹霍备奏折)瓷器以江西景德镇所产为最，前引康熙四十九年由上海北运的瓷器等应是从江西输入的。琉璃是山东颜神镇的特产，销行颇广；颜神镇亦产瓷器，并以结实耐用、价格低廉著称，“运销关外者甚伙”[9]（P211—212)。福建、和广东是清代最主要的糖产区，广东《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侯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 (嘉庆《澄海县志》卷6)。天津在渤海湾之内，广东糖船既然到天津，当也会到辽东半岛的各海口。再如生姜为江南所产，枝元、槟榔是广东果品，苏木、胡椒则产自东南亚。均由海船贩运北上；瓜子、松子、鹿肉、鹿角等则为东北特产。至于南北药材种类繁多，<山海关税则)载：“杂贩南药材每百斤税一钱五分二毫五丝”，南药品种有乳香、没药、香附、茯苓、贝母、樟脑等(乾隆《户部则例》卷65)。从东北输出的药材最名贵的当属人参、鹿茸，此外还有甘草、丹参、柴胡、防风等，前述福建海澄县静字1749号商船嘉庆十八年十月从锦州返航时，就装有甘草15包、丹参5包、赤芍药7包、柴胡4包、防风6包、远志10包等大量药材[2]。
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东北各海口征收的商税大幅度增长。山海关关税定额康熙年间为25000两，到嘉庆初已增至111129两。而实征税额往往超过定额，达到12—13万两①。
二、锦州、牛庄与营口
第一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中有一份“清单”，较详细地开列了嘉庆二、三两年山海关所属海、旱诸口出入船只及所征税银，对我们了解东北沿海各海口及其征收税额的多寡颇有价值。现摘录如下：
锦州属天桥厂、小马蹄沟二海口，出入沙、鸟、卫船一千三百六十五只，征税银二万五千六百零六两九钱九分六厘；比较前任监督德新任内计船多二百七十五只，所征税银少一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七钱三分一厘。
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出入沙、鸟、卫船七百二十八只，征税银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九两五钱八分八厘；比较前任监督德新任内计船少三百二十五只，所征税银少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八两零七分五厘。
……(中略)
以上监督承露一年任内各海口所到有货 船只、无货船只共三千二百八十六只，并各边 口车辆驮驼肩挑，征税银共八万二千六百六十八两二钱九分七厘一毫九丝；比较前任监督 德新任内共计船少一百二十七只，所征税银少 三万八千一百四十九两九钱三分一厘八毫一 丝。②
“清单”所列征税海口计有：(1)锦州属天桥厂、小马蹄沟二海口，(2)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3)盖州属连云岛海口，(4)岫岩属鲍家码头、红旗沟、大孤山、青堆子、尖山子、英纳河、小沙河七海口，(5)复州属娘娘宮、五湖嘴二海口，(6)金州属皮子窝、青山台、金厂、石槽、红土崕、和尚岛六海口，共20处，均为清代前期东北沿海贸易港口③。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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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海关税收与东北沿海贸易的关系，请参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② “清单”全文详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
③ 此外，该“清单”还列有松岭子、新台、梨树沟、清河、九关台等陆路税口，海、旱各口合计共25处。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一文,对山海关所辖海、旱各口以及这些税口的贸易状况进行了全面考察，可参见。
据“清单”将嘉庆二、三两年东北沿海各口征收税银以及船只出入状况分别列表如下(见表2、表3)：
表2 嘉庆二、三两年东北各海口征收税银统计
嘉庆二年 嘉庆三年
所属口岸 征收税银(两) 占总额％ 征收税银(两) 占总额％
“清单”所列税收总额 锦州属天桥厂、马蹄沟二海口 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 盖州属连云岛海口 岫岩属鲍家码头等七海口 复州属娘娘宫、五湖嘴二海口 金州属皮子窝等六海口 120818.229 42979.727 37527.663 11795.218 9581.34 1214.993 11830.204 100.0％ 35.57％ 31.06％ 9.76％ 7.93％ 1.01％ 9.79％ 82668.297 25606.996 21899.588 9564.553 7771.315 1249.56 10400.796 100.0％ 30.98％ 26.49％ 11.57％ 9.40％ 1.51％ 12.58％
