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的中印之争

    与现状：FDI的中印比较

　　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在经过长期的封闭后对外国商品和资金打开了大门。

　　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更封闭，但中国的开放比印度早10年，也更大胆，尤其是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我们以统计和经济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两个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和反应方面有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也有很惊人的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并且初期投资效应都滞后。但是，目前在中国，FDI已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印度还不是这样。

　　关于中印FDI的比较研究的一些传统事实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从投资数额上看，中国超过印度很多倍，1997年至1998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32亿美元，而1997年中国的FDI总额为390亿美元，印度不到中国的1／10。（2002年中国的FDI为527亿美元，印度仍相差很多。编者注）

　　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开始的时间比印度至少早大约十多年。中国现阶段改革进程也早于印度1991年开始的经济自由进程，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就有人在谈论改革。实际上，1992年起印度的总FDI情况与中国1983年以来的FDI情况并没有很大不同：印度改革第6年（1997年到1998年）的FDI为32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中国开始引进外资的第6年，1988年得到的34亿美元的FDI的数字相差不多。或许，两个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至少是在初始阶段。数据显示，1984年和1992年至1993年这两个时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飞速增长。印度却没有出现这样快速的增长。印度的FDI在1997年之前，呈现出缓慢但是稳定的增长。亚洲危机之后，印度的FDI略有减少，直到2000年才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似乎没有影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与印度大不相同，它主要是来自于东亚，尤其是香港、和澳门（以下简称港澳台）地区，占了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5％，有时候甚至超过80％。主要是由华侨进行的投资。

　　印度侨民（NRI）也从不同的国家对印度进行投资，但是却不能与中国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相比。事实上，海外印度人的投资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在此期间大幅减少。

　　在两个亚洲大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行业投向及区域分布，有很大的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食品和饮料、纺织和服装、轻制造业，占香港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45．8％，占台湾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45．2％，而只占美国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35．2％，占欧洲对中国大陆投资制造业投资的32．4％。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如化工、制药、（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和机械，分别占香港对中国大陆投资的45．7％，占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的44．1％（事实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了电子的劳动密集型组装阶段），占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的52．5％，欧洲对中国大陆投资的61．8％。

　　不同来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显而易见，投资者都喜欢在沿海地区投资。选择在沿海地区是因为多为出口导向型。沿海地区因为吸收了海外华人的投资，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区和庞大的消费品市场，这些地区也了基础设施，这对于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也许不重要，但是对大规模的资本和密集型工业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的FDI的增长与中国的出口总额、构成和各省的出口份额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

　　在印度的FDI主要有两种形式，跨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外国投资者与本地投资者的合资企业。从投资额上讲，后者占的比例更大，主要投资于电力（3％）、IT服务（20％）、软件业（13％），也投资于汽车和金融服务（各占5％）。跨国公司的独资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除了电力、IT和软件之外，包括石油、电子和制药等其他服务业。总而言之，印度的FD I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软件、服务（尤其是IT）和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完全不在投资范围。

　　我们还发现，印度的FDI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导向，只有独资企业9％的投资额和合资企业4％的投资额是出口导向的，有趣的是，除了对软件和IT服务业的投资以外，出口导向的投资是在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即使在这些行业的投资额非常小）。

    不同的投资方向：FDI的中印比较

　　1．外国直接投资的标准模式对印度和中国的意义

　　为了投资海外，大的集团公司必须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某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国内市场的生产并不能消耗掉这些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必须带来利润以抵消在异国经营，并与当地公司进行竞争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高昂的管理和通讯成本，因为跨国公司要求大量的数据和信息控制；需要特殊保密和监督措施。在技术仿造非常盛行的环境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成本与该公司投资的地理跨度和文化跨度（语言和社会及商业环境的差异）相关。

　　上面提到的特定资产一般包括声誉、技术和销售。一旦建立，这些资产有无穷的潜力，成为激励其所有者扩张生产的强大动力。在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跨国公司的金融实力、庞大资金和在国际信贷市场的驾轻就熟构成了跨国公司的另一资产，这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如果要将生产扩张到国外而不是国内，那么在外国生产的利润必须大于在国内基地生产然后出口所获得的利润。国外生产的一些优势包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地理优势、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一个受进口限制和高昂运输成本（对某些不可交易的产品来说，运输成本可以无限大）保护的市场。

　　最后，只有当直接投资比出售或者出租该项资产更有利可图时，才会出现外国直接投资。出租市场可能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完全消失，因此直接投资成为惟一选择。

　　技术代表了信息的不对称。在某些情况下，产品的质量不能通过检验测知，而购买者的重复购买和销售者已经建立的良好声誉保证不会出现道德风险。但是技术市场的情况与此不同。这里，购买者是某项技术的唯一顾客，购买行为也是一次性的。这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情况就可能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跨国投资一般被认为是技术的传播者，而非资金的提供者。

　　尽管如此，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国际资本另一个具明显优势的领域。此外，一个非常重视企业声誉（从而给无助的消费者提供保障）的行业也是外国直接投资青睐的行业。例如，酒店、金融服务、快餐连锁、软饮料和带包装的食品。

