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
【摘 要】根据语言学、民族学和学的研究成果，水族是世代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起源于南方百越族群的瓯、骆或濮支系，与壮、侗等民族有同源关系；水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书是水族先民仿照汉字创制的一种民族文字，而非《水族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水族“发祥于睢水”(今河南省滑县一带)，系“殷人后裔”；水书也并非是先秦时期受甲骨文的影响下创制的。
【关键词】水族源流；水书来源；质疑
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ethnology and history，the Sui is an ancient ethnic group living in southern China for generations，originating from the Ou branch and Luo branch among the Baiyue ethnic groups or from Pu branch in the southern China，and is homologous with Zhuang，Dong，and other ethnic groups.The Sui language belongs to Dong-Sui language among Zhuang-Dong languages.The Sui Characters is a kind of ethnic writing which was created by Sui ancestors model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It’s not as“Study on Sui Culture”said that Sui“originated from the Sui River”(Huaxian Country of Henan province this areanow)and was“descent of the people in the Yin Dynasty”.The Sui Characters isn’t created under the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or Animal Bones in the period of pre-Qin dynasty.
Key words：origins of Sui；the Sui Characters
2005年4月我到广西田阳县参加壮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时，有幸结识水族历史、民族学者潘朝霖同志，并蒙惠赠他和韦宗林同志主编的《水族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这是一本集前贤学者研究成果并融会自己研究心得的8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拜读之后，对水族各方面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得益匪浅。但我对该书中有关水族族源、发祥地和水书产生、的论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谨提出与潘、韦两先生商榷，并就正于方家学者。
在《研究》第一章《纷繁的水族族源》中，作者虽然列举了“江南迁来” 、“两广迁来” 、“土著民族” 、“殷人后裔”及“发祥于睢水”等几种说法，但很明显，作者是极力推崇和主张“殷人后裔”及“发祥于睢水”说。如本书第29页末段说：“水族先民共同体当初生息在中原睢水流域”和“豕韦”之地，而形成“睢”、“人睢” 的自称名号，处在夏商周文化圈之中。西汉王朝的建立才标志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因此，水族先民共同体是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属于华夏先民的成员之一。水家先民南迁之后，尽管打上百越文化的烙印，但保留了中原的诸多文化特质，始终维护和保留‘睢’、‘人睢’的称呼。唐代设置抚水州，使水族的族属发生了变化，由华夏先民成员殷人后裔的“睢”群体变成水家。1957年，由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为水族”。
一、豕韦和睢水真的是水族的发祥地和原住地吗?
1975年版《辞源》对“豕韦”一词有两种解释：“(一)上古部落名，彭姓，为商所灭” 。汉班固白虎通号曰：“大彭氏、豕韦氏霸于殷者也” 。故地在今河南滑县境。(二)星名“ 。水族历史研究者为什么说“豕韦之地”是水族的发祥地呢?第一是因为“豕韦” 可以拼出“睢”或“水”这个音来；第二是其地在今河南滑县境内，离“殷商”故地不远，容易跟“殷人后裔”联系起来。可是《词源》明明说“豕韦”是殷商的敌人，“为商所灭”，而不是殷商的后裔。在古代民族中，还有一个居住在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以狩猎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室韦”(也写作失韦)，其名称的上下字也能拼出“睢”或“水”来。不过“室韦”是个北方民族，离安阳殷商故地太远，所以没有入选。但我们应该知道，不管是“室韦”或“豕韦”要拼出“睢”或“水”来，都要运用一种叫“反切”的拼音方法，对“反切”一词，《辞源》说：这是“汉语的一种传统的注音方法。以二字相切合，取上一字的声母，与下一字的韵母和声调拼合成一个字的音。……汉末已有反切，……自梵文输入我国，因取汉字为三十六字母，用于反切，遂益为精密”。近来有些学者认为，说汉末才有“反切”，可能晚了些，但再早也早不到先秦时期。再说商朝是奴隶制社会，“豕韦”既为商所灭，其人必沦为商人的奴隶，哪里还能创造什么“水书”和编纂自己的“历法”呢?所以，把“豕韦之地”作为水族先民的“原居地” 、“发祥地”纯属牵强附会，主观臆断。
《研究》第11页说水家民间古语有：“饮睢水，成睢人。饮睢河水，成睢人”的说法。这里说是人因水而得名。而第12页却说：“睢水之名，大概是当时居住着自称‘睢’ 、‘人睢’的群体之后得名” 。且不管“睢人、睢水”的出现孰先孰后，问题的症结是水族先民与睢水究竟有无关系?