各海口合计 114929.135 95.12％ 76492.808 92.53％
表3 嘉庆二、三两年东北各海口出入船只统计
嘉庆二年 嘉庆三年
所属口岸 船只数 占总额％ 船只数 占总额％
锦州属天桥厂、马蹄沟二海口 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 盖州属连云岛海口 岫岩属鲍家码头等七海口 复州属娘娘宫、五湖嘴二海口 金州属皮子窝等六海口 1090 1053 163 620 92 395 31.94％ 30.85％ 4.78％ 18.17％ 2.69％ 11.57％ 1365 728 147 570 114 362 41.54％ 22.15％ 4.47％ 17.35％ 3.47％ 11.02％
总 计 3413 100．o％ 3286 100.0％
上表显示，东北沿海各口中以锦州和牛庄征税最多。嘉庆二年锦州海口征收税银42979两，占“清单”所列税收总额的35．6％；牛庄海口稍次之，征银37527两．占总额的31％，比锦州少5400余两，相差4个百分点。嘉庆三年锦州海口征银25600两，占总额的3]％；牛庄约21900两，占总额的26．5％，比锦州只少3700两，仍相差4个百分点。山海关所属各海口进出船只数量也以锦州和牛庄为最。嘉庆二年锦州进出口船只1090只，占船只总数的31％；嘉庆三年为1365只，占总数的41％。牛庄稍次之，嘉庆二年也达1053只，占30％；三年为728只，占22％。这两处进出船只合计超过2000只，占沿海各口进出船只总数的60％以上。
以上考察可见，锦州和牛庄是东北沿海贸易中最重要的海口。下面，我们来进一步考察锦州、牛庄与营口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清代前期至中期的地位变化。
1．锦州海口
锦州是清代前期东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其腹地范围主要包括辽西平原和直隶承德府的东北部地区，输出以杂粮、瓜子等农副产品为大宗，输入则以南方的布匹、茶叶等货为主。乾隆十六年山海关监督高诚的奏报称：“锦州海口税务情形每年全以瓜子为要，系海船载往江浙、福建各省发卖。其税银每年约有一万两或一万数千两，或竟至二万两不等，惟视其收成之丰歉以定税银之多寡”。这些瓜子“不产在内地，俱产于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各口外地方，系蒙古所种。伊等于秋收后，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 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1](P399)。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系锦州府与直隶交界的“柳条边”沿线的“边门”。“边门”之外原为漠南蒙古卓所图盟的喀喇沁左旗、土默特左旗属地，人清以来大量关内移民陆续迁入，乾隆年间分置八沟、三座塔、塔子沟等直隶厅，归热河都统所辖，隶直隶承德府。所谓“口外地方”即指这一地区。清代前期由锦州输出的农副产品，除锦州府属各州县所产之外，多来自“边门”之外的这一地区；而“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也有不少输往这一地区。
锦州所属海口有二：即天桥厂和马蹄沟。马蹄沟海口在州城东南35里，又称东海口；天桥厂海口在州城西南70里，又称西海口。马蹄沟海口“进口船只来自天津、山东两处，……人口货为天津、山东两处之麦，出口货以杂粮为大宗。”天桥厂海口“进口船只来自福建、广东、宁波、安徽、上海、直隶、山东等处，……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输入。”(民国《锦县志略》卷13)清初锦州所属二海口中以马蹄沟海口贸易较盛，乾隆年间大批南方海船前来贸易，天桥厂海口的地位迅速上升．到嘉庆初年其重要性已超过马蹄沟，故在嘉庆“清单”中天桥厂被列于首位。咸丰八年盛京将军庆祺等的奏报称：“锦州天桥口向系闽广江浙等省沙、鸟等船前来贸易之区，铺户较多，是为极要；其马蹄沟海口仅有直隶、天津商船往来贩粮，该处铺户较少，是为次要。”不过，咸丰年间锦州海口因“沙淤水浅”，海船停泊处距岸已有三四十里，“商船进口装卸粮货”，须靠“拨船趁潮挽运”(《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故出现税收征不足额的现象(详下)。
2．牛庄与营口
