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良俊诗文中的“幽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论文摘要：明代文人何良俊许多诗文作品中都提及着“幽人”这个特殊的形象，这与古代的文人隐逸传统有关，也与诗人自己本身的思想有关，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潮有关。结合何良俊的诗学思想，研究其诗作中的幽人形象，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何良俊，（1506——1573年），字元朗，号柘湖居士，明代松江华亭县人（今奉贤县柘林乡）。他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文学家、 藏书家和美术家，与其弟何良博并负才名。著作有《何氏语林》（30卷），《四友斋丛说》（38卷），《书画铭心录》（1卷），《何翰林集》（28卷）等。其诗文作品大多收在《何翰林集》中，在其七卷（第1到第7卷）诗歌中，幽人及其相关词组出现了12次之多。可见，对幽人形象的研究是我们深入研究何氏作品及思想的关键之处。
一、何氏诗文中的幽人形象与隐逸传统
何良俊诗歌作品，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友情送别诗、祝寿题赋诗、写景抒怀诗、题画诗等等；从体裁上看，近体、古体、五言、六言和七言，绝句律诗皆有。从作品的深度和文学价值看，我认为何诗自我抒怀诗成就相对高些。而幽人形象大多出自这类作品中。下面是其中的几首及相关的小序：
“嘉树生南国，托根在江介。凌霜荐朱实，乘春飘素蔼。幽人重其德，昕夕勤灌溉，不逐上苑荣。秉志固有在，浮俗易迁化，因之发深嘅。”[①]《江阴花子索赋培橘》
“朝爽入轩棂，高树明初旭。好鸟语花间，幽人睡正足。喜无客到门，况有酒新熟。起尝四五酌，盎然春满腹。过午不冠栉，行持道书读。啜茗涤烦襟，焚香延静福。凌晨骑马客，富贵空戚促。”[②]《晨起用白传体》
“丁巳春，余谢客齐居，初九日始一造黄淳甫。俄而雪骤，姚原白盛、仲交杨伯海继至，觞酌留连，不觉迨暮。灯下，余索观石田二画，而归爰缀斯咏以纪胜。集诸君同赋，人成四韵。”
“余驾访幽人，献岁得良唔。入春未盈旬，林花已飘素。积李虽缟夜，恍疑月微露。酌醴复披图，偏映孙康户。”[③]
“條风弄柔和，青杨转南陆。幽人启轩窗，庭花媚晴旭。酌醴共邻叟，旷望平芜绿。悠哉闲适心，孰不希高躅。”[④]《南野》
从以上所选的诗来看，何氏的幽人指得是隐居田园，向往闲适生活，自娱自乐的隐士。何氏大量诗中涉及的幽人和中国古代的隐逸传统息息相关。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隐逸思想阐述的很清楚：“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的张衡的《归田赋》可以看着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陶渊明时，隐逸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将玄学思想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通过日常事物去体现玄理。他的独特，洒脱、安贫乐道、自娱自乐给后世士大夫提供了精神的家园，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后往往回归于陶渊明，在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到了盛唐时期隐逸之风有增无减，只是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逸大多是出于对乱世生命渺小，转瞬即逝的恐慌和无奈，只能空对山水风月寄托思绪，与玄学思想的兴起也密不可分。到了盛唐，大一统的盛世让知识分子渴望投身仕途，建功立业，他们的精神是积极向上的。隐逸只是入仕的阶梯，即所谓的“终南捷径”之说。但然，更多的人是将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表现人品的高洁，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宋元明清甚至往后，文人知识分子都喜欢写隐逸主题的诗文，这都不出于以上几种想法。”何氏也不例外，但是除了与隐逸传统相关之外，也和其本人思想及所处社会相关，这就是下文中笔者所要提及的。
二、何氏诗文中的幽人形象与其思想
何良俊作为明代著名的文人，他在诗文、书法、绘画、戏曲等方面都有所涉猎，从他的《四友斋丛说》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他的诗学思想。诗文中的幽人形象与其思想是一脉相连的。
“四友斋”的四友指的是庄子、维摩诘、白居易和自己。原文如下：
“四友斋者，何子宴息处也。四友云者，维摩诘，庄子，白乐天与何子而四也。……”[⑤]对于维摩诘是否是唐代王维，文学界产生了分歧，一般人认为王维，理由是王维字摩诘。也有人认为是指东方世界的如来。[⑥]何良俊以庄子、白居易和维摩诘为友，而他们正好分别是道家、儒家、佛家的典型代表。可见，何氏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他认为：
“庄子者，昔人谓其体醇白而家万物观其绝圣去智，名物淑诡，博达自姿而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然则游尘累之外，孰有过庄生耶。”
“白傅，虽仲尼之徒，其学不专为儒，然能处世而不住于世，仕官而无官官之心，以声色自娱而不染于声色。”
“余观维摩诘所说经，又名不思议解脱。其释者曰：‘解脱者，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也。”[⑦]
