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自从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揭櫫了“整理国故”的大纛后，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知识界长期兴盛。究其缘由，这大致是由以下二方面因素所促成。
一、新史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
“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民国学术界长期兴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
第一，新史料的发现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
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而20世纪恰恰是新史料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
揆诸史实，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事业明显得益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顾颉刚就认为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的研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2]。胡适在解释他之所以修改《国语文学史》的原因时也说：“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3]至于史语所，则更是在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大规模开展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体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两件事上。
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部的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八千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语史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
而殷墟考古发掘，则更是史语所组建之后，倾注力量最多同时也收获最大的项目。从1928年起，至1937年抗战爆发，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获甲骨共计2万5千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从而不仅彻底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并由此把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排出了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
第二，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
“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原因，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之外，还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这尤其体现在由于广泛运用了比较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等方法，民国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所谓“比较语言学”，源于西方的“印欧比较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家根据各种印欧语言的相互比较，基本测定了原始印欧母语的音读形式。瑞典学者高本汉更是将此方法运用于上古音的研究，撰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从而使比较语言学方法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即说：“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比较。”[5]不久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在该文中，汪氏直接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假名中的汉音以及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对勘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他并且进一步阐发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6]。此后，傅斯年在为史语所命名时，更是将比较语言学提高到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明：“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他还具体举例论证说：“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7]
至于“实验语音学”，则在西方也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方法，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的实验方法，用物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质，从而使语音研究几乎达到科学化、精确化的水平。这种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克服了传统的汉语测音方法因仅限于反切、难以确定音值的缺陷。
在中国实验语音学领域，刘复可谓是其先驱。在留法期间，他便专攻此学，并且撰有《四声实验录》，首述音高、音强、音长、音质四要素与声音变化的关系，次述所用实验方法及实验成果，同时又列出北京、南京等十二种方言的四声实验记录，并据此来测定汉语声调的特征。归国不久，他又于1926年在北大创设语律实验室，购置先进仪器设备，进行语音实验。几乎同时，赵元任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建立了一个语音实验室。史语所成立后，他又领导语言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语音实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李济后来即回忆说：“史语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
二、“与外人争胜”
正如有论者剖析，“‘整理国故’……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9]的确，在主观心态方面，“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与受到国外汉学的刺激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1932年制订的《北大国文系课程指导书》即曾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来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10]
1922年9月，作为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亲自起草了《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在此《建议书》中，他就呼吁：“窃谓东方文化自古以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挥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11]显而易见，北大国学门的创立，正是为了“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者，胡适也在1922年1月所撰《<章实斋年谱>自序》中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
如果说胡适此意还较含蓄，那么在素以“义和团学者”见称的傅斯年身上，这种“与外人争胜”的心态无疑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早在1920年留英期间，傅斯年就“冀本国学术他年可以独立，一湔今日就学国外之耻”[15]。 1928年，当他开始着手筹备史语所之际，更是踌躇满志地向胡适介绍说：“中央研究院之语言研究所，业已筹备，……实斯年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16]在不久后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他也解释说：“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最后，他甚至提出：“我们要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7]关于傅氏这篇《旨趣》，李济后来曾明确阐释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18]
而在收购明清大内档案一事上，傅斯年这种“与外人争胜”的民族自尊心更是流露无遗。1928年9月，他向蔡元培求助说：“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之Donation。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至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19]与此同时，他还对李盛铎之子李少微强调指出：“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20]
显而易见，在傅斯年内心中，始终涌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意识。对此，顾颉刚晚年即回忆说：“傅在欧日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决胜”[21]。由此出发，傅斯年在聘请史语所各组领军人物时，除学术路向的考虑外，还要注重其治学志向是否相投。而在此方面，陈寅恪、李济等人恰恰与之不谋而合。
例如，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在得知燕京大学欲收购大内档案之后，立即致信提醒傅斯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22]1929年，他又在《北大学院己巳史学毕业生赠言》中赋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