《辞源》“睢”条释：(一)水名。……见睢水。(二)恣意。详“恣睢” 。(三)仰目视貌。(四)见“睢盱”……“睢水”条云：古水名，也名睢河。为古浪荡渠的支流。《史记·项羽纪》：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正义引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仪县浪荡水，东经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二百六十里”。
如果在河南睢水或睢州一带古代真有个自称为“睢”或“睢人”的部落，那么按《辞源》的体例，就应该在“睢”条下出现一个“上古部落名”的词条。在河南开封、安阳等殷商中心地带附近居然出现一个言语侏离、胆敢自编历法、自定正朔，“以八月为岁首”的部落，这在奴隶制、封建制时期是灭族大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殷商的统治者岂能容忍，不大加挞伐，予以剪灭?正史、野史对“睢人”这个部落或民族竟然没有任何记载。可见，“水族发源于睢水”或“睢水是由于睢人居住在那里而得名”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再说，武王吊民伐罪，灭了商纣，并没有引起殷人大量南迁之事，“睢人”即使存在，他们也不是殷人的宗室或统治阶层，充其量不过是商朝的一个异族部落而已，有必要举族逃亡，迁徙跨越几千里外的南蛮之地去避难吗?在秦朝开发岭南，设立番禺、桂林、象郡以前，从河南到江西、广东、广西并没有通衢、驿路，由某个小部落发起的，举族长距离的迁徙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那么，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又怎么会被宣扬得沸沸扬扬，成为水族历史研究中相当普遍、具有一定影响的观点呢?
原来，在国内外的民族源流史研究中，有些学者热衷于一种简单而方便的方法，他们常常抱着一本《山海经》或《水经注》之类的古书，从里面寻找与某个民族名称相同或声音相近的山名或水名，对号入座，而不是从民族历史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考察其它方面的资料，就轻易地下结论，说这个地方就是该民族的发祥地、原住地或迁徙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等等。从《研究》第一章有关的引文和脚注就可以看个端倪。例如：
石国义：《从睢的寻踪论及水族的源流演化与民族过程》说：“水族自称‘睢’，汉译为‘水’，‘睢’字的读音与水族自称从古至今没有丝毫变调” 。“我们断定，水族的主源氏族亦或是在睢地生息繁衍而来的” 。“水族对民族自称‘睢’的认同，是这个民族经历几千年支撑到现在的精神支柱。惟有族称的认同，才能谈得上民族的存在和发展” 。
张为纲：《水族源流试探》一文从“豕韦”拼合成“水、睢”之音；水家古文字类似甲骨文、金文；水家迷信鬼神与“殷人尚鬼”相似等推断，说；“可知，今日的水家，盖即殷之遗民无疑”。
何光岳的《百越源流史》想象力更加丰富，信口开河，妄下断语，说：“骆乃越的一支，历来认为是广西土著民族；其实不然，它起初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结合而成，即骆人自黄河南迁到江南之后，与早已先由黄河迁到江南越人群团中的一支结合，逐渐形成为骆越。骆人系出黄帝之后的任姓，越人则为夏禹之后”。
