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从模仿走向创新--从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说起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都涉及到对本学科的分期问题，分期的目的就是要对本学科过去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进行性论述和评估，从而对本学科的方向有一个大致轮廓，并对本学科研究人员的努力方向有一种指导作用。目前，学术史分期一般以两种线索为依据，一种以社会发展史为主线，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变更作为学术史分期的依据；另一种则是以学术史为线索来确定学术史分期。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同样存在分期问题，而目前图书馆研究由于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我国图书馆学史分期在受社会因素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受到本学科自身问题的困扰。如何正确划分图书馆学史，对于我们图书馆人清醒认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现状，明确未来研究目标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大意义。
1 关于我国图书馆学分期的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萌芽时期无法确定，可把20世纪20年代视为建立期，1949年后视为发展时期[1]。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分为4个时期：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孕育的中国图书馆学；②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③辛亥革命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2]。
第三种观点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为中国图书馆学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3]。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经历了4个阶段①魏汉六朝酝酿期；②隋唐五代形成期；③宋元体系建立期；④明清体系完善期。20世纪以后为近代图书馆学[4]。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分为4个时期：①从殷代开始止于20世纪初为萌芽时期；②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为建立时期；③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为发展期；④1949年至今为逐步成熟时期[5]。
第六种观点认为殷代到19世纪初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逐渐走向成熟时期[6]。
第七种观点认为20世纪初至50年代以前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形成阶段，从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图书馆学的成长阶段，从80年代至今为比较成熟阶段[7]。
以上学者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以意识形态的更迭作为分期标准。这种分期标准其实是按照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选择某个历史事件作为历史时期的划分点，这样就使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个人感情因素，使精神现象抽象化，很容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束缚，从而落人“萌芽建立”、“发展壮大”、“成熟繁荣”三阶段进化论的俗套。一门学科的诞生、发展繁荣有它自己的，依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共同体按照统一的范式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就成为常态科学，当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发现有些事实不能被吸收进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内，就形成反常，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展成危机，在危机中形成新范式，开始科学革命，革命结束后，又进入新的常态科学。科学发展就是如此地循环不止。而每一次科学革命的发生，科学共同体的理论创新都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学科建设虽与它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但这只是外在原因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门学科领域内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共同体所进行的创新活动。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已有学者反思这种按社会政治发展史来划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方法，主张从学术角度出发，客观确定、评估中国图书馆学史。但目前图书馆学确实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众学者感到单从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些无从下手。其实我们不妨站在理论创新的高度去观察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因为科学的进步在于理论创新的不断推动，一门学科如果缺少理论创新，它只能停滞不前，甚至自行消亡。如果从理论创新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就会发现从中国图书馆学诞生之时，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至今。在此本人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对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问题阐述一点粗陋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2 整个中国图书馆学史其实就是模仿他人的历史
2.1 1840-1949年前的中国图书馆学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就是模仿他国学术成果以补充自己的历史，“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开也遵循西方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道路”[8]。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与现在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在形式、内容和性质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及图书馆学应始于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国封闭的国门，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西方图书馆学的思想也随之流入中国。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了第一次从思想到模式的全面模仿，甚至是抄袭西方图书馆学的高潮。从日本袭来“图书馆”名词取代“藏书楼”一词，又从西方取来“图书馆学”一词。1904年，湖南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1910年前后，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图书馆。但在日本图书馆办馆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金敏甫语）。民国以后，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办馆和模式“遂逐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自此以后，西洋式图书馆，遂亦散步于国内，且学东洋式图书馆而上之”[9]。新型图书馆建立后，我们才发现祖宗留给我们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已不能适应图书馆的需要，于是在1910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到中国，到1919年，沈祖荣、胡庆生合编了中国第一部分类法《仿杜威十进分类法》。随后，大批模仿西方图书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中国式图书分类法大量出现。如洪有丰著《图书分类法》、王云五著《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著《中国图书分类法》、杜定友著《杜氏图书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著《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桂质柏著《分类大全》、陈天鸿著《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等。至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学专著，其中以杜定友于1925年著《图书馆通论》、刘国钧于1934年著《图书馆要旨》、俞爽迷于1936年著《图书馆学通论》影响最大。但这些著作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色彩”[10]。而192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一书连作者都承认该书“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十居七八，本国情形间参一二”[11]。
我国图书馆学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诞生的，面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国人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在西方图书馆学巨大冲击下，中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有一种慌不择路的感觉。但此时在中国也不乏对中国图书馆学“全盘西化”倾向保持清醒头脑的人士。1921年，杜定友提出中国应培养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家；1925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口号，并就“中国的图书馆学”如何经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加以体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1926年，刘国钧则呼吁“形成一种合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2]。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不会给西方图书馆学的中国化提供实验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这些学者的想法是没有机会形成理论的，更不能指导中国图书馆的实践。但不可否认，中国图书馆学毕竟诞生了。
2.2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
