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贝青乔的诗歌
关键词：贝青乔；仗剑从军；黔地壮游；流离颠沛；诗史；经世诗风
论文摘 要：贝青乔是道咸诗坛著名的诗人。本文结合他仗剑从军、黔地壮游和流离颠沛等悲壮传奇的诗篇，展现他在宗派林立的道咸诗坛独辟蚕丛的创新精神和经世诗风，并简析其诗歌的特色和他在近代诗坛上的地位。
贝青乔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文能草檄武刀槊”、一生经历不寻常的诗人。他的诗歌因他坎坷沧桑的人生经历和充满才情的创作在近代诗坛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钱仲联先生在（道咸诗坛点将录)把他比作当时诗坛上的天猛星霹雳火秦明，与曾国藩(天勇星大刀关胜)、陈沆(天雄星豹子头林冲)、郑珍(天威星双鞭呼延灼)、何绍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一道成为影响道咸诗坛的五虎大将。并赞曰“海鹰昔破关，鬼灯万家黑。军中咄咄吟，天挺此特雄。滇游凿鸿荒，山水为生色”，高度概括了他仗剑从军和只身人黔(滇)的传奇般的经历。
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外敌入侵，青乔表现出为国杀敌的英雄气概，“壮夫有血吹不凉，酌酒谁与歌同裳。三更起拔长剑舞，雄鸡喔喔天雨霜。”(《咄咄吟》卷一附《杂歌九章》，《咄咄吟》下文注为《咄》1841年，英国侵略者占领定海、镇海、宁波三镇，道光皇帝慌令宗侄奕经为扬威将军，东征驰援江、浙。奕经过苏州时，驻节沧浪亭，奉旨开营纳士，青乔得以投效军营。他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仗剑出门去，行营力请缨。防边无健将，杀敌有书生。”(看云僧《咄咄吟》题词)“分帐朝磨盾，连烽夜斫营。相期重努力，快击左贤缨。”(《将重之浙营……作》，《半行庵诗存稿》卷二，《半行庵诗存稿》下文注为《半》)诗中激荡着一种从征的豪壮情怀，为同时代诗人中所罕见。
战争生活是艰苦而危险的，但诗人总是具有乐观主义精神，保持高昂的斗志。“檐幄心烛共明明，驼撖纷传击柝声。起立营门看星斗，威弧光自射攙枪。”(《和银沆四绝》，《半》卷二)他曾为侦探敌情，只身人宁波城，“腐儒临虎穴，命掷鸿毛轻。愤血中自热，外压寒气平。草履践冰沍，荻炬引路明。出险就荒堠，逻卒角乱鸣。”(《人宁波城》，《半》卷二)表现出对顽敌的藐视和深入虎穴的自豪感。
东征历时一年多，由于将帅无能，军队腐败，终以惨败告终。奕经因损兵失地，靡费军饷，被拿问进京。青乔只能抱恨归籍，“孤负封侯年少梦，团花空黯旧征袍。”(鹃红词客《咄咄吟》题词)
利用战事的空闲，青乔以诗歌记载了东征前后过程，编成彪炳于近代诗坛的大型组诗《咄咄吟》，深追战争失败的原因，“为后之用兵者告俾知军中之利病焉”(《咄》卷二)，欲引以为鉴，使的悲剧不再重演。
青乔认为战争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英夷的“船坚炮利”，也不是军中无忠勇的将士。《咄咄吟》开篇就指出，道光皇帝骑墙两端，战和不定是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心腹大员琦善、伊里布、刘韵珂等人只等求和，毫无战意。“铁错何堪铸六州，讹传新令下江头。早知杀贼翻加罪，误抱雄心赴国仇。”(《咄》卷二)讲的是刘韵珂帐下的乡勇捉了夷人，按功本应受赏，但刘韵珂认为这会影响议和，费了银两，“将来无以为贿和之资”，反令乡勇“呈缴器械，逐回原籍”。投降派不但媚外投降，而且朋党为奸，干扰、排挤和孤立主战派，“怪底筹幄势孔艰，妖讹万口不能闲。难将敌虏交欢意。移入双旌六纛间。”(《咄》卷一)
