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曾经说过：“四十年来，汉语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全权化），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已经发生过的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其特点有：1、口含天宪的“独断论”语式往往扼杀人的反思能力；2、语言暴力沉渣四起、“二元性”的敌对思维无处不在；3、宏大叙事泛滥，以至“类”常常湮灭“个体”，“必然”总是压倒“偶然”。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因此，如何挣脱权力话语加之于思想的这一根绳索，就成了新时期以来知识人的“必修课”。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著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著作中“核心概念”的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絜、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吴思何许人也？他1957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从他的履历来看，他阅历丰富，属于典型的“四五一代人”，怪不得对于黄氏以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提炼出的“中国是一三明治结构”说，吴思居然很不以为然，还调侃到，“这人毕竟是只打过仗，没搞过生产，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那么，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要害在哪里呢？就在《血酬定律》中——“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现象。”

可以说，走到这一步，吴思的思想体系就基本上架构起来。也许有人会将吴思著作中的“利益博弈”与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相比附，甚至已经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这种评论其实都失之表面。我们首先要知道，吴思之所以厉害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他是记者出身，文字干净明白，没有文人滥情拖沓的毛病；第二，他谙熟制度学方法，就相当于长了一对“魔眼”，能洞彻到帝国制度结构的要害；第三，他是一个制造“概念”的高手，这种能力是他的天赋和阅历共同造就的。明乎此，笔者以为，吴思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潜规则”其实是对“明规则”的呼唤，而“血酬定律”则是在提醒统治者，利益分殊所导致的集团博弈必须摆在“宪政平台”上进行才可能实现持续均衡。由此，从黄仁宇到吴思，一场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便在精英层中首先拉开了。

三、“预流者”易中天

随着吴思的成功，“浅说”历史或“趣说”历史的书便跟风般多了起来。书店热卖过的有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天涯网友谭伯牛的《战天京》、十年砍柴的《闲看水浒》、快刀丁三的《蓝衣社》也是一炮而红。笔者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看到这么多前辈在参与一股“民间写史”的潮流，当然很是欣喜。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可让人遗憾的是，历史学界的有些人似乎却拈不出陈先生这话的分量。这不，人家厦门大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了一阵子“汉代风云人物”，结果“火”了，不但书卖得好，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照理说，学院内的专业学者看到有人为他们做这种普及工作应该高兴才是，就像霍金高兴自己的“宇宙爆炸假说”被人家谈论一样，哪怕人家借着谈论“宇宙爆炸假说”挣了不少钱，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本事。可我们有些历史学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股酸醋儿劲，说人家易某人“信口开河”、“满嘴跑火车”，还说什么“上央视讲历史，可能使学界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更为可怕的是，人家易中天本来是想使讲课更生动，自己脱下鞋，向观众演一把古人怎样“避席”，便被这些人说成不严肃，有些轻佻，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仪表等等。

说老实话，我也觉得用讲历史应该严肃点，才能营造出现场的历史气氛，而插科打诨的方式往往会消解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历史减损悲剧性的震撼力，也就达不到“历史使人明智”的基本的功能。但我不喜欢是我不喜欢，我没有权利要求“易粉”不准喜欢这种方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活出自我”的时代，个人有权型塑自己的生命感觉。况且，去听易中天讲历史总比去看“超女”要强吧。总之，我们固然要反对打着文化普及的旗号把历史庸俗化、粗鄙化的做法，但我们也应该宽容那些在文化普及中非“专业”的行为，西哲罗素说：“参差多样乃幸福的本源。”能不信乎？

    我们都知道，其实“专业”这东西是海通以西潮冲击的结果，在此之前，是没有什么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的分类的。孔夫子当年实行的是“六艺之教”，“六艺”讲的是什么？是“礼”、“乐”、“射”、“御”、“书”、“数”。 林安梧认为， “礼”指的是分寸节度，“乐”指的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对象的确定”，“御”则是“主体的掌握”，“书”则是“典籍文化的教养”，“数”可说是“论理逻辑的思辩”。这种的目的培养有德的“君子 ”，但海通以后由于民族国家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拷贝西方“专业”设置也就成了所谓“教育化”的一项必然要求。近年来，一直迥异时流的刘小枫对此进行的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什么叫教育的现代化？首先就是教育的大众化和技术专业化，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但在大学念什么呢？念的是实用（技术）性的知识。于是，现在受高等教育，绝非意味着品德和人生理解上的长进，而是技匠的培养，这与中国和西方传统的文教理念都相违。”

基于此，刘小枫和甘阳等人都主张大学要实行“通识教育”，也就是要向“古典自由教育”回归。我不知道易中天教授是否有这样的自觉，他的履历中写着“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于文学、、美学、心、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均有涉猎”，有记者曾就此问他：“你原来研究美学，后来著了与城市学、宪法学相关的书，现在又以讲史知名。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易中天轻松的回答到：“你就写‘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这八个字好了。全是兴致所致，性格使然。我不反对埋头苦干只做一件事，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到处窜。我是流寇主义。”

好一个流寇主义者！“在一个分工体系很成熟的社会里，社会为你安排好的是一种机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辞去教职不可。但跳出这个分工体系的同时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勇气了，需要诚实地面对心灵的勇气。这就是‘人文关怀’在现代社会里的表现形态。”汪丁丁的这一段话深刻的说明了易中天当时的处处境。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有些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我还是希望他继续表演下去，因为在这个“史学式微”和“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史学能人如此的利用又何尝不是史学的一种幸运呢？

易中天坦承：“很多研究历史的人，把历史当作一具尸体，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点一点地切割，取出肾脏、肝脏、心脏来研究。这也许是一种方法，但我不太喜欢。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觉得面对历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谈得上研究。”我被他的这一段话感动了，或许易中天是一位“预流者”，虽然他的知识也许不够渊博，他的见识也未必深刻，但从他坚毅的背影中，我似乎看到了国人对历史的热情正在冉冉升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像易中天这样亲切的感受历史的血肉和肌理时，史学领域的语式——思式的“反—革命”也就完成了。

从黄仁宇到吴思，历史走出了坚定的一步，他们的成功标志着“意识形态化”史学的坍塌；而从吴思到易中天，历史却又似乎踌躇起来，是“预流而上”，还是“娱乐到死”？历史仿佛划出了一根“下里巴人曲线”，但曲线到底是上爬还是下坠，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似乎就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也多一份等待。

是的，“中国是磨练人耐性最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