194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西方列强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全面封锁，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是苏联图书馆学成了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中国图书馆界出现明明不切合中国图书馆具体情况却生搬硬套苏联图书馆学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盲目性，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完全成了苏联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而到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重归闭关锁国状态。这样中国图书馆学唯一可模仿的对象也失去了，这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但即便如此，中国图书馆学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值得一提的就是“矛盾论”在这一时期产生，对中国图书馆学界是一个鼓舞。1962年，黄宗忠先生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藏与用之矛盾”的学说。该学说第一次站在的高度审视图书馆发展规律，应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深远意义。但当时封闭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者的学术视野。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观察此学说，不难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已使图书馆“藏”的意义逐渐淡化，“用”的功能显著加强。更何况，“‘藏与用’的矛盾，并非图书馆所特有，其‘特有的矛盾’至今尚未找到”[13]。黄宗忠先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学说的缺陷，也不再坚持自己的学说了。这种敢于否定自己学说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挫折，它表明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创新之路并不平坦，还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1978年，中国自主推开封闭多年的国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再次进入中国，中国图书馆学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掀起了新一轮模仿西方图书馆学的高潮。这一次高潮与二、三十年代的模仿高潮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国家经过长期闭关自守之后出现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这一次不再是被动接受西方图书馆学，而是主动奉迎。如果二、三十年代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有点慌不择路，那么这一次则表现出一种饥不择食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很容易产生对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想、运行模式和技术手段乃至思维方式的盲目崇拜心理，甚至是“听风就是雨”。如当美国于1991年率先提出数字图书馆理论，在其理论和实践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国图书馆界的众多学者便急不可待地、异口同声地称数字图书馆就是中国图书馆的方向。而当英国学者提出复合型图书馆理论后，学者们又转向，称复合型图书馆是中国图书馆的发展方向。这种理论上的摇摆不定使中国图书馆人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八、九十年代是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大融和、大裂变的重要时期，也是容易产生新理论、新学说的最佳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确实是各种学说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学说到80年代中期有50余种[14]，到了90年代，又出现12种观点[15]。但如果据此就说中国图书馆学正走向成熟，便有点自欺欺人了。因为大多数学说都犹如过眼云烟般地来去匆匆，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不仅没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具体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相反由于大多数学说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中国图书馆界的改名风和盲目投资、重复低水平建设所谓数字图书馆的现象愈演愈烈。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便是这些学说仍然是在西方学者搭建的思想平台上的再创造，如“交流说”有前苏联米哈依洛夫“交流系统论”的痕迹；“知识论”则是英国布鲁克斯“知识基础论”的转化；“知识交流说”是在美国谢拉“交流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让人感觉中国图书馆人就如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一时期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大大拓展了中国图书馆人的视野，给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却也助长了中国图书馆人对西方图书馆学的趋之若骛，这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中国学者大胆理论创新的信心，并由此可能生出一种民族自卑和虚无主义心态，将西方图书馆学视为绝对真理。当我们用现成的西方图书馆学来指导中国图书馆事业，解释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就越来越狭隘，与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发展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呈现出“头重脚轻”的局面。
3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我们往往把学术繁荣片面地理解为图书馆、从业人员、技术手段以及学术和专著数量的逐年增长，如果仅从数量上来观察中国图书馆学，确能用三阶段进化论来套中国图书馆学的百年历史，但数量的增长往往是表面现象，通过现象揭示本质才是之道。而我国图书馆人往往忽视这一简单道理，为这表面的繁荣沾沾自喜。其实中国图书馆学在经历了百年历程后，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外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思想仍然垄断着中国图书馆的解释权。而这种现象在我国加入WTO后，在与国际接轨的借口下，在我们图书馆人眼里又变得顺理成章了。中国图书馆人在探讨中国图书馆遇到的问题和疑惑时，都自觉不自觉地旁征侧引阮冈纳赞、谢拉等国外图书馆学家的经典言语，似乎只有这些大师的言语才具有说服力。这不能不让我们自问，我国图书馆人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图书馆人能为世界奉献什么呢？没有自己的思想，便不会独立思考；不会独立思考，便缺少了批判精神；缺少批判精神，也就丧失了怀疑能力；丧失了怀疑能力，当然就不可能创新理论，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也只能依赖别人的理论生存。长期地模仿他人的研究成果，忽视本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导致我们在诸如“图书馆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等大量关键的基础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关于“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争论上，虽然我们认为它不太规范，但历经百年，我们仍不能找到一个准确恰当的名称取代它，一门学科历经百年，其学科名称还存在争议，图书馆学如何谈得上发展和繁荣呢？这也难怪有相当学者认为图书馆学还是“经验科学”和“前科学”了。所以本人认为中国图书馆学仍处于萌芽状态。得出这样的结论，连本人都感到沮丧，毕竟图书馆学在中国已存在百年。但一门学科的发展繁荣不是按照人类事先制定好的时间表发展的。一个国家的一门学科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主要特征便是模仿先进国家的理论思想，这是学科建设由萌芽走向繁荣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也是走向理论创新的前奏，关键是这种模仿不是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而是消化吸收，批判借鉴。在此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图书馆的具体情况，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学，这才是我们目前模仿他国先进图书馆学理论思想的初衷和根本目标。如果我们只顾引进他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而忽视创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将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地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就是最好的明证。
4 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将迎来质的飞跃
21世纪将是中国图书馆事业迎来大发展的世纪。这首先是因为创新活动已引起全民族的高度重视，中国图书馆人对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已经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其次，目前我国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与图书馆事业的具体实践以及读者对信息知识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中国图书馆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图书馆学如果仅靠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想牵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越走越窄。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迫使图书馆人只有更新观念，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引导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三，我国的快速发展，将有力地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普及，大大开阔图书馆人的视野，为拓展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促进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奠定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技术条件。
综合各种影响中国图书馆学现状及发展的因素，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应该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未来抱定充分信心，中国图书馆学迎来真正发展繁荣的时期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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