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关键词〕 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意识形态化；第三种诗学形态

　　〔论文摘要〕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
　　　　　　
　　现实主义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文学术语，在它的产生和生长过程中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个术语传入中国，浸染了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当然也影响到中国现代诗学。中国现代诗学对它的引进有其自身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引进以后，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中经历了一个逐渐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现实主义”是否与诗歌有缘，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仍有人提出疑问，但在现代诗学中它作为一种主要甚至在某些时候是独尊的诗学形态确实存在。
　　
　　(一)
　　
　　现实主义作为术语，在西方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就文学上来说，欧洲19世纪2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界尚未出现这个术语。最初出现“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821年一篇佚名文章《十九世纪的墨丘利》中，但它的意义仅限于“模仿说”的范畴。“现实主义”概念在西方流行于19世纪50年代。1857年，史家尚弗勒里出版了一本名叫《现实主义》的文集，其序言称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创始人，此后“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开始被人广泛运用。在19世纪后半期，恩格斯也在论文艺的时候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1859年，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1888年，在《致玛·哈克奈斯》一信中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这是针对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而言的。后来，高尔基也对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对于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地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2〕卢卡奇、加洛蒂还提出了“大现实主义”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概念。〔3〕
　　从西方现实主义概念的产生过程来看，现实主义最初是与西方叙事文学的模仿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在巴尔扎克时期就与描写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和批判性相结合了，现实主义也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和创作方法出现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对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典型性、本质特征和细节真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在谈到小说这种体裁时讲得更多，但显然没有一个理论家把现实主义这种文艺创作方法做过文体上的限制。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一种创作倾向适用于所有文艺形式。现实主义的流行正是在西方浪漫主义由盛而衰的时候，这种创作方法作为一种反浪漫主义的思潮倾向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距离。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痕迹越来越浓厚，开始有些脱离文学本体的学术规范，到20世纪30年代，当卢卡奇提出“大现实主义”概念的时候，现实主义逐渐泛化，在苏联和以后的中国甚至出现政治化和唯一化的倾向。
　　
　　(二)
　　
　　中国现代诗学中最早接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般认为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首次运用西方的概念，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个派别。他从人性分析出发，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者，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游于他境界，而变化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4〕这就是所谓“理想派”小说所产生的原因。另外，“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焉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模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5〕这就是所谓“写实派”小说给人的感觉。梁启超在这里一是谈的小说，二是从感受和体验的角度谈对这两派小说的一般看法，还远远没有到达作为创作方法的文学理论的高度。
　　我认为对文学创作方法和类型有高度自觉、同时于诗歌类型有明确意识的当首推王国维。1906年《文学小言》是王国维对文学本体有深刻体认的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就对文学的本性及其描写的类型和性质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他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6〕这几乎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古典”与“浪漫”、“客观”与“主观”的文学类型的划分了。同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他不仅提到席勒对诗歌的看法，而且还针对席勒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指席勒——笔者]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7〕这简直可以说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派”的先声。同文中，他从诗歌的根本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区别，从这种区别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诗歌类型的理解。他说，“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8〕这种从创作精神倾向的角度来区别不同类型和区域的诗歌创作，已经具有现代创作方法的某种意味了。其“当日之社会中”与“当日之社会外”，不正是文学创作“写实”和“理想”的焦点所在吗?而“改作旧社会”也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根本目的，“创造新社会”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构想和现实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初期新诗的诗论家们大多倾向于诗歌的写实主义。譬如刘半农，他对新诗最强调一个“真”字。在《<分类白话诗选>序》中他说，“《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老白(指白居易——笔者)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9〕对新诗反映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是充分肯定的。俞平伯则明确提倡新诗要“注重实地的描写”〔10〕。在五四的诗论家中，胡适对新诗写实的强调对引导新诗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起到了很大作用。1915年8月，当胡适“读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就认识文学大体上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笔者)两派，并揭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11〕。这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把握得相当准确了。