又如，考古组主任李济因工作关系，与外国学者共事最频繁，感触自然也最深。早在1926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便对清华学生解释说：“自从国人闹整理国故后，一般人的论调都是‘要先明白自己，然后再问他人’。中国人为人类的利益起见，不能不把自己的历史用心研究一番，以期对于世界学术界有所贡献。”[25]1928年11月，他在中大演讲《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时，更是疾声呼吁道：“中国地下的材料，真是遍地黄金，一扒总可扒出些来。可是不去工作，或工作也不精密，损毁了许多固有的材料，以致英、法、美、德各国的人都以人类全体历史的关系来和我们吵。我们自己若不去工作，还等待什么呢？……这不但是人类历史上应做的工作，也是应付外来的趋势啊！”[26]很明显，李济也亟欲摆脱外国学者的压力。
至于傅斯年之所以知道李济，也正是因为看到他与外籍学者史禄国商榷的一篇文章。1928年10月，傅氏给清华大学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写信说：“我见其驳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27]。而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后，也随即向傅斯年吐露心声：目前同外国人作事，“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28]。
再如，作为傅斯年心目中敦煌组主任的首选对象，陈垣的夙愿也正是在于“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这可以从胡适的一则日记中看出来。据其日记记载，
而在公开场合，陈垣也一再以“争夺汉学中心”相号召。郑天挺便追忆，早在北大1921年的一次集会上，他就听到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30]翁独健也回顾说：“大学一年级听
另据吴其昌回忆，1929年5月，他向陈垣提及编辑《国学论丛》“梁启超纪念专号”一事时，陈氏也回答说：“说起来真可怜！日本这样的纪念论丛，已出了四次五大册了——白鸟、内藤、狩野、告漱。内藤二册——而且都是讲支那学的；而我们的宗邦支那，反一册也还没有，真是惭愧！你们这件工作，我是十二分同情的，希望你们谨慎将事，不但
而正是在此前后，傅斯年极力邀请陈垣入所。他还为此特意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在信中，他对陈氏倍加推崇，将其与王国维并称。他写道：“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我敢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同时，他还说提及：“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35]很显然，他想以“争夺汉学正统”的目标来打动陈垣。此后，陈氏虽未出任敦煌组主任一职，但也应允受聘为特约研究员，并且将其可谓是描述了一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36]的《敦煌劫余录》交予史语所出版。
此外，作为傅斯年的挚友，刘复曾经一度担任民间文艺组主任，尽管后来该组取消，但他仍与史语所保持密切联系，并极力协助傅斯年“与外人争胜”。1933年，他在为《北大三十五周年纪念刊》撰文时便对北大学生恳切寄语：“我们研究本国文史，而我们所考据的东西，亦许有时还不比上外国学者所考据的精确，那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头顶三十五年老招牌的北大，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37]
当然，这种“与外人争胜”的心态，并不仅仅体现于北大国学门和史语所，而且也反映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其他参与者身上。例如，顾颉刚此时虽在学术路向上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但他也抱着一腔“雪耻”的激情。1935年，禹贡学会成员陈其田利用燕大休假，赴日本收集研究材料。在此期间，他来信指出：“此间各机构对于的边疆问题，异常注意，专门杂志有好几种，书本子总是在千本以上。其他散见各种普通杂志的，不可胜计。……我们自己的边疆问题，还得向人家借材料，实在是可耻；但人家有材料，我们不知道借用，那更可耻。”这封信无疑深深触动了顾颉刚，他特地撰写《编者按》指出：“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边疆问题，非得走到别国里看材料不可，那还成什么国家？号称知识分子的，还有什么脸见人？”[38]又如，周予同在1936年也撰文说：“说到研究成绩，我们又立刻感到太寥落或太浮薄了！《左传》的方言和文法的比较研究，让瑞典的专门学者珂罗倔伦（Bemhard Karlgren）着了先鞭；整个经学之产生和演变的叙述，让日本后起的学人本田成之在东京出版；这国内外学术研究空气的对比，真使我们感到刺骨的惭愧。”[39]再如，张星烺亦曾在《中西史料汇编》自序中，解释他十多年辛勤治学的动力，正是感慨于“近代中国外患俱来自欧洲”，而中国学术太落后，“中国史地西洋人且代吾整理”，因而他认为弄清中西交通的，乃是当务之急[40]。此外，金毓黻也在其著《东北通史》引言中写道：“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为主人者，亟应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然则研究东北史，其可缓乎？”[41]
概言之，无论是国学门、史语所，还是“古史辨派”等，几乎每个参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学者，都带有某种极为强烈的民族自尊情结，亟欲振兴中国学术，“与外人争胜”。钟敬文晚年即曾追思说：“我自己近年在追思那些时期开始收集口头文艺和民俗资料的原因时，觉得当时报刊纷纷多登载这类资料固然起了逗引作用，但从我本身的内因看，主要还是那种民族自尊意识在起支撑作用。因为那些时期，自己多少知道一些外国学者已经在我国这块园地里动过犁锄。作为中国的学人怎么反而袖手旁观呢？”[42]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一种普遍心态。
从后来“整理国故运动”取得的成绩来看，通过众人的努力，中国学者终于在某些汉学研究领域获得了国外机构的肯定。譬如，在1932年，被誉为“东方学泰斗”的伯希和，就因为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于里安奖金”授予史语所。同年底，傅斯年遂向蔡元培汇报说：“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氏则复函勉励说：“兄有一函详告史语所
注释：
[1][7][17]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178、179－183页。
[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古史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3]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9－140页。
[4][19]傅斯年：《致蔡元培》，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下册（1），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284、283－284页。
[5][12]胡适：《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1－12、131页。
[6]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
[8][18]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00页。
[9]逯耀东：《序》，陈以爱：《中国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大学历史系1999年版，第5页。
[10]《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1年9月订）》，北大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74。
[11]沈兼士：《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2页。
[13]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8页。
[14]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5]此据梁敬錞在致蔡元培信中所言，系其与傅氏共商之内容，引自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16]傅斯年：《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
[20][28][35]转引自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年。
[21]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22]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
[23]陈寅恪：《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页。
[24][3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1－362、267页。
[25][26]李济：《考古学》，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6页。
[27]傅斯年：《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罗家伦先生文存附编》，（台北）国史馆1976年版，第524页。
[2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30]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8页。
[31]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
[32]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6页。
[33]此据吴其昌致胡适信中转述，参见吴其昌：《致胡适》，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
[34]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37]刘复：《三十五年过去了！》，徐瑞岳编《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285页。
[38]顾颉刚：《通讯一束》（三）编者按，《禹贡》第4卷第6期，
[39]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3页。
[4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辅仁大学1930年版。
[41]佟柱臣：《辽阳金毓黻先生》，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42]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
[43]傅函撰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