与原因紧密相联的就是军事原因。主帅及随员的愚昧无知、昏聩无能是导致战败的直接原因。奕经依照求神问卜的结果来决定军机大事，“飓风敢望神相助，一卦灵签卜虎头。”(《咄》卷一)前营总理的张应云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却“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咄》卷一)，烟瘾大发，英军追击而来，他还要“卧吸鸦片半时许”，才“望风股栗”，踉跄而逃。
军队臃肿的封建官僚机制也是战局失利的原因，“铜柱争思快勒保，参谋宾从聚如萍”(《咄》卷一)，营中的大小钦差居位自傲，难以约束。“大人”既多，倾轧渐起，相互嘲谑：各自为政，不听调遣。赌博嫖娼，为所欲为。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青乔之所以对战争失败的原因看得如此深切和全面。乃因为他仗剑从军，亲身参加了这场战争。在鸦片战争爱国诗潮中记录这场战事的诗人不少，但身经鏖战，挥戈操戟出人生死之间的，恐怕只有出身低微，以士卒身份入伍的青乔了，这也正是青乔征军诗篇魅力之所在。严迪昌先生对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进行比较后也说：“有的则曾全身心投入这场战斗，是前线最具权威的见证人，其中贝青乔等则尤应专予表彰。”
二
1847年，青乔开始他一生中具有传奇色彩的黔滇壮游。其间写下了大量奇情壮彩的诗篇。其内容和成就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评价。叶廷琯说他“诗境深得山川之助，益臻奇伟，同人无不敛手推服”。恽世临次山氏称他“得江山之助，与胸中奇气摩砺以出之者”(《半行庵诗存稿》序。钱仲联说他此行“刻画奇险，独辟蚕丛，知能者故无所不有”。
贵州山水，别具胜境，由于地居僻远，多未经题咏，所谓“元柳目未经，陶谢屐不逮”。贵州本省诗人和外来宦游的骚人墨客虽有很多记游之作，然多记以贵阳及遵义为中心开发得较早的地区，青乔的游迹多在黔南地区，他在盘州(今六盘水市)归化营呆了很长一段时间，为黔地的山水诗添上了新的一笔，他的黔地景物诗堪与贵州本省的著名诗人郑珍的山水诗相媲美。
青乔笔下的黔地山水，或雄奇险峻，或幽僻深邃，或荒蛮偏远，略无寻常雅致小景。山川面目情态，各具特色。如“涧石矫若龙，嘏馼怒张颌”(《飞云岩》，《半》卷三)的飞云岩，“下压地舆弱，仰塞地貌隘”(《游黔灵山……作》，《半》卷三)的灵山，“天容低碍日，栈脚俯窥云”(《关岭》，《半》卷四)的关岭，“上到无上上，霄峥苍莾间”(《鸡公背》，《半》卷四)的鸡公背，“吕粱中断孰鉤连，卅六长緪贯翠烟”(《铁索桥》，《半》卷四)的铁索桥。
青乔在黔不仅“饱尝山味雅难厌”，还深入黔南归化营苗寨，实地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文化习尚，写成《苗妓诗》，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苗族的婚丧嫁娶、语言服饰、舞蹈、饮食起居、狩猎织染、历史传说等方面的情况。所作诗歌异彩纷呈，让人耳目一新。
封建社会的民族仇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再加上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汉人深入苗寨是有一定危险的。人苗寨的危险有三。其一是“劝餐还怕蛊藏蚕”(《苗妓诗》，《半》卷三)，蛊为苗寨所制巨毒。其二是“作戛恐防归路晚，补龙药箭半林岚”，补龙药箭是一种带强毒的暗箭。其三是“梅花瘴起火红旁”，瘴起时，“其或数十百里，人民鸡犬靡有孑遗”。但诗人凭着勇气和机智，入乡随俗，不仅避开了上述危险，而且与苗族同胞“作戛”(跳舞)“呵交”(喝酒)，“闲与歹鸡(并坐)谈往事”，获得了大量关于苗寨的第一手材料。
苗家的乐奏宛转动听，情调优美，“恰逢蝎子花开日。婶扒芦笙宛转闻”。民歌绵绵意长，情真意切，“要留阿妹相思曲，水曲从伊唱几章”。舞蹈场面盛大，群情亢奋，以舞传情，情随舞兴，节奏明快，充满情趣，“鬼竿影里呵交去，赢得槟榔一笑投”(鬼竿：春时立木于野，男女旋舞以为乐，龙苗曰鬼竿)，“问是槃瓠几派分，踹堂歌舞一群群。”服饰美而实用，“桶裙低露双趺雪，鬓髭松堆半笠云。”织染色彩鲜明绚丽，“绘蜡春衣结束鲜”，酿酒醇酽香醇，“刺黎酿啐酒啐成醺”。
