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危机－发展链”原理初探

（一）
    作为市场中的重要微观主体，由其自负盈亏的性质与特征所决定，必然应该成为市场竞争中奋斗不息的竞技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行为人能否地做到“居安思危”，或长期拥有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态度与热情，进而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众多的理论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和影响，如消费需求的变化、技术的、国家政策的调整、国际经济的影响以及竞争对手等因素的变化，市场总是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很难想象企业过去的经营成果会一劳永逸地在今后任何时期都能毫无变化地保持下去。国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道：“市场上唯一不变的经济就是市场永远是可变的。”忽视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基本规律，必然意味着企业在经营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这也正是古人所谓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要义之所在。可见，市场规律要求并迫使企业必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导致这些因素的根源等进行充分的考虑。“居安思危”，方可预防并化解潜在的危机威胁，做到“防患于未然”，尤其是能在现实的危机来临之际应付自如，避免茫然失措。这正如《孙子兵法》上所言“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于解也。”
 其次，国内外众多成功企业的经验也证明，危机乃至危机意识是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强大压力器和精神力量。一方面，当现实的危机降临到企业面前、职工的切身利益与安全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之际，职工的命运便与企业的前途悄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时若能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鼓动与激励，便会极大地激发全体员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从而变现实的危机为强大的压力，并使企业及其行为人化压力为动力，化沮丧为振奋；另一方面，一旦企业行为人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萌发了不满足于现状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这必将导致他们对企业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唤起全体员工奋发进取、百折不挠的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并能使企业在成功面前长期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智的判断。
    总之，危机以及危机忧患意识的存在，应该能使企业产生巨大的压力感；而沉重的压力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作用下必将转化为强大的动力；从而驱使企业不断谋求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制度等系列创新；最终实现企业的腾飞与发展。这一过程形象地说，即“危机→压力→动力→创新→发展”。对此，笔者简称为“危机―发展链原理”或“危机压力和动力原理”。
（二）
    显而易见，上述“危机―发展链原理”对广大的国有企业而言是有很重要的启迪的。“市场永远是可变的”经济规律，要求每一个国有企业及其行为人必须培育必要的危机忧患意识，并使这一经营理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企业内部的每一位职工脑海之中，通过危机意识在企业内部营造一个有益于改革和发展的小环境，形成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克服阻力与难关”的巨大凝聚力；激励全体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促使职工对企业的前途与命运予以极大的关注，使职工时刻感觉到企业的前途危机四伏，因而不可须臾懈怠，最终形成职工与企业同呼吸、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应该看到，现实状况并非完全如此。传统体制下生成的国有企业不仅缺乏强硬的外在压力机制；也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国有企业或其行为人较为普遍地存在着高枕无忧、不思进取的惰性；并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等、靠、要”思想，企业行为人既不愿去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更不想主动承担创新的责任和风险，较多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竟然已成为鞭策不动的“睡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拨改贷”改革不但没能改变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效益低下状况，反而使国有企业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计划经济时期，鉴于国有资本投放的无偿使用所造成的资金运营的低效率与巨额浪费现象，1980年代初期，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等单位的改革方案，拟试行国有资产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银行（有偿）贷款的办法，以期增强用款单位的责任感，1985年“拨改贷”全面推开。按理说，“拨改贷”应该是属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活动的有益尝试，它应该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投资管理、抑制国有企业的盲目投资需求、培养企业的投资风险意识。但是，实际运行结果却完全否定了上述理论推断。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负债率已高达80％以上，十几年的间接融资制度并没有增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压力，当然更谈不上实现企业的腾飞与发展了，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在目前采取“债转股”的方式来为国有企业化解巨大的债务压力与风险。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直观地说，与“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在我国的“缺位”有关，即原有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自身素质与经营能力上，大多和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企业家规定或要求相距甚远。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干部制度等的不合理。具体说，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导致了国有企业投资主体非人格化倾向极为严重，国家对国有企业统负盈亏，企业缺乏必要的法人财产所有权，因而其行为人便自然地缺乏危机压力感和利益动力刺激；而政企职责不分，政府对国有企业非经济干预过多过滥，更淡化了企业行为人的危机忧患和自我加压意识，助长了企业负责人对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极不负责的消极应付态度；此外，现行体制下的企业领导人的“官员化”倾向以及其行政任命制度也是妨碍企业家资源广泛形成的另一重要体制根源。从“拨改贷”来说，这一改革虽在形式上改变了企业的资金来源方式，因而加强了企业资金的硬性约束，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在其它方面并没有形成配套改革，如投资体制仍沿袭过去的“国家定项目、国家给资金”的体制，投资决策仍“层层审批、集体决策”，这样，在“看起来谁都对投资负责，但实际上谁都可以不对投资负责”的制度安排下，显然是不可能培养起企业负责人的风险责任意识的。特别是由于对一个企业贷款的多少实际上决定着国家对该企业乃至该企业所在地的资源配置的多寡，这样贷款的多少不仅影响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决定着该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升迁与福利待遇的高低，这使得国有企业领导者们最终于1987－1988年前后纷纷悟出了一个“道理”――“拨改贷”将可能是向国家要钱、尽快扩张企业规模的捷径或“一顿免费的午餐”，“不贷白不贷”的心态促使国有企业大量向国有银行贷款。