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到本能的人性的复归——浅谈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性”

　　[关键词]精神　本能　新时期文学　人学性
　　[论文摘要]新时期文学从宏观上看，是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这个文学应有的目标的回归。在向着人学目标的行进中，不管是从对于人的外部世界描写的拓宽，进到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测；还是从侧重刻画英雄人物，进到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亦或是从群体大我心声的表达，进到对个体自我的表现，都体现了文学的“人学性”，总体上走过了一条人性复归的精神历程。
　　一
　　把人和人的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中心是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必然遵循的文学艺术创作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才把文学称为“人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谷融先生曾一再强调“文学要达到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1]新时期文学最初是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重新崛起的。由于十年动乱中人性沦丧，“瞒与骗”的“阴谋文学”肆虐文坛，文学界首先呼唤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当时率先登上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许多作品，都鲜明地表现着这种精神。刘心武可以说是新时期较早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进行反思的作家之一。他说：“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觉得人性大沦丧，大规模的人身侮辱、人格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种种的手段，都是为了从视觉上、感官上让人不是人。”[2]他于1977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代表了“伤痕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即透过人物外在的伤痕，揭示了灵魂的扭曲。通过宋宝琪与谢惠敏这两个典型形象，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喊出了人们的心声。
　　新时期文学正是恢复了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才使其具有了感人的力量。新时期文学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不仅是社会文明的需要，而且也是文学自身的需要。这种呼唤，不仅是关心社会和人的命运，而且也是关心文学自身的命运。”[3]作者排除种种政治顾虑，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创作勇气，挣脱狭隘的政治观点的约束以及一种新的创作意图的自觉。文革文学中强调和要求的普遍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共同的大我意识被消解，而转入到“注意人的个性价值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与矛盾，注意肯定个体精神需求的合理性”[4]，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在其精神层面上可谓是对文革文学的个性反叛。
　　，对非人状态的控诉并不限于“伤痕文学”，随着反思的深入，1979年崛起的“反思文学”更把审视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十七年。如果说“伤痕文学”带有喷吐宣泄的浓烈感情色彩，那么“反思文学”则更具有深沉思考的理性穿透：或在生活禁区方面勇于大胆突破，或在社会主题方面深入开掘，由对因历史造成的伤痕的揭露，转入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和人物心灵的开掘。塑造复杂的人物性格则成为反思文学自觉的艺术追求，为民请命的“犯人”李铜钟，年年造屋年年落空的农民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等人物形象身上，凝聚着痛楚的历史曲折和辛酸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必然延续。
　　二
　　从文化寻根开始，一些寻根作家以及一些在寻根思潮影响下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由文化走向了生命，走向了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命形态，生命本体的关照。李庆西认为，“寻根派”作家，“首先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的事物，他们喜欢拉扯柴米油盐、描写婚丧嫁娶；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描述中，他们有意使自己的审美态度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态度相协调。”而这种导向“回到事物本身”的选择，不是对命运做出的简单的逻辑概括，“‘寻根派’作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中发现了命运的虚拟性。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格的自由，可行的办法就是穿透由政治、、伦理、等构成的文化堆积，回到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去。”[5]所以，文学的根只能在“生命”之中，“寻根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是对人自身的关怀。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作家刘恒的作品集中表现了人的生存经验的某些基本方面——本能性的欲望，主要是“食”和“性”的欲望，他试图通过还原人的生存经验的最基本的因素来呈现他对人性的本质的理解。《伏羲伏羲》和《狗日的粮食》一起被称为姊妹篇，《狗日的粮食》偏于写“食”，而《伏羲伏羲》偏于写“性”。《狗日的粮食》以极为生动的笔触突出地描述了人在“食欲”的驱使下的生存活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处于窘困生存状态中的人们所经受的生存的磨难和挣扎。刘恒经常将人物放置到某种极端的状态——极端的饥饿和性压抑中，拷问出人性的本质。《伏羲伏羲》更怵目惊心地呈示了发生在杨家的生命悲剧——性爱悲剧。作家通过“性”这个窗口，以沉郁凝重的笔调，深刻的道德文化批判意识，揭示了人在生命本能层面上的悲剧性的生存际遇。
　　当代文学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和人们对物质生活、世俗人生的前所未有的追求，逐渐淡化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忽略对于具有崇高意味的精英人物与环境的描写，而突出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这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等在“新”字号旗帜下的文学作品，在对当代社会中欲望追逐的描写中，展示了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特别是“新生代小说”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将现代人的生存的无奈与孤独、恐惧与绝望暴露无遗。
　　三
　　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极特殊的时代，它是经历或参与者们只能重温而无法重临的一段旧梦。当我们回顾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精神历程时，就会发现，不论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人的生命精神的召唤，“寻根文学”对人性解放的呐喊，还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对人的生命本能的表现，以及“新写实”小说对人的生存本相的展示，从精神到本能，文学始终没有离开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相对于它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着商业主义出现的不仅是精学的逐步“退场”，还有随之而来的个人化写作。一些畅销书作家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甘愿自报隐私，以个人的一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或生活经验为卖点来迎合大众低俗的欣赏品位。一些美女作家写作、身体写作或是“性爱日记”赤裸裸地描写性生活，宣扬性解放。我们的确提倡文学回归人性、人道主义，回归文学本身，但也不能因为矫枉过正而走上另一个极端，不能因为思想解放便激进地在甩掉精神枷锁之后盲目地推崇个人主义至上和极端的自由主义。性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的也是社会的现象。但那种不符合公共道德准则要求的关于两性关系的绘声绘色的渲染和描写并不等于反映生活真实，更不等于人性美，只能表现出人性丑。在文学作品中以这样的方式描写人、表现人，不是钱谷融先生提倡的“写人性、写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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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
　　[2]个性问题浅谈[J].福建文艺，1981，(1).
　　[3]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C].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88.
　　[4]近十年中国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C].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
　　[5]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J].文学评论，1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