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更新是一种文化自觉
[摘要] 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业已踏上的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的文化观，是当代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这些学理性结论，对于观察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对于把握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文化自觉；价值观更新；社会转型
近年来，翻开报纸、打开杂志、登录互联网，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文化和国民价值观现状、走向，关于高速增长的与中国文化、社会价值取向正负向关系，关于中国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关于中国文化在变动和的世界文化中究竟担当什么角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责任消失，一些人只有利害计较，没有责任感，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进口方面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逆差和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被洗脑的打工者地位；又比如说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换言之是全部的西化或美国化。
这些争论的存在，表明人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快速提高，同时还希望有着千年文化传统、曾经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文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丰富人类文化化作出新贡献。这些讨论和论争实质上回应了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理论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大课题。
一、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概念。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给文化自觉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的定义，言简意赅，所谓的文化自觉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
价值和文化须臾不离，互为表里，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文化是价值的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价值通常都得通过文化才能有效地影响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社会保持或更新、抑制或倡导某种价值观，文化在其中总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制约、引导、催化等作用。因此，关注价值更新必然要关注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和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互相交往和竞争在现时代的全球化这一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活跃和激烈。在这种互相交往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经济事项来得直接，但是它又无时无处不渗透于经济交流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事项来得婉转和曲折，但往往是政治交流的拓荒者和民间使者，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政治沟通和价值传播潜目标。近年来，各国学者、政治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交融、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解体时，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了心理震撼，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的动荡与困境，追溯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的根源所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真理报》版2007年3月28日所发表的文章指出，社会的巨大动荡给俄罗斯民众心理带来了创伤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变得比以前“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了，俄罗斯人过去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慈爱”和“无私”等，都有滑落的趋势。近年来，俄罗斯在重建俄罗斯价值上动作频频，从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到国家为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提供指导意见，从重整国家秩序到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就是在这一社会心态支配下出现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契诃夫基金会主席科宁道出了俄罗斯社会价值观更新和文化自觉：“西方一直想利用他们的宗教向俄罗斯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和政策，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要建立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2]
一贯宣扬文明冲突论的美国人亨廷顿两年前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把美国近些年出现大量墨西哥拉美等移民以及美国化的非美活动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上升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挑战的高度，从而提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亨廷顿从自己的文化冲突论出发，认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观察问题所接触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所谓占优势的美国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人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也更加注重本地区的文化意义，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度作为非洲黑人代言人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明确强调：“非洲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贡献日益为人们所认可。今天它不再被轻蔑地视为需要由更高信仰形式所取代的迷信。它对人性的精神遗产的补充作用业已得到广泛承认。这种意识表现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意识，它给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增添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内容。”[3]
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更新，常常渗透在政策、、等方方面面。德国近年修改《基本法》，把“社会市场经济”，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这种调整是对德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调整，就是强调在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以往强调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受到危害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竞争的市场利益。这种调整不仅要调整国内各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试图调整国际关系。
三、中国的文化自觉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是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曲折历史而得出的结论，把准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根主脉。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主线之一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只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不通后，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来证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发生了“与玄学”、“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崭新信仰。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更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民族危机只使争论暂时停顿，危机的解决使打破现状，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界更具吸引力，那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尽管也有人提醒要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也只能被这大思潮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端，要把传统东西统统扫掉。概而言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思潮和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了“现代化”的大敌。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近三十年来，这种反思不曾停息，尽管我们认识到现代化是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文化更新和创生的过程，取得了文化自觉方面的不少共识，但这种共识在牢固性和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上仍存在不足，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已踏上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共识的取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清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结论，从极具方法意义的角度消化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成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
194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讲演，提出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十二字方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
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张闻天的新文化观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认可，对党的文化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关于文化问题的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上对此作出了阐述或发展、发挥，更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1941年5月，邓小平对所属的八路军干部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中国任务繁重的文化工作有失偏颇甚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张闻天新文化观在文化价值建设上极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其一，广纳天下，博采众长。只要是有益的，皆可供新文化借鉴和吸收。而那种大包大揽式的一个主义，一种学说代替一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其二，反封建、反专制、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其三，党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张闻天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和学说。”
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4]张岱年过世后，方克立先生继续深入思考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并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强调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魂”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新创造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存在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这一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特性的高扬，并在传统的“中西体用”的文化观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探索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还有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论。关于“美美与共”论提出的背景，费孝通作过以下阐述：“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从张闻天到张岱年再到费孝通，他们关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真知灼见，代表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学术成果，“民族的、民主的、的、大众的”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基本任务、格局和历史性框架，“综合创新论”和“美美与共”论更加拓宽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学理内涵，得到华人学术圈和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方法和心态上为引领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走向理性之途开了新篇。
五、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
要达到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所阐述的文化价值境界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进程。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必须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因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建设现状，对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百年来的整个中国的被动变革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没有动摇过。国家意识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述。1981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在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时，高度概括性地提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建设“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更趋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价值建设任务。199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趋完备的表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科学文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清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使我国成功地把握住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回应了方方面面的新挑战，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多元变化及其冲突。
2.“价值空缺”、“道德沦丧”的焦虑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真实。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焦虑和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警醒作用。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30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出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20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对于改变价值观问题上的某种失范、失序，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予3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给30年来孕育起来并支撑中国“崛起”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不断地给予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30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30年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观给予轻率的否定或简单的抛弃。当然，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恢复或者说点燃了蕴藏在社会民众心理中对世俗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认清，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也是转型期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任务。
3.致富征程上形成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小康阶段出生的人群的价值观初露端倪。据一些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在珍视勤奋、业绩的同时，富裕起来的阶层以及在富裕阶段出生的人群，强调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宽容，更加主动地争取个人的政治文化权利，要求并崇尚社会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满足，对社会政策的透明要求和文化上的包容取向更趋明朗，对关系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等更趋关心。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因此，转型期的价值观更新和引导，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任务，就是适时地培育和扩大公民的主体价值意识。
4.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影响转型期价值更新。所谓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创造力与中华文化必须更有作为的贡献意识不协调。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达到平衡仍有大的差距。目前，在图书、音影像等文化贸易方面，引进输出比大多处于6：1。继迪斯尼以中国民间题材《花木兰》打造大片，到日韩对《西游记》拍摄之争和提出“端午申遗”、“中医申遗”，日益显得我们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再开掘能力不足。在今日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启蒙教育中，动画音像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几年来，国产动画从2003年的46000分钟，上升到2006年的82000分钟，但与全国电视动画全年近26万分钟播出时间所需，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不少国产动画，如《宝莲灯》、《我为歌狂》、《隋唐英雄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痕迹。据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查，当年这三大城市14岁到30岁青年的13亿元动画消费，日、美动画消费占80％，欧洲和港台地区占10％，中国内地占10％。[5]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外国有选择地采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终不可避免，当代中国少儿文化价值启蒙不得不更加考虑国外动画的价值传播及其影响。又比如，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开始步入世界市场，但过多地重复着“欲望”、“压抑”、“性”、“权力”、“功夫”等模式因素，是难以担负起中国文化真义的，在国内，它们与充溢着谥美情调的“帝王将相”相呼应，也是难以适应价值更新的新需要的。
注释：
[1]费孝通.费孝通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390.
[2]刘婉媛.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重塑俄罗斯价值观[J].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7（8）
[3]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87.
[4]张岱年.张岱年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6）：490.
[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北京社科出版社，200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