在何良俊看来，庄子、白居易和维摩诘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身心虽处于尘世，却不被尘世所累，这种生活方式也是何良俊所向往的，这也是何氏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共同之处。何氏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三教思想在他这得到统一。也正因为如此，何氏以这三者为友。何氏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反映在诗文作品中就表现为大写特写幽人幽居。下面是选自《何翰林集》中的一首：
“朝爽入轩棂，高树明初旭。好鸟语花间，幽人睡正足。喜无客到门，况有酒新熟。起尝四五酌，盎然春满腹。过午不冠栉，行持道书读。啜茗涤烦襟，焚香延静福。凌晨骑马客，富贵空戚促。”《晨起用白传体》（已注）
通读全诗，一个自由不拘，超尘脱俗，安逸闲适的隐士跃然纸上。和真正的隐士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脱离世俗生活，而是隠于闹市之中。通过日常的饮茶、焚香、读书、喝酒使生活诗意化、化。这就是何氏的愿望，诗中的幽人就是自己或者说是理想中的自己。
无独有偶，何氏的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其作品中，也体现在其对诗文、词曲、绘画、书法等所有的艺术的鉴赏评价中。对白居易、陶渊明的诗就是鲜明的例子。陶渊明的诗自然含蓄，将玄理带入日常生活，通过闲适的田园，朴实的话语——道出。这种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的诗风是后人所推崇的。但是，何良俊喜爱陶诗更多是将其作为精神自由的家园。这从对白诗的态度中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大致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几类。何氏并不是喜欢其所有的诗，相反他欣赏的是其的晚年的闲适诗，上面诗的题名就是最好的例子。对自由的追求表现在对诗文风格的推崇上是以自然为最高准则的。
“余最喜白太傅诗，正是以其不事雕饰，直写性情。……”[⑧]
“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⑨]
“……观云林此三言，其即所谓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今画者无此逸气，其何以窥云林之廊庑耶？”[⑩]
无论是“不事雕饰”，还是“本色”都是讲究自然。何良俊将自然贯穿于所有艺术作品的评论中，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也积极地寻求自然，追求幽人的艺术境界。这些是深受其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思想的影响。
三、何氏诗文中的幽人形象和社会思潮
人处于社会之中，一定会受特定社会思潮的影响。何良俊生活在明中后期，他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这也是何氏为什么强调自由、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外在因素是复杂交互地起作用的，为了更好的理解，现将其人为割开来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阳明心学。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阳明继胡居仁，陈献章等人之后，进一步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这种学说虽是主观唯心的，但是它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心，变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的僵化统治。在客观上也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人的觉醒。这也是王学最具生命力的所在。随后的王学左派，从王艮、罗汝芳、何心隠到李贽等，思想越来越激进。“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心学的兴起及传播，使人们的生活思想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张扬个性、提倡自我、肯定人欲成为主流思潮。何氏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表现在其对王阳明非常推崇，曾“杖策渡浙江，欲走见阳明先生”[11]他说:“阳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谓扩前圣所未发。盖此良知，即孔子所谓‘愚夫愚妇皆可以与知者’，即孟子所谓‘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谓‘本来面目’，即中庸所谓‘性’，即佛氏所谓‘见性成佛’。乃得于禀受之初，从胞胎中带来，一毫不假于外。故其功夫最为切近。”与之交好的文征明受心学影响颇深。文征明，号衡山，明代著名画家，其受白沙心学影响很深，在其画学思想和创作中有所反映。此外，他与阳明弟子聂双江也有交往，《何翰林集》卷十八中有《复大司马聂双江先生书》，卷十七有《代聂双江兵部尚书谢上表》，可见两人友谊很好。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诗中他写“幽人”的“过午不冠栉”强调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强调“本色”，强调“自然”，强调“性情”。