在黔滇滞留盘桓三年，诗人于1849年秋从四川叙永登舟沿长江返苏，“戎落蛮陬乍倦游，西风吹老一鞍秋，归程从此江行起，记取天南古兰州。”(《叙永厅登舟作》，《半》卷四)一路历尽长江险滩急流。在历朝诗人中，漂游长江最远，涉险最多的，恐怕无人胜出青乔了。
诗人写峡江(既长江中上游段)诗篇，用力最工，笔力矫健，富有气势。抒写变化多端，运用比喻、想象、拟人、夸张多种手法，铺陈渲染，极尽诡谲奇险之能事，写出峡江急流叱咤奔腾、雷霆万钧之势。如滟澦滩“漩涡陷如坑，倒灌河伯府。六丁驱怒雷，鞭起灵虬舞”，江面船只在急流中“速若箭离驸，直射下关城”(《滟澦滩》，《半》卷五)。诗人写虎须滩以虎喻滩，用了一连串的比拟手法，前后相连，写得生动风趣，“叱尔山中王，渴饮出村岫。何年化成石，蹲比瞿塘右。森森须戟张，狞威慑百兽。适临龙所宫，两雄怒奔凑。激起鳞之而，爪牙奋相斗。万古会风云，掀天作雷吼。”(《虎须滩》，《半》卷五)写新滩，诗人杂糅比喻和夸张手法，状写滩流翻江倒海，“浪驾楼千层，涡跃井九仞。恍推霹雳车，风雨共神迅。”(《新滩》，《半》卷五)
诗人不仅运用多种手法，直接描写江流之急，还通过描写江中行船险象环生，正面衬托出峡江之险，诗人过新滩时看到，“一船误放灑，粉碎逐波练。一船衔尾来，柁折人回漩。落后又一船，覆若奔而殿。三船呼吸间，楼橹不存片。”诗人还通过船工水手小心畏惧、逡巡不前、人人自危，旁衬出江滩的险绝，博望滩之险，让“舟人放胆不敢渡，恐有蛟鳄掀春雷”(《博望滩》，《半》卷五)，新滩之险使“舱师怯所经，隔宿先戒慎。舟尾系双笮，悬崖倒牵引”。
诗人还善于通过自己当时的心态感受，间接写出江流险恶。罐口滩上，诗人当时是“我行倍惊怛，回头侧掠过。奔湍去如泼”(《鑵口摊》，《半》卷五)；过新滩，诗人是“我时预登陆，骇此川涂进。舌挢不能下，股粟强相镇”。
贝青乔黔滇游历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在于：他的诗详细地记录了黔南一带的风光民俗，也详尽地描写了从四川叙永到长江口如此之长的长江沿岸的天险，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少有的。更可贵的是中国诗歌史上总有如许缺憾，“能诗者不必至其地，至者不能诗，能之亦才力不称其景物之壮远”(《石遗室诗话》)，青乔的黔滇之游弥合了这种缺憾。
三
1850年春诗人返回苏州老家，此时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满目萧然。外国殖民者继续觊觎东南沿海，并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内陆。太平天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满清政府内外交困，疲于战争，“远服征兵倾列郡，中原转饷困司农。”(《桂岭》，《半》卷六)“风霾匝月昏遮日，地震连宵奋走雷。推验五行陡骇愕，料应天发杀机开。”(《春郊志愤》，《半》卷六)青乔全家因战乱而来回搬迁于苏杭之间，“介推偕母隐，冀缺挈妻耕。遁迹辞乡土，时危去住轻。”(《移家至浙西作》，《半》卷六)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战乱之中，青乔全家离散，“黄尘蔽天地，征路昼昏昏。惊定家何在，创余骨仅存。”(《新市遇从孙文龙留饭》，《半》卷八)
颠沛流离、困顿不堪的生活未能击垮诗人，但壮志未酬的迟暮之感却在煎熬和刺痛着他，“终军初志吾犹在，极望神州泪暗垂”(《春郊志愤》，《半》卷六)，“镜里尘容欺故态，泪边春色竟儿曹。料量娱老无余韵，痛饮醇醪快读《骚》。”(《过简园赠从侄信三》，《半》卷七)作者虽已届垂暮之年，尤能恃才自负，“狂奴犹故态，孺子尽成名”，以鲁仲连、诸葛亮自勉，认为有志不在年高，“东海惭高蹈，南阳负息耕，伊谁千里志，伏枥尚悲鸣。”(《一笑》，《半》卷七)