“黄帝兴于陕西岐山县之姬水，而岐山南面周至西南有骆谷、骆谷水，正是骆人的发源地” 。
“陕北的北骆河及河南的洛水，都是骆人东迁的地方”。
“因周朝建成周于伊洛之间，周平王又迁都洛邑，迫使骆人放弃故地，经湖北、湖南迁至广西骆水。迁经两湖时，骆人与当地越人结合，开始形成骆越”。
“古洛字为水名，由骆人居于洛水边而得名” 。
凡此种种望文生义的虚妄之说，不一而足。
一些外国人对泰族的源流也有北来、南来和土著三种意见。北来说如拉古伯里、戴维斯等人的“阿尔泰>川陕>云南>中南半岛”的说法。②他们在我国西北高原找到一个“阿尔泰”的地名 ，也不进行深入的考究，便把这个复音词词素之一的“ 泰” 与作为民族称谓的“泰” 字(如泰那、泰爰、泰痕、傣德、傣由、傣仲、傣拉、傣仂……等名称都是侗台语言表示“通称+专称”的修饰语后置的格式)等同起来，说阿尔泰山就是泰族的发源地，川、陕是他们迁徙逗留过的地方。这种说法显然是轻率的。众所周知，壮泰侗水诸族自古就是擅长激水荡舟、江河捕鱼，喜欢稻作，居住干栏的低地民族。在他们的生活和语言中，往往冰、雪不分，骡、马不辨。古代“黔无驴”，桂亦无驴，更无论骆驼、骆马、骆羊、绵羊等高原牲畜了，在他们的语言中，连豆、麦等的通称也没有，上述事物，一般都用汉语借词来表示。广西壮族地区以六、渌、绿、陆(10)等为地名的大都是“山谷”、“山冲”(有水流的山谷)之意，在广东怀集的标语和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拉珈语中，这几个词却是“房屋、姓氏”(8、like8)的意思，并不是“骆之转音” 。
侗泰诸族都是地道的“低地民族” ，哪里“高攀”得上阿尔泰山呢!说他们发源于我国川、陕的山谷间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相反，四川、湖南和贵州东部等地的壮族、布依族倒是从广西迁去的③；散居于四川各地的傣族也是被其它民族徙置或因兵燹、逃荒而迁去的④。
正因拉古伯里、戴维斯等人这种随意按图索“泰” ，不作深入考究的治学方法，他们才是从古书和地图中寻找壮侗诸族发祥地的始作俑者。国内一些学者说水族发祥于西北或河南豕韦、睢河等地不过是拉氏等人学说的翻版而已，而潘朝霖、韦宗林等同志之所以笃信 “豕韦人、睢人南迁之后变为水族”之说，可能还有给本民族的祖先戴上一个“殷人之后” 、“华夏子孙” 光环的心理。
《研究》第266页说：“在这次秦进军岭南的征战中，值得注意的是，秦将尉屠睢，为何直取此名?……屠即是屠杀、征战之义……屠睢就是这位秦将出征的目的和任务。……我们设想睢部落的水族先民是掌握文字的族群，睢族群在骆越中当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整个越人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估计睢群体的人数不少，实力不小。因为被征服的睢群体或许是越人中至关重要的对象，所以才出现尉屠睢之名称”。
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水族人口才有四万万五千万，1953年水族人口也只有133.566人，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水族先民又能有多少人口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而已，唐代以前的正史、裨史和地方志从来都没有睢人、水人的记载，“知名度”从何而来?秦军南征，意在开疆辟土，怎么会以屠杀睢人为目的，以至于主帅竟以此为名呢?