其次，商业的兴起。明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促使明代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文人的世俗化，文学作品的世俗化，民风的奢侈化。以巨商为主体的富豪阶层，当他们在占有大量财富后，自然产生了一种对精神的追求，希望获得文化上的认同。同样，读书人则非常羡慕商人的自由。双向的需求促使士商关系的密切化。同时，商人阶层骨子里还是希望通过读书来光耀门楣，让后代走仕途之路。在江浙地区，许多文人出自商家，如高濂、唐伯虎、王宠、何良俊、汪道昆等。出身商家的何良俊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他是明代新型的文人，追求世俗化的享乐，这在《四友斋丛说》中有所记载：
“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洲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来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盖不但二句之妙，而凤洲之才情亦可谓冠绝一时矣。”[12] 以妓鞋行酒体现了何氏任情放纵，狂放不羁的的真性情，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讲究非礼勿视的卫道士之流所理解的。正是因为如此，何氏才不遗余力地强调性情，强调自由。
第三，山林文化的影响。纵观何良俊一生，发现他爱好广泛，友人颇多。以其活动的地域，大致包括三个地方，即华亭、吴郡苏州、南都金陵。友人大致有董宜阳、张之象、徐献忠、莫如忠、文征明、王维桢、郭第等，此外与王世贞也有交往。文人之间的交游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一般而言，志趣相投或观点相同的文人喜欢聚在一起，何氏与其友人的交往，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这在其著作中也得到证实。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一个文化现象，那就是和何氏交好的文人包括他自己都喜欢以山人或居士为号，如董宜阳号七休居士，张之象号王屋山人，徐献忠号九霞山人、长谷山人，文征明号衡山居士等等，何氏也不例外，自号柘湖居士。“山人”本意是指山中人，在这里是指明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时期，山人的界定是不同的。但其代表的山林文化是与台阁文化相对的，隐逸文化与市井文化不断合流的混合性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传统的隐逸文化，它消融了隐逸的高洁，虽号山人或居士，却不需要住在深山，同样可以尽情地享受现世生活的快乐。可见，隐逸的世俗化、现世化促使文人走出书斋、走向市井、享受现世，提倡个性解放。
明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商业的兴起，山林文化的，王学左派的影响等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印证的。何良俊生活在这个时代必然受其影响，他的诗学思想也与此相关。
研究何氏诗文中的幽人形象，是对其诗学思想及所处的社会及相关传统研究的一个小小突破口，我认为其价值就在于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些问题。
：
1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社会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2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3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4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三 第31页
5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十五 《四友斋记》 第125—127页
6 亢学军 《明中期江南世人心态之形成——以何良俊为例》，《中国文学研究》 2004年第4期
7 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十五 《四友斋记》 第125—127页
8 明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卷二十五 诗二 第226页
9 明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卷三十七 词曲 第342页
10 明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卷二十九 画二 第265页
11 明何良俊 《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嘉靖四十四年何氏香严精舍刻本）卷十九 《与王槐野先生书》
12 明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版） 卷二十六 诗三第241页
参考书目：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高等出版社 1999年版
朱良志著 《扁舟一叶——与中国画学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张德建著 《明代山人文学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叶 朗著 《中国美学史大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朱光潜著 《诗论》，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