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府与宏观经济调控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4
一、电子政府与办公自动化
电子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总之中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 Economy使电子政务更加方便了群众，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无疑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加快捷。
党的十六大确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产党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电子政府与全球化接轨，是文化地最先进部分。当然电子政府的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节约从总体来说，符合网络经济的要求。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有所不同，但都与其政权性质相适应。按照管辖范围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统一领导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管理所辖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我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构。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组织结构，塔顶是国务院，而中间层次是各省、自治区，起着上传下达，充当信息驿站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政府组织结构的理解。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把过去承揽的大部分社会事务交还给社会。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观的、长远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中，电子政务使电子政府增加了信息发布、管理、服务、沟通等功能的互联网上的迁移。电子政府使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的机关职能由虚拟走向务实，实现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的沟通。我国的电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据人民的需求，提供个性的服务选择。
如果电子政府不能与人民办实事，如同玩起滑稽的、与爱犬转圈却永远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戏。
电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电子政务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通过MPA是各国的培养办法。中国的MPA要学习西方的信息技术，同时要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结合起来。
二、经济全球化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有过曲折与反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说明经济全球化与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的关键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近十三年来，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危机的考验中，中国经济增加10%左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巩固，也锻炼了一批经济人才和中青年领导骨干。
当代和未来的电子政府，是要使国家政务融合到一体化的全球活动的地球村中去。因此，电子政府将电子政务作为社会信息网络化的宏观手段。
电子政务的内容包括电子政府的内涵、系统、安全防范以及与传统政府的区别，对社会变革的影响，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发展前景与展望等。
电子政务是用互联网的手段，来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电子与夸克等一样，是肉眼看不见的客观存在，但通过直接经验可以判断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联网上的传输，一旦文件成为电子邮件，发出去后，对方是否收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没有收到可以再发，一旦网络出了问题，互联网的通讯将被中断。然而，一些家在承认电子、夸克等实体存在的同时，却否认香肠、牛奶之类物质的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翟振明教授的《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从虚拟实在谈起》，刊登在中山大学哲学文库的网站上，成了原创性的靶子论文。
对实在论（realism）的讨论，牵动过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罗素、穆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电子政务长远效率与效率、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封闭与开放，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等的争论，远远没有哲学界争论的激烈。正因为哲学的争论，语言不够流畅、通俗，普及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然而，生活中哲学，将赋予MPA的教育对象巨大的任务，不仅要完成电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过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吸引对政府管理的关心。
然而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感兴趣的人士越来越多，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高稿酬悬赏万字评论有关。笔者也是参与评论的稿约者之一，观点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学上的，与时俱进。西方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被我国哲学家从语言角度分析，划分成“真值实在论”和“指称实在论”两种，有哲学上的创新思维；当然，最终寻求的答案，要待专家评选后揭晓。
三、政府开启社会之锁只是一种手段
社会问题的政府行为，大量是微观问题，随着电子政务的实施，政府上网工程的顺利进行，政府管理者的业务素质也会在实践中得到提高。面对国有的转制；社会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公务员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转变为以服务形式的“公仆”身份来满足社会需求，是公务员生存的社会选择。公务员由追求自我利益转向追求社会利益，体现了政府的有效效用函数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从关注政府工作效率转变到关注公众利益的实现，是动态进化博奕在电子政府中的务实。电子政府由过去“替民作主”转变到“由民作主”，是一种互动行为选择的转轨。
电子政务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政府对公众的要求进行快捷有效地回应，更直接、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随着政府寻租行为的减少，理想政府前景，与MPA一起，全国的地方政府上网工程，随着经济学利他行为的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源将得到增加。
电子政务是一把开启社会之锁的金钥匙。然而政府行为有大量的以法为基础的、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为主导，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并功能互补的运行状态在电子政务实施手段的促进下，达到理想状态。
从哲学上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来谈论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结论应该是：中央政府必须准确地代表全局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可依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过立法化，以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所研究的“十大关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党和中央政府三代领导人那儿处理得十分好。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哲学在政府工作中的运用，随着电子政府职能的发展，电子政务的工作成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将沿着党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进。
四、入世后转变政府职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协调运转
加入WTO后，政府职能要迅速转变，“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机构，它的维持经费来源国民的税收，它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为它要维持其组织机构的运转，给政府工作人员加薪，负责大量社会外部管理，都需要经费。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入世，对美国来说，可逐步解决对华贸易巨额的赤字问题。
全权主义模式强调和关注的面向主要是国家正式制度、正式组织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过程，因而正式的制度与程序、上层精英及官方意识形成的描述，就成为其分配与解释问题的最佳途径（dHalpern,1993）。显然，全权主义模式的着眼点主要集中于国家一维。
“全能政府”受“全权主义”理论影响。其实，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会整合和对社会资源的提取，从而达到社会的即定目标，促进社会进步。
我国政府处理“法轮功”邪教及时、正确。几名“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证明了“法轮功”邪教本质。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是严厉打击的。法国邪教团体众多，信徒至少50万，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1999年9月通过马赛法院审理邪教伤人致残的案件，受到美国国务院同年的所谓《人权报告》的指责。打击邪教是各国政府对公民人身权力的保护，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质，是威胁人身健康，影响社会稳定。
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与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福利不仅依靠市场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公共最重要的目标，牵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种形式，包括一些自我决策的活动。但对稳定社会来说，分配和配置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内容。
回忆1997年亚洲危机爆发前，东亚政府过度扩张导致社会对政府的全面依赖，社会防风险的机制丧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和行政管家C、V布朗所说：“东亚的资金获得方式是高负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个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