《研究》第17页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三四年，发兵五十万攻打岭南，三年之后征服了这片地区。在这次抗秦斗争中，水族人民由于战争的影响，才往今黔桂边境迁移。这就是水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基本上形成了当今水族在龙江、都柳江上游的黔桂交界地区分布的格局”。
秦军南征的路线是从中原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进入岭南的。桂北一带正是秦、瓯两军鏖战的地区。战争初期，秦军败绩，伏尸流血数十万，连主将尉屠睢也被杀了。在秦军战胜之后，素以残暴著称的秦军必定有一个镇压瓯骆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时期。水族先民当时还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部的滨海地区，怎么会逆着秦军进攻的方向大举北迁呢?这不是自取败亡吗?上面的叙述与《研究》第210页水族古歌所说的：“古父老，住在西雅，发洪水，四处散开，在广东做不成吃，在广西积不起钱，哥随红水上去，弟顺清水下来，中间公渡过彼岸，到贵州，养育后代” 的说法显然是相悖的。《水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对水族先民北迁原因的分析也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时间大致是在隋朝，而不是秦朝。
二、水语和汉语及壮侗诸语言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些文章和专著中，当提到侗泰诸族的系属时，一般都说“某某语是汉藏语系侗台语族的一个语言” 。那是我们习惯性地照搬罗常培、李方桂等先师按语言类型学分类的结果。后来，从发生学角度认真考量由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有些民族保留了自己原生态的语言，有些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转用了其它民族的语言。在保留自己语言的民族之间，语言的异同就是民族和民族集团的重要特征之一。下面，我们分别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要素来研究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音方面
《研究》第15页“(四)水语是保存中原古语音的活化石” ，并说：“水语声母显得特别之复杂，这当是水族先民由中原迁入南方，融入百越之后产生新的音位的缘故。水语中至今保留着大量中原古语音现象，当是‘母语遗存’的活化石，是礼失可求诸野的例证”。
侗台诸语言有发生、发展的共同历史，它们大都保留了自己原有的，与汉语和藏缅等语言不同的一些特点。水语和毛南语保留声母的特点更多一些，侗语和壮语合并、简化的较多。例如：
贵州三都县三洞乡水语声母表：
词汇方面
当人们从蒙昧时期逐渐开化，在生活和劳动中逐渐认识和社会时，感知的一般循序是：日、月、风、雨、山、川、水、火、果、木、虫、鱼、鸟、兽、身体部位、亲属、次及常用的动词、形容词等等。同一个部族或同一族群的人，在语言初步形成之后，就会用简单的语音来表达这些事物，经过长期的融汇、交流而逐渐统一、固定下来，成为这个民族或族群语言共同的基本词汇。基本词汇是比较稳定，不容易改变，不容易互相借用的。所以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民族语言，其基本词汇大都各不相同。当然，某些族属、来源不同的民族在长期互相接触、来往的条件下，基本词汇也是可以互相借贷，甚至会发生某些民族全面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语言的情况。因此，语言、社会学家在研究一些保留自己语言的民族是否有共同的族源以及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的情况时，大都会从基本词汇的异同出发进行研究，并且把它作为这些民族有无亲缘关系的重要证据。在侗台语族各语言的基本词汇中，相同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研究》第一章第四节说：“水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的读音，如筷子读箸，书字读泐等。水语、汉语有关词汇的读音和语义对应较准确的有；金、铜、钢、锡、锑、糖、镰、焊、熔、磨、碾、晓、糟、舂、炉、犁、耙、炮、帽、茄、马、笔、公、垫、松、排、梁、阳、阴、甲、乙、丙、丁、巳、辛、癸、寅、卯、展、申、酉、方、时等数百个词汇” 。但这里列的全都是文化方面的汉语借词，基本词汇一个也没有。有些学者在词汇异同对比时喜欢使用“关系词”这个模糊的概念来作为选词的标准，那只是对某些词是否真正同源感到难以判断或想暗度陈仓，夹带一些私货时用的手法而已。如果比较严格地遵循“基本词汇”的概念，也许就能减少一些选词时的尴尬，能更加真实地反映有关语言是否同源的情况。美国语言学者Swadesh 在《语言年代学》的研究中，经过大量实践而制定了一个包含200多个基本词汇的词表，后来又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个包含100个基本词汇和第二个100个基本词汇的词表。此后许多学者为了避免自己在选词时的任意性，大都采用他的词表作为不同语言间基本词汇异同比较的词表，而真正用来测算语言分离年代的倒不太多。我们用Swadesh第一个100基本词汇的词表在水语和侗台语言几个代表点之间作词汇异同的比较，看看水语和侗台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孰远孰近?(为了节省篇幅，统计词表没有列出，只把统计结果列出并加以分析说明)
我们只用了100个基本词汇作各语言间的异同对比，所以统计起来很简单。有几个同源词，就是百分之几，一目了然。但我们认为侗台语言与汉语之间没有同源关系(见本文末段)。不过我们把侗台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都用下加横线标示出来，同一词项既有民族词，也有借词的，分别，这样就可以看出在这100个基本词汇中，各语言有几个汉语借词。如果几个语言都借用同一个汉语词，如 侗、水、毛南的“人、心脏”分别借作???n2?、?z?n1?、z?n1 和s?m1、?um1、sam1，我们认为这是各语言分别从汉语吸收的借词，故不作为同源词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水语跟同一语支的毛南语、侗语同源的最多，平均达60%以上；跟壮泰语支同源的也不少。至于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多少，则随各族人民跟汉族接触的多少而异。
再说，我国华夏民族的人口众多，文化、社会发达，物质、精神文明的水平高，按社会的一般来说，夷变华夏的可能性较大，华夏变夷的可能性较小。举族迁来，聚族而居，文明程度原来很高的“睢人”会抛弃华夏语言的基本词汇、语法，大量地采用了侗台语言的基本词汇吗?这是不太可能的。
三、对水书创制年代与过程的质疑?