牛庄，明代属辽东都司之海州卫，清代属奉天府海城县。牛庄城位于海城县西40里，建于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城周2里93步。清顺治元年置牛庄城防守尉，设章京驻防，乾隆十三年增设四品协领。牛庄是东北境内最古老的海运码头之一，明代由海路向辽东运送军需物品多运至此。清代海禁开放之后，牛庄很快成为南方海船贸易的重要码头。“海艘自闽中开洋十余日即抵牛庄”，加之当时牛庄尚未设税。海船出入可不必纳税，更使牛庄“百货云集”，“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是牛庄作为海船贸易码头最盛的时期。清中叶以后由于辽河河道淤浅，海船不能进入，船码头向辽河下游转移，这里成为内河船舶的重要码头，辽河北部的农产品多在此集散，转运营口[12]。
营口原名没沟营，又称西营子。清代前期为盖平、海城两县分辖，清末在此分置营口县。据民国<盖子县志)记载，营口“昔为海城、盖平分辖，以老爷阁为界，日东没沟营、西没沟营，东属盖平，西属海城，南省则总称之为牛庄。”(卷8)(营口县志)记载了辽河沿线海运码头的迁移变化经过：“营口为辽河下游之口岸，奉省沿海一大商埠也。……辽河港口旧在营口上游三十海里，地日白华沟，以河底逐年淤塞，巨舟不能容，乃移向下游右岸之田庄台寄碇焉。曾不数年此地亦患淤浅，复移向下游左岸之兴隆台，阙后是处又淤塞，乃三迁而至于今之营口，时在前清道光初年。”(民国《奉天通志》卷69，引《营口县志》)
实际上，营口之成为辽河海口码头并非始于道光初年，而是更早些。据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史迹资料》记言：营口市天后宫正殿前有一个铁香炉，其上镌有“奉天海城县没沟营税店丰盛、恒益、宝兴、广信、洪昌，上海信商周锡璜同敬助”、“嘉庆二十五年立”等文字[13]。前述嘉庆“清单”的记载更清楚地证明：没沟营成为辽河海口码头的时间至少不会晚于嘉庆初年。“清单”所载：嘉庆二年“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共进出船只1053只，征收税银37527两；嘉庆三年进出船只728只，共征银21899两。所谓“牛庄属没沟营、耿隆屯二海口”无可争辩地证实，此时的没沟营已是辽河最主要的海口码头之一，与耿隆屯海口同属牛庄驻防城所辖。而上述没沟营的丰盛、恒益、宝兴、广信、洪昌等税店，可能就是为征税而设。至于耿隆屯海口，笔者未查到其他记载，不知其确切地点。
在清末铁路修建之前，辽河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运输干线。不仅牛庄、营口，还有白华沟、田庄台、兴隆台等都曾是辽河沿岸的重要码头，清代前期都曾作为海船停泊的港口。从清初到中叶的一百余年间，由于辽河的不断淤塞，海船贸易港口逐渐下移，最终移至距离海岸最近的营口，时间大体是在乾隆中叶至嘉庆初年的三四十年之间”[12]。在前面的考察中我们看到，锦州海口的腹地主要包括奉天西部的锦州府和直隶承德府东北部地区；而辽河作为一条纵贯奉天全省的河道，其腹地范围远远超过锦州，不仅包括辽河流域，还可向北延伸到整个东北平原。因而随着东北开发的深化和不断向北推移，没沟营作为辽河海口码头，其后来居上之势可以预料。
有学者认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右牛庄、营口的贸易额已开始超过锦州，这一估计大体应是不错的。不过该文未能提供所依据的资料。①笔者所见的资料稍晚些，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盛京将军耆英奏报东北各海口进出商船的情况称：“自开河以来，没沟营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其余各海口自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惟没沟营船只最多”[14](P577)。东北沿海港口除最南端的金州之外，每年十一月至次年正月“均值封河期，并无船只”出入(档案：道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管理山海关税务海忠折)。从二月开河至四月二十三日不足三个月时间，没沟营已进出商船859只．超过嘉庆三年全年728只之数；即便与税收额最高的嘉庆二年相比，也已达该年进出船只总数1053只的80％。可以肯定，此时的没沟营与嘉庆初年相比，其贸易量及税收额都有很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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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福祥《近代东北海运的“豆禁”与“解禁”》，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84年第1期；陶炎《营口开港与辽河航运》，载《社会战线》1989年第]期。二文均未注明资料依据。