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12〕。在作为新诗“金科玉律”(朱自清语)的《论新诗》一文中，胡适把诗体大解放看成是“精密的观察”〔13〕、“写实的描画”〔14〕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五四初期白话诗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倾向于“写实主义”，这一点得到了茅盾的充分肯定。他说，“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精神，在初期白话诗中，题材上是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大量抒写，方法上是所谓‘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15〕“初期白话诗中有好多‘文件’性质的作品。”〔16〕五四初期富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中国现代诗学在流派上比较集中的体现除了白话诗派的诗论家而外，文学研究会的诗论家也很典型。“文学研究会诗论家沈雁冰、朱自清、刘延陵、周作人、郑振铎、俞平伯等五四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张扬了文学必须为人生，诗歌应当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学观。”〔17〕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八诗人出版的诗集《雪朝》的序言中说，“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理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斫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18〕潘颂德先生说，“这篇短序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诗学观的宣言书。”〔19〕

五四以后，随着革命文学的迅速发展、左联的成立和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和深入的讨论。五四落潮时期，早期革命文学的鼓动者针对新诗坛的一味的感伤、浮夸和浪漫就提出了诗歌应该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恽代英认为新诗应当“‘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20〕。邓中夏向新诗人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两条就是“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新诗人须从事革命实际活动”。〔21〕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普罗诗歌社团纷纷成立，对有的社团郭沫若还亲自予以指导，鼓励他们“‘多采取劳苦大众的呻吟、呐喊、信号’”〔22〕。普罗诗歌理论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把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等同于现实，甚至将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等具体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于诗歌。郭沫若甚至公开说要做“标语人”、“口号人”。〔23〕左联成立以后，瞿秋白、周扬等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周扬对苏联批判“拉普”的左倾错误和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给浪漫主义留了一席之地。〔24〕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发展。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成了那个时代许多诗论家的共识。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就充分肯定了诗歌的现实斗争作用。他称赞殷夫的诗集《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25〕。茅盾在1937年1月1日《文学》杂志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论初期白话诗》一文，着意向文学青年推荐五四新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在诗学理论上明确主张诗歌应该走“现实主义的路”，蒲风“认定诗歌是社会的反映，并且是社会的推进物，应有时代意义的”〔26〕。“现今唯一的道路是‘写实’，把大时代及他的动向活生生地反映出来”〔27〕。同时或稍后，臧克家和艾青等更是将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臧克家在诗集《烙印》的《再版后志》中说，“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28〕这可以说是最接近对现实主义本意理解的一种意见。这种态势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到6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几乎成了中国诗坛唯一合法的诗歌理论了。

　　在30年代的文学界，对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译介主要集中在日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专门从诗歌角度译介外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恐怕要数1933年程鼎声译述的日本诗歌理论家萩原朔的《诗的原理》。这本书采取纯粹学术的角度专辟一章“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理论上深入的剖析。它并不同于西方正统的文学分类，将古典主义(客观)和浪漫主义(主观)对举，而是直接将现实主义(客观)和浪漫主义(主观)对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成是所有文学中都存在的最为基本的类型。从此书可知，日本文坛在引进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时候，对现实主义也经过“主义”、“写实主义”等等称谓。萩原朔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有四条，即“毋溺于感情!/务须排却主观!/当根据现实!/要描写实在的自然!”〔29〕这种创作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与浪漫主义不同呢?作者认为是“起于两者对于人生的——人生观——在根本上有所差别”。“客观派的文学——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在这派人看来，人生便是一个实在，正是如其所有，如实所见的。其生活的目的，不外在这现实的世界里，看自然人生的实相，观照真实，把握着存在的本质。故它们的态度，实实在在是对‘现实的世界’，做忠实的观照。这种生活态度是知的，是认识至上主义，一切都要‘真实的观照’。这就是‘为观照而’”〔30〕。这种很平实的研究，在我国诗学界自己的著述中是较少见到的。但程鼎声的译述说明，我国新诗学界至少有人关注创作方法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保持一种距离的诗学研究路数是存在的。
　　
　　(三)
　　
　　从现实主义诗学形态在中国的萌芽、初步引进，一直到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现实主义的观念经历着两个路数的迁移历程。一是对“现实主义”抱着文学本体的态度，强调新诗的“写实”的性质，要求诗歌贴近大众，贴近平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种路子在译介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也取学理的态度(如茅盾早期的介绍，程鼎声的介绍)，力图弄清现实主义的根本性质。他们追求文学的“本质”，也就是臧克家所说的“永久性的真理”。他们反对过多的感伤和无聊的浪漫，追求感情的朴实和真诚。这个路子可以描绘成这样一条线索，即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蒲风的半个是指他还具有较为浓厚的浪漫气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另一个路数是对“现实主义”一般是抱着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强调新诗的“写实”性质，坚持诗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特别是对时代、对社会斗争的反映，主张将政治理念甚至是方针政策直接写进诗歌作品中，坚持现实主义的阶级性质。译介外国现实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日本、苏联的现实主义思想。他们也反对过多的感伤和虚假的浪漫，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力度。