《研究》第23页第四卷《水族古文字与水书》说：“我们认为，水族古文字产生在秦以前，作为单一的民族以后，是在原古文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化发展成为自己的独特的文字。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分离出来以后，已经没有条件创制并产生我们现今所见的古文字。……根据水族古文字存在的现象来分析，水族古文字的来源，一是受甲骨文的影响，二是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否则，水族文字不会在群体中被广泛接受，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也说：“水书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 ，“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 。
对此我有几点疑问和不同看法：
1. “豕韦”的“大彭氏”作为殷商一个异族部落的地位和处境来说，绝对比不上后来在黔桂边境同壮侗诸族为伍时安定自由。不然它怎么会被殷商所灭呢?前面说过，水族是“睢人”的后裔，于史无据。即使属实，它也还是殷商的异族部落，命运并不会比“豕韦”更好，哪里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呢!我国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国外各种古文字的创制和产生都要有强大的权力机构和大量财富作后盾，一般由朝廷的史官或神职人员专司其事，长年累月地工作才可能成功。睢人既没有大的聚邑，也没有一个中心，从未建立过任何邦国，不可能有创制文字的权力和财力。即使不是“创制”而是“学习”文字，也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在孔夫子之前，还没有私人办学的。殷商王朝的“太学”能收异族的子民入学吗?
2. 在汉代蒙恬笔、蔡伦纸发明之前，华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是陶器、钟鼎、甲骨、竹简、木简、布帛、石刻等。这些东西在中原各地出土的很多，但有哪一件唐朝以前带有古文字的文物能确认是“水书”呢?没有，滑县、睢县、广东南部滨海地区和陆铎公居住的广西“岜虽山燕子洞”都没有，作者说水族迁到三都等地之前，曾在广西宁明等地逗留过并参与花山崖壁画的绘制。壁画上倒是书写文字和人、神交流最合适的地方，但在宁明花山以及左江流域所有的崖壁画上，都没有发现同一时期书写的任何文字，当然，更没有水书的痕迹。据王品魁：《拉下村水文字辨析》的考证，水书最早的文字墓碑是16世纪明朝时在水族地区的拉下村和水东村建立的(见《研究》第256页脚注。)
《研究》第267页记叙一个传说：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祖先陆铎公创造的。相传，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因陆铎公利用水族文字为一个小孩推算出与其神母见面的日子和方法，惊动了天皇。天皇认为，水族文字太厉害，他怕人们掌握了水族文字后，难于对付。于是，派天将用装着火药的小葫芦骗取了小孩的欢心，结果，小葫芦里的火烧了装着水族文字的房子，只剩下压在砚台下的几百个字。
殷墟先后出土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共有15万片之多。据《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介绍，著名甲骨文收藏家、著作家刘体智、罗振玉等人收集、见到过的殷墟甲骨也不下三万片。不知道殷人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物力才创造出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经郭沫若、罗振玉、商承祚等人多年精心研究，才整理出一两千个古文字来。而水族的陆铎公一个人，只花六年时间就造出堆满一屋子的水书来，这可能吗?当然，传说不是，不能全信，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某些信息。创造文字，尤其是在古代，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下几年苦功就能办到的。火药是我国明朝才发明的，那么陆铎公创制水书的年代当不会早于明朝；砚台下压的几百个字绝对不是又厚又大的甲骨文或竹简、木简，而是用笔和纸写的字，其年代也不会很早。
现在居住在黔桂边境各县的一些族群，如毛南族、佯亻黄人、莫家人、锦家人(除毛南族外，其它人都归并到布依族里去了)的风俗习惯、语言等跟水族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显然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些族群的先民可能是同一时期或先后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滨海地区迁到黔桂边区并分散到附近各县，在与其它民族，如壮、布依等长期接触之后，这些族群的语言受壮语、布依语等影响，而形成目前差异的。但这些族群都没有“水书”之类的古文字。所以韦忠仕、黎汝标在《五十年来<水书>研究评述》中的论断：“《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观点是正确的(见《研究》第261页)。
至于水书中为什么会有一些是反写、倒写、加笔、减笔的汉字，还有一些是自己创制的字体呢?