咸丰年间的资料更加确切。咸丰十年“奉天海口变更收税章程”，拟加增税银8万两，主要就是以没沟营海口为加征对象。山海关监督乌勒洪额对此有一个说明：“查山海关所属税口三十余处，旱口如清河门、梨树沟等二十余处俱属山路，车辆甚少，所有货物多系驮载肩挑”，收税无多且“间有闭塞”；“海口如锦州、熊岳、鲍家码头等口共十余处，因沙淤水浅亦有闭塞，即到船之海口难期畅旺”；“唯牛庄所属之没沟营口为南省船只辐辏，该关课额攸关。闻得前数年关东丰收之时，没沟营口所收包头、油篓税银尚属畅旺，所有海、旱各口办公费用皆由此项酌拨，而闭塞之旱口、淤浅之海口所亏正额亦赖此项抵补。是以原奏由包头、油篓税银项下加增课额。”(档案：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乌勒洪额折)这里所谓“前数年”，应是指咸丰初年或者道光末年。在嘉庆初年的税收统计中，牛庄属没沟营等海口税收虽然低于锦州，但只差4个百分点．税收额也只差三五千两；此后的数十年间，没沟营的贸易又有大幅度增长，因而才可能有加增税额8万两之议。另一方面，锦州海口却由于“沙淤水浅”，正额也时有亏损，需要靠没沟营所征税银抵补。可以确定，最迟在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没沟营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已超过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
咸丰九年二月办理海防事务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曾十分明确地说：“没沟营为奉省咽喉重地，各处商船即在彼停泊，不能驶至牛庄。查上年和约内，原有牛庄通商之议，设使夷人必欲前往牛庄．应由该将军委员明白晓谕，各处商贾皆在没沟营聚集，俗谓赴牛庄者即系没沟营地方，牛庄并无商贾行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5)也就是说，咸丰八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定牛庄为通商口岸，但此时的牛庄因辽河淤塞，海船已不能进入，辽河海口真正的海船停泊码头是没沟营。《海城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营口在辽河左岸，距牛庄九十里。海禁未开时。南商浮海由三岔河至萧姬庙(即小姐庙)河口登陆，入牛庄市场。嗣后河流淤浅不能深入，因就此为市。咸丰八年与英人订约通商仍沿牛庄旧称。实则以营口为市场。”(宣统《海城县志》商埠条)换言之．所谓“牛庄”实际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牛庄系指海城县西40里的牛庄城；而广义的牛庄当是指牛庄驻防城所辖之海口，也就是辽河海口码头的总称，其具体地点在乾嘉年间经历了一个从牛庄一田庄台十没沟营的迁移过程。咸丰八年所定通商口岸名曰“牛庄”，其具体地点则是辽河人海口的没沟营，即营口。
清代东北的沿海贸易是随着东北的开发而兴起的。随着开发的进展，东北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能力逐步提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乾、嘉年间，东北与南方各省沿海贸易已具有相当规模。东北向南方输出的主要是大豆、杂粮、药材、干果等农副产品，从南方各省输入则以棉布绸缎、茶、糖、纸张、磁器等各种手品为主。
营口是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城镇。在清代前期东北的沿海贸易中，锦州与牛庄是最为繁盛的两大港口。不过。所谓的“牛庄”实际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牛庄系指海城县西的牛庄城；广义的牛庄则是指牛庄驻防城所辖之海口，即辽河海口码头的总称，其具体地点在乾、嘉年间经历了一个从牛庄’田庄台一营口的迁移过程，至乾隆末年嘉庆初已移至营口。辽河作为一条纵贯奉天全省的主要河道，其腹地范围远远超过锦州。清代中叶，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深化和不断向北推移，东北沿海贸易重心随之发生变化，营口逐渐取代锦州成为东北沿海最重要的海口。嘉庆初年，“牛庄属没沟营”海口的税收额虽然还略低于锦州，但其后来居上之势已显端倪；最迟在道光末或咸丰初年，“没沟营”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已超过锦州，成为东北沿海税收额最高的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营口成为东北的第一个通商口岸，完全是由于它当时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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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辑)[Z]．台北：故宮博物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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