这个路子可以描绘成这样一条线索，即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线索，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就这两条线索而言，后一条线索在理论上的势力要强大得多，特别是到了1940年代，这条线逐渐成为主线，再往后就几乎成了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创作方法。由于意识形态浓厚的现实主义一路的迅速发展，从学理上研究现实主义诗学理论问题的比较平实的一路几乎被人遗忘，事实上在其中一路发展的高峰期，另一路则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从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全貌上来看，我认为它的总体走向先是从一些具体的方法、一些基本的创作要求提出“写实”的问题，后来随着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迅速传播，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开始为人所认识，文学史意义和分类学上的意义得以突出。此时，现实主义也开始离开自身作为文学的本体意义，逐渐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为什么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的人性批判性质，到了中国就开始变成了阶级和政治的批判性质呢?这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苏联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主义”我们是作为社会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特殊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文学上的创作方法那样一种情况不是本来的和应当如此的。正因为“现实主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所以在今天还有人提出，“无论如何，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对于诗歌来说是相当迷惑，相当困惑的”〔31〕。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在它的发生期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雏形，虽说离它的成熟(我个人认为要到胡风才成熟)还有一定距离，但它已显示出自身的许多特点。第一，中国现代诗学的现实主义思想不是在反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现实主义往往还有些“浪漫”的性质。“浪漫”和“现实”有时还分不大清楚。譬如胡适的《人力车夫》，看起来够现实的，但仔细品味一下，那居高临下几乎带着施舍的状态倒毋宁说有些浪漫；蒋光慈、蒲风的诗歌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但他们诗歌中激情的高扬甚至是泛滥往往又是浪漫主义作品中才能见到的。所以，王富仁说臧克家，“他创造的‘老马’意象，像闻一多的‘死水’意象一样，其象征的意义、现实的意义、抒情的意义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其荒诞性与真实性是没有任何明确界线的。”〔32〕第二，中国现代诗学的现实主义具有反中国古典主义的思想，所以，它最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虚假而追求真实。但这种对“真实”的追求又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它往往更注重诗人表达感情的真诚，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忠实，不太注意是否表达了客观对象的真实性。第三，中国现实主义诗学与政治联系密切，这也是与西方正统的现实主义不同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本身政治斗争激烈，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社会的主导生活，所以几乎拿得上手的东西都成了“战斗”的工具；同时，中国有实用理性的精神和“文以载道”的传统，这样的文化背景也促成了现实主义诗学与政治的联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作为文学本体的现实主义(包括诗歌中的)也时隐时现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它并不等同于西方；虽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精神有所继承，但它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中国古典的文学精神。它是属于“第三种诗学形态”，即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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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纪怀民，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269.
　　〔2〕 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A〕.转引自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M〕.华夏出版社，1994.278.
　　〔3〕南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M〕.华夏出版社，1994.
　　〔4〕〔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梁启超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9，350.
　　〔6〕〔7〕〔8〕王国维.文学小言〔A〕.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M〕.周锡山编校.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25，31，31.
　　〔9〕刘半农.《分类白话诗选》序〔A〕.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一九一八——一九四九)〔C〕.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60.
　　〔10〕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A〕.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花城出版社，1985.27.
　　〔11〕 胡适留学日记(四)〔A〕.转引自潘颂德.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M〕.学林出版社，2002.30.
　　〔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
　　〔13〕〔14〕胡适.论新诗〔A〕.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2，4.
　　〔15〕〔16〕茅盾.论初期白话诗〔A〕.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310，312.
　　〔17〕〔19〕潘颂德.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M〕.学林出版社，2002.9，10.
　　〔18〕郑振铎.《雪朝》短序〔A〕.陈绍伟.中国新诗集序跋选(一九一八——一九四九)〔C〕.69.
　　〔20〕〔21〕〔22〕〔23〕杨里昂.中国新诗史话〔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75，75，112，114.
　　〔24〕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A〕；现实主义试论〔A〕.北大，北师大，北师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2)〔Z〕.上海出版社，1979.
　　〔25〕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A〕.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出版社，1981.494.
　　〔26〕〔27〕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A〕.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C〕.219，223.
　　〔28〕臧克家.烙印·再版后志〔A〕.臧克家序跋选〔M〕.青岛出版社，1981.1.
　　〔29〕〔30〕〔日〕萩原朔.诗的原理〔M〕.程鼎声译述.上海知行书店，1933.22，23—24.
　　〔31〕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M〕.华夏出版社，1994.279.
　　〔32〕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