我们应该认识到，水书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族文字。“它只是一个仅有五百多个单字的文字体系”，常用的水书不过二三百字，其中还有许多是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着的汉字，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除了纪日、纪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就连“黻”(古代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的花纹)和“鱢(通鵿，古代皮革制的蔽膝)这样罕见的汉字水书先生都给它们专门创造了两个水字，而水族人民生活中常用的语词却多阙如。所以水书一般不用于书写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券、牒、契约、诉讼等文书，用水书也写不出一封普通的书信来。
水书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水族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适合自己语言的文字而创制出来的。它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才产生的。起先大概是直接采用汉字，后来可能觉得使用汉字就像说汉话一样，对水族神灵不够尊重。所以把某些汉字反写、倒写，或加一笔、减一笔，以示区别。后来又进了一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按照日、月、鱼、虫、鸟、兽等物的形状，创制了一些水语的字词。通过这么一改、一创，巫师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我们水族自己的文字” ，并在水族群众中获得更高的威信和荣誉。“水书先生”都是先立志要当巫师，然后再学习水书的，而不是相反，先学习水书，后来才想当巫师的。否则，学了水书也毫无用处。“水书”是因为宗教活动的需要而创制的，并不是水族人民先创制了“水书” ，宗教活动者才利用“水书”来做法事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本末倒置，理不清它们发展的脉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书”并不是水族人民为了记录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克服时空障碍进行人际交流才创制出来的文字，它是为了娱神、通神、求神的需要而制作的一套符号体系。
《研究》第256页也明白地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族古文字几乎不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水族的历史也是耳传口授，并没发现用水语的古文字来记载。现今的水族文字主要是用来书写《水书》，在有关宗教活动中也常应用，时有碑记” 。“实际上，在现今的书写活动中，对‘水书’的书写，对巫事活动乃至广泛一点的宗教活动、甚至碑记等等，汉字完全可以胜任。但是，为什么非要用水族文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对水族文字研究的切入点” 。“水族把掌握《水书》并能从事巫事活动的人称为水书先生。在进行水族古文字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曾问水书先生，为什么水族文字有的是汉字的反写?水书先生的回答是：汉字写出来是给人看的，水族文字写出来是‘用鬼’进行巫事活动的，是给鬼看的。……古人认为，万物都是有灵的，文字的出现，对人们征服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文字具有一种可以突破时空的魔力，视文字为神圣的产物。在水族人民的社会活动中，如果没有《水书》，没有水族文字，好像就显示不出虔诚，好像对天地鬼神不敬重，当然也烘托不出神秘的氛围，还真有点不够味似的” 。
水书中倒写、反写，加、减笔，甚至自创的一些字，其作用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我们对“水族”源流的一贯看法
我在《中国民族史研究1》(翁独健主编，高文德、卢勋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北京)刊发了名为《侗泰诸族源流》的一篇文章；1996年，我和张钧如同志合作编写的《侗台语族概论》的导言中和2006年我和张均如同志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语言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的文章。这几篇前后间隔20年，题目和观点、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以及目前这篇文章都是在我们俩夫妇半个世纪以来对侗台语族系属问题和侗泰诸族历史研究的共同成果和相同的观点基础上写出来的。
“我(们)认为侗泰诸族的发源地就在我国广东的西南部、广西、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南部这一片毗连的地区，基本上就是原先西瓯、骆越人分布的地域。目前分布在这片地区以外的民族，包括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南部的侗族、贵州南部的水族、海南岛的黎族和‘临高人’以及云南省南部、西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泰、白泰、黑泰、老、掸、阿含诸族都是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迁移到他们目前居住地区的”(见《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96页)。我们用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些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原住地和后来迁徙、分离的大致情况。
在《侗台语族概论》和《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中，我们把这方面研究成果都集中起来，条理化。并把侗泰诸族原住地、迁徙路线和他们目前居住的地点等用几张地图标示出来，供大家。