1863年春，青乔受聘北上佐幕直隶制军刘长祐。此时的青乔，已是白发苍苍，穷困潦倒，依然希望“平生抱负乘时展，莫但文词重洛阳”(叶廷琯《楙花庵诗》卷二)。与朋友作别时，显得慷慨激昂，“几度江楼重祖席，相看等是无家客。凯歌声里共旋归，惜别休言半斑白。筹幄容我建寸长，腔血犹在吹未凉。”(《同人叠韵……和一章》，《半》卷八)孤帆远扬，却于途中病逝。
青乔后期的诗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他的哀民诗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指出了清政府苛捐重赋、竭泽而渔、民不聊生是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肯定了官逼民反、百姓暴动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怒斥官兵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哀甬东》记“鄞县赋额浮征逾倍，东乡众户求减价，当事谓为乱民。檄兵往剿，丁壮惧而逃，惟妇稚在空，淫掠之。于是四乡公愤，并力出拒，兵民互伤以千数”：
海氛甫戢兵又起，只为官中急追比。狼烟一夕红过江，血染连村成战垒。耕男馇妇猛一省，骷髅饮冤死犹警。往时催科笞在臀，今时催科刃在头。(《半》卷六)诗中写出了官府横征暴敛，恣意杀戮，奸淫抢劫，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慨而奋起反抗。严酷的现实折磨了诗人，也改造了诗人。
二是他的诗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满清王朝中风雨飘摇中已无法维持腐朽的统治。
“征剿”的军队无心应战，却又屡称战功卓著，“叱咤风云声满纸，披读露布皆奇功。”“防堵”只见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水防既溃陆防急，防豫防冀防徐梁。坐令九州尽惟扰，贼梳兵栉无完疆，”偶有“收复”，也是“间一合围夸战克，振旅入城无一贼”。地方“团练”则是“渔猎闾阎势重炽，纷孥乌众嬉满城”。国库空虚则“捐输”，“称是估籍恣搜掳，刮尽脂膏遍地疮”，财力匮乏“援纳”，“一行作吏如行商，市道浸淫透朝局。”(《感时事九首》，《半》卷六)
太平军兵围杭州，守城将官闭城不战，坐令战火蔓延，“传烽入境谍犹遥，迎击无人截路邀。坐使咸阳三月火，涨天红焰一城摇。”将帅还故作镇定，自欺欺人，“垓心坐镇仗人和，惨澹旌麾自雅歌。共说中丞诚一片，扶乩掷茭吉词多。”城中饿殍遍地，生灵涂炭，“吸雪餐风两月淹，几家留喘望重恹。伤心饥死还兵死，谁把生灵竟聚歼。”诗人此时万丈怒火，厉声痛斥“无如豢肥狗，骨尽遭反噬”(《围城杂咏》，《半》卷八)，反映出诗人对满清政府和军队的彻底失望。
四
19世纪中叶是上一个发生“乾坤之变”的时期，危机四伏的国势，使心怀天下的士人心绪变得越来越沉重，忧患意识促使了近代经世思想的形成，出现了以林则徐、黄爵滋、陈庆镛、姚莹等家和龚自珍、魏源、汤鹏包世臣等思想家为代表的经世派。青乔是经世派中一位地位低微。却热忱于拯道救弱、疾声厉呼的先锋人物。他耻为文人，“廿年仍短褐，初志岂诗人。”(《赠徐晋锫》，《半》卷二)他的诗歌不是“文人之诗”，而是“志士之诗”。《咄咄吟》不是停留于悲愤感慨，而是深究战事的幕后，追寻战败的原因，“冷眼军前事，伤心城下盟。”(看云僧《咄咄吟》题词)反思和东征之役的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底用名山贮石函，筹边策备此中参。”(《自编……赋此为签》，《半》卷二)他的《半行庵诗存稿》也反映了以社稷苍生为念，“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揭露敝政，呼吁禁烟，抵抗外侵，“其志不欲为诗，故其诗独工”(张际亮《答潘彦辅书》)。要之，论青乔诗歌在近代诗坛上的意义，不在于的精湛，而在于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经世诗风。“已非一般的未脱风雅习气的诗集”，“具有战斗的投枪和匕首的作用，较之不痛不痒的程式化的诗文来说，光辉得多”。