制度上的缺陷成为造就我国国有企业盲目投资的“罪魁祸首”！而今天，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负担，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资产重组、“债转股”等一系列改革对策，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减轻国有企业负担的优惠政策有助于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实现“国企三年解困”的目标，但是，如果上述体制与制度方面的缺陷不能在尽量短的时期内得到有效的扭转或克服，那么，即使国有企业的现有包袱可以一次性得到非常彻底的剥离，恐怕也不能肯定地说我国的国有企业便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或者说具备了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综上所述，培育、普及并强化国有企业的危机忧患意识，一方面固然需要造就一支职业企业家队伍；但另一方面，更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改革。例如，第一，在企业内部要通过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建立起灵活的、能有效适应市场变化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国有企业最终塑造成自我加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竞技者；第二，在企业外部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尽快建立，创造企业主动参加市场竞争并勇于接受市场考验的宏观体制背景与环境，通过企业内部应变机制和外部压力环境的创建，培育并造就出企业的不断自我加压机制，增强企业适应风险以及抗拒危机的素质和技能；第三，要改革传统的干部制度，并在全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队伍自发形成并日益壮大的宏观环境，最终使国有企业行为人在市场竞争中时时刻刻能自觉地保持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并通过危机意识这一自动“加压泵”和天然“发动机”，驱使企业成为一种无需政府或其他的人为外力来推动的“自我增长器”。（三）
“危机――链”原理还表明，不断“创新”是危机忧患意识的必然结果和企业发展与腾飞的必由之路。企业一旦停止了创新，既意味着“危机――发展链”原理中“危机”和“发展”之间的“链条”中断；更意味着企业活力与竞争力的消失。
广义上说，创新并非企业的“专利”，发达市场国家所普遍存在的以个人作为首要行动主体的创新就属于“个人创新”范畴；而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所实施的众多自上而下式的制度改革则属于“政府创新”范畴（1）；但一般而言，“企业创新”仍是最基本的或者说是最典型的经济创新形态。企业创新作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的一种经济行为，主要包括三大内容：技术创新（含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2〕。表面上看，这三类创新行为是各自独立并自成一体的，但笔者认为，企业的创新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有机总体，特别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一般而言，企业或企业家创新总是首先在技术创新领域展开，因为技术创新直接地使企业获得了持续的新产品研制与开发能力；并最终转化为强大的进入市场和开拓市场的力量；而且技术创新还推动着企业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促进了企业中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为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持续与深化的技术创新，企业必然要寻找那些与创新了的物质生产技术体系和人力资本等相适应的新的企业组织制度与管理方式，这样，企业的技术创新就地推动和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最后，一旦企业制度创新真正得以实施，又将会进一步保护并促进企业进行下一轮更高层次上的技术创新。换言之，没有配套的企业制度改革和管理体制创新，在传统的、僵化体制下是难以想象能组织实施持续而有效率的技术或产品创新的。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关系的剖析，对我们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有着极大的启示，这就是：适时地对国有企业进行制度与管理方面的创新是推动国有企业科技进步、产品升级、市场拓宽的重要保证。
此外，再进一步从企业制度创新来说，作为制度创新应该包括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两类创新是不可偏废或互相替代的。组织创新主要解决企业的产权制度和企业的组织形式问题；管理创新则主要涉及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内部管理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众多成功企业的实践证明，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不能代替企业管理方面的改革，因为加强企业管理工作是企业的永恒主题。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不可否认与管理不善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加强企业管理、推动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是另一方面，企望通过国有企业管理工作的强化与创新来取代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也是不可取的，毕竟，从根本上讲，管理创新只不过是制度创新在企业经营层次上的辐射。经济史中企业产权结构的每一次变迁，都相应伴随着企业管理方式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管理创新无疑首推随着股份公司的兴起（即制度创新）而出现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才导致了“企业管理等级制”的产生。由此我们得出本文的另一个结论：管理创新的基础是组织创新或产权改革，以“管”代“改”只会延缓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加大改革的“时间成本”，最终将会使国企长期以来形成的深层次问题不仅难以化解，反面会沉淀积累下来，从而给未来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与被动。

【注释】
〔1〕 许成安、杨青.对国有企业改革主体的思考——兼评改革主体错位论[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0(1).
〔2〕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德文版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不仅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而且将创新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创造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新技术和新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开发和使用新的原材料或获得原材料的新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
〔1〕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年.
〔2〕常修泽等. 现代企业创新论－－企业制度创新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3〕青木昌彦,钱颖一•. 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4〕张曙光 .繁荣的必由之路〔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5〕范恒山等. 北京青年经济学家谈当前经济改革－－别无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6 ] 许成安.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本退出问题[J].财经,2000(3).
〔7〕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经济日报，1999－9－27.
〔8〕石路明。国企脱困很重要，国企怎样脱困更重要〔N〕.成都：经济学消息报，2000－3－10. 
〔9〕王磊，徐祥生。经济体制负改革问题论析〔N〕.太原：山西发展导报，2000－2－22.