我们在《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汉台语言语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的文章中说：“汉族和侗泰诸族是不同的民族，前者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而百越诸族则长期生息、繁衍于长江以南和两广一带。我们从历史记载或考古成就上都找不到一个汉族和壮泰诸族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地理中心来。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杭州跨河桥遗址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桩上房屋)的桩穴，还有稻谷遗存等物，经过同位素碳14测定，已有七千年的历史，而跨河桥出土的有比较完整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大约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复杂的活动。现在我们用来做汉台语言比较的语料一般都是壮傣侗水等语言。侗泰诸族与汉人的接触是比较晚的。“距今约5万年至2万年以前，广西发现有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此时人种已形成，他们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壮族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家猪饲养、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因素都已产生”⑤。那时候，汉人活动的中心还远在黄河流域，没有到达长江，更到不了广西等地。所以，这两个族群的先民在史前并没有一个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和地理中心，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同源词”。
我们认为：使用侗水语支语言的各族(当然也包括水族)先民都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原先就居住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西江流域和滨海地区。隋唐时，因为逃避自然灾害而沿桂江、浔江、和柳江向西北迁徙到达贵州省东南部，然后再分散到湘、黔、桂三省边区各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侗族和水族。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和环江县名叫茆滩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仫佬族和毛南族。另外，还有一些人迁到贵州的平塘县、惠水县和荔波县等地，分别发展成今天的佯亻黄人、莫家人。由于他们大都与当地的布依族杂居，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一些影响，建国后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定为布依族。其实，侗、水、毛南、仫佬、锦、莫、佯亻黄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们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同的很多。罗城下里一带的仫佬族自称kjam1、阳安土语区的水族人民自称sui3 kam1 ，与侗族的自称kam1 基本相同，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至于水族有些人的族谱、墓碑上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等地迁来的，那是个别人为官或经商至此，流寓不归而融入水族的缘故。
水族是地地道道的西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水语是侗台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语言。所以，“水族发源于睢水、是殷人之后” 、“水语源于华夏语言” 之说不能成立。
注释：
①见原书第一章有关各页的脚注。如：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张为纲：《水族来源试探》。邝福光：《水族源流初探》。石国义：《从睢的寻踪论及水族的源流演化与民族过程》。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②拉古柏里<掸族发源地>Terrien de Lacopeie：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London，1885；戴维斯《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连环》H. R. 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Cambridge，1909.吴迪《暹罗史》W.A.R. wood：A Histry of Saim，London，1926.
③见徐松石：《泰族壮族粤族考》第79页，《僚壮人的倒移》列举了“李寿纵僚于蜀”；“广西泗城山僚黄豹、黄豸等割据贵州程番府地，而侵入西北邻省”；唐末五代时，楚王马殷由广西掳掠许多壮人分置湘省和黔省的东部”。
④如《元史·地理志》载：“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云南东北，取其地”(群蛮中也包括傣族的先民)。《傣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5页说：明清以来，葡萄牙、英国、法国侵略者不断支持缅甸、暹罗、越南统治者多次入侵德洪、西双版纳等地，连年战祸，迫使人民不得不往内地迁移，直达南盘江、金沙江流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说四川的傣族多来自云南，是明洪武年间景东土官刀佩、安伏威等随明军征讨帖木儿叛乱后，“改兵为民，婚娶耕种”而在那里定居的。另外，在会理、新安、普隆、江普、渡口等地的傣族则是二三百年间从云南景东等地逃荒来的。
⑤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第1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