青乔的诗歌对道、咸之际的历史大变乱，作了颇为广泛而深刻的反映，称之为“诗史”是当之无愧的，时人对之评价很高，与杜诗相提并论。鹃红词客认为他的《咄咄吟》是“诗史一编传杜甫，良家十郡感陈涛”。无际庵主赞之“行间功罪模糊甚，合让诗人有史才”。欧波老渔叹之“空教投笔者，诗史擅传名”(《咄咄吟》题词)。从青乔的诗作《半行庵诗存稿》中大体上可以看到1833年至1863年近30年里，道、咸两朝社会变乱、民生疾苦、政治腐败、军事废弛、灾害狂虐等一系列史实。他的诗集兼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他“是写有关鸦片战争诗歌数量最多的人”，取材于亲自经历的事实，信而有证。他在《(咄咄吟)自序》中说：“仆本书生，不习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了他的《咄咄吟》有“信史”品格，“青乔作诗以抒忧愤，身在军中，纪事翔实……官家史册所不能详，观此可为殷鉴”。
青乔的诗集，依诗作注，以注解诗。注在容量篇幅上多于诗，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是青乔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色，如《咄咄吟》和《苗妓诗》注的内容远超于诗。这是对诗、文功能一种深层次的融合和延伸，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诗靠注诠释和补充，注以诗为主题和统帅。注具有散文表达的随意与自由，长于论述分析，又适宜叙事状物，有利于发挥“信史”的品格，能详细记录历史和社会事件发生的始末，特别是诗歌中无法概述的细节。青乔诗中大量采用注使他的诗歌的内容充实细密，为诗与史的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青乔曾师从“吴中后七子”之一的朱绶，他的诗歌从开始就有了吴下诗坛的渊源传统。不仅学习绶“兼取各家，不名一格”，也如绶“痛扫时调，力崇正声，以振兴诗学自任”，继朱绶之后，再享誉吴下。与林则徐的师友之谊使他的志士之诗中增添了不少的政治色彩，开阔了他的志士情怀。他没有一般士人的矜持，只要是正直之士，无论仕宦名流还是后进寒门，他都能倾心交往，“酒酣肝膈悉倾吐”(程庭鹭《半行庵诗存稿》题词)，既能与张鸿基、藏纡青这样的狂士为莫逆之交，也能与叶廷琯、张绵珠这样的谨慎迂耿的人互敬情深。青乔才气卓然，抱经世之志，谙熟文韬，悲壮的从军经历和黔地传奇般的游历让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其他诗人膺服，在吴下诗人群体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他的带动下，吴下中下层士人，尽管才调爱好各不相同却声气相投，力扫乾嘉以来吴下靡靡诗风，走上了经世致用、关心国事民情的现实主义道路，诗风大抵刚健沉郁，推动了吴下诗坛近代化的步伐。“仲环(绶)卒后十余年，子木继起，称诗吴下”，“吴下诗伯，首推贝子木”。
当然青乔在整个近代诗坛的影响不宜过分夸大。他科举止于明经，未有仕进，诗名受社会地位的限制和遮掩，未能进入上层社会和诗坛大家交往唱和，诗作在当时社会的流传有限，才气不能为当世共知，这决定了他不能成为近代诗坛的大纛。从地域来看，他的影响主要在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下一带；从阶层来看，他的影响主要在中下层士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