东南亚的那场金融危机，使社会自身发展动力机制丧失，使某些国家的政府在统治。经济调控，社会管理方面“疲软”“乏力”。这些经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入世后，我国政府的需要高效，协调运转的行政管理。而这处决于国家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是以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为专门业务并为一定阶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但是，它同时又是公务员谋生的手段，广大公务员总是要通过其职业活动谋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资料。入世后，对公务员要求更高，监管的力度加大，这都是应该的。
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前，选择优先发展重、使农业、服务业和轻工业长期停滞，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线”工业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规模经济优势和区位经济优势。这都是失败的记录。
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若干要点的决定》明确规定，严格限制高耗电产品，主要是空调器、冷热风机、电吹风的生产。但这一产业政策并没有抑制住近几年该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大战。
国家公务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其本质是人民的“公共权”。这种权力，首先要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但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国外和国内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在公平竞争的促动下，我国物流业无论在资本结构、服务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方面，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加入WTO后物流业的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会借鉴WTO的基本原则和国外先进办法。
政府采购制度将促进中国法治的进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为一定阶级服务，并有先进的物流管理与之配套。入世后，我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物流经验，使政府采购制度，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我国公务员职业行为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但个别人违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谋取私利，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在避免以权谋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为损害人员利益的同时，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是树立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胸怀改革大志，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固执已见，专横跋扈，文过饰非、诿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从严治政，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
欧盟从1998年起不再给中国普惠制待遇，中国有七大类，占税则分类近41%的产品不再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对我大宗出口产品征收30~60%的反倾销税，有的甚至超过100%；对我优势产品如丝绸实行歧视性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对我的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反倾销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有所加强。入世后，在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将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冲击我国部分行业，竞争局面会更加严峻和激烈。
一般来说，与公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促进作用，即所谓的“挤入效用”或“拉动效应”；另一个是对私人投资的消极性缩减作用，即所谓的“挤出效应”或“排挤效应”。
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关系。公共供给必须与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给包括体系、公民权利保护、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政策；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环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务。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与行政救济等。研究政府公共产品提供涉及法制问题与法制保障。社会公共需求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统，供水供气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系统、邮政服务系统等的混合公共服务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给社会成员满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给的权利，例如产品的质量标准、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务。另外，社会还要求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给护公民人权、自由等权利。通过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资源与公共财产，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城镇来说，就是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进一步提高机关公务员工资的同时，现阶段要把增加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作为城镇反贫困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对于因企业破产、倒闭、经营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绝对贫困的阶层，一方面要开拓就业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要不断扩大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等的社会覆盖面，并逐步提高发放标准，以提高城镇低收入阶层和绝对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
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贫困线后，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健康设施、停车场，高速公路和空间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而这一种事务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决定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予头指向，加强中国周边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价扩大亚太的军事基地，不断加大亚太的军事演习，以所谓“中国封销海狭”制订军事战略；美国情报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海域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致使我飞行员王伟遇难。
英国C、V布朗认为，政府稳定的职能，是制度使经济活动中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完美统一⑥。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初期阶段，政府需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对象又从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挑战最大，用WTO的框架体系来约束参加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种体制性的挑战。
英克尔期通过对6个国家的深入研究发现，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正愈益显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1958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43，与196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71。结论是，1950年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以后8年到15年的社会国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实现现代化管理，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邓小平在我国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动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国改革，处理政企关系，不能沿用国有资产投入。运作的办法，而是用财税返回及贴息的办法；在处理市场运行环境和市场秩序监管关系上，WTO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争端等多款；在现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务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外国的贸易优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结构上，WTO使外资企业和非公有企业依法对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强，政府管理的难度加大。
①桑玉成等：《政府角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7月。
②余永定等：《进入WTO的中国产业》，社会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
③[美]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郑秉文译），中国物质出版社，1998年7月。
④胡家勇：《政府干预理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⑤周善安：《透视政府经济职能》，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⑥[英]C·V·布朗等：《公共部门经济学》（张馨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⑦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
⑧黄少军等：《政府学》，经济出版社，1998年2月。
⑨[美]司考特等：《人事管》（第六版）（盛天清译），台北江淮公司，1978年8月。
⑩伍新木：《县经济概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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