　　最近，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独立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程序建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的经济地区，这又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基础。当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是避免将生产分包给地方的生产商（或许是为防止地方生产商无理讨价还价）。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会促进低工资经济地区的出口。低工资经济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2．香港、台湾和澳门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轻工制造业产品重新布局

　　我们认为港澳台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状况是由海外华人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特殊优势决定的。在出口上，相对于国内生产者，他们的优势是了解国外市场和技术。相对于跨国集团，他们更懂当地情况和语言，知道如何管理当地在出口制造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相对优势———低价格、低技术的劳动力。

　　因此，在低工资水平的经济地区，海外侨民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他们的投资能够推动出口，而跨国公司的投资因为多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除了极少的例外，很少能够大幅增加出口。此外，劳动密集型的轻制造业，前期投资少，回报快，与政府短期政策也相关。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投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时间长，使投资者的利润前景不明确。因此，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经历了重大经济变革的国家，大的跨国公司比小的轻工制造业厂商更需要确信当地对外国投资是长远目标，东道国国内市场将长期保持增长。使投资者建立这种信心需要较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对于开放政策的反应经常是缓慢的、犹豫的。谁知道红地毯什么时候突然卷起来，打开的门突然关上？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投资政策的信心经常需要10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外国直接投资，所以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国际贸易的扩张导致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标准化制造业向低工资经济区域转移，西方主要偏重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国际专业化分工在亚洲的早期受益者包括亚太地区开放较早的经济区域，如亚洲四小龙。在这里，借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给这些东亚经济的生产资料成本的价格造成了斯托珀尔———萨缨尔森效应。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完全弹性，这引起了阿瑟·刘易斯（A r thu r Lew is）过程。中国的工资不仅低廉，而且没有上涨的趋势。  未来趋势：FDI的中印比较

　　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曾经在长期的封闭状态里对外国商品和资本不屑一顾，在最近的几个10年里，对外国商品和资本都敞开了大门。

　　两国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基本上以国内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

　　对应这种相似性，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点。我们曾经比喻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两个连带的过程：一开始主要是来自近邻港澳台海外华人在轻制造业方面的出口导向投资；继而则是来自经合组织国家不断增长的多国投资，他们急于在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对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像一个安全港；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资源正是太平洋奇迹在逻辑和时间上的必然结果。

    印度的发展没有这种与东亚发展历程的有机联系。由于印度没有香港或可以吸引到大量产业资金，投资到以出口为导向的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第二波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多国FDI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我们对两国多国投资特点和时间的结论差异不大。

　　毛里求斯是否可以成为印度的香港或台湾呢？这可能并不乐观，我们已经指出毛里求斯在印度的投资特点与港台澳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有很大不同。它没有很多海外联系，也无法像后者一样用以低工资劳动力管理出口产品的过程来解释。

　　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印中两国政策上的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投资者的不同反应的？中国对FDI的驾驭，总体上类似于中国的政策，是更倾向于非集中化的：小型的外国投资（主要是海外华人）利用这一因素，通过投资于地方小规模的，置身于中央和省级官僚体系的红色地带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繁琐禁令的限制而被许可。由此而引起的时间上的节约和免付贿赂，对海外小本经营的中国商人来说，足以诱至其投资。印度不存在类似的诱因，特别是对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必须受中央、邦和地方当局的严格审查。尽管如此，近些年已引入一些制度以减少这些问题。如：低于200万元的基础投资和资本品行业投资，或者100％外向型投资在90天内可得到批准。

　　FDI大规模地流入中国并不必然反映了中国政府总体上对外国资本的更大的接受程度。有无数的例证表明，中央政府力图迫使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制造亏损的国有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从本质上为后者减轻负担。另外，外国投资的批准一直是并且越来越多地要求与高技术内容、落后地区选址、答应使用当地原料供应等等条件连接。官方决定突然变卦、协议意外地被取消，在中国和印度同样普遍存在。对外资而言，印度普遍存在的腐败是其障碍，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特别是跨国公司没有受过关系学的）。所以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是不能以这些因素视之的。

　　从我们对过去的分析中，预示着什么样的未来趋势呢？

　　首先，中国和印度迅速增长的GNP和国内市场可能仍将继续，保持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激励。在中国，冗员过多的国有企业的重组造成大量失业，带来的风险可能威胁到外国投资。另一方面，印度刚刚建立稳定的政治，能够很好地处理类似于中国自1992年来经历的FDI浪潮。

　　其次，鉴于两国调整增长的劳动力供应，工资仍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鼓励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海外资本进入这一地区，中国远比印度有优势，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已得到的技能；二是50年来印度对某些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行业（更精确地讲，是微小规模）的保护政策，由于损害了纺织行业，也缩减了出口导向的增长边界。

　　最后，印度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印度得益于其殖民地的过去和其广泛多面的体系，由于具备一些知识，它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把低工资劳动力转化成便宜的人力资本，这是一项不可计量的资产。所以，投资者接连投资于印度那些势必成为增长主体的行业。这当然要感谢那些在硅谷发达起来的印度工程师和企业家。也许，数码空间将成为新世纪